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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民族性的研究源于对国人的不理解，但在当时谈不上“反思”，只是对亲身经历中种种摧残人性之事的追问和求解。因此，去日本留学后比较注意日本国民性的研究，注意南博先生对日本文化和日本人心理的研究。1984年回国之后，联合各方力量，很快就开始了这个方面的研究。
1985年春夏之交在我的家里开了一个小型讨论会，这个“讨论会”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中国人研究的程式。这个会以我的恩师刘炎教授为主，还有吴廷嘉、凌力和于硕参加。刘炎老师是哲学系资深教授，我在东京大学留学期间，她和戴逸教授在京都大学讲学，曾在东京一起活动许久。吴廷嘉和凌力时为戴逸教授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新生力量，于硕时为人大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力。对于这个会，我事先没有太多的具体设想，参加讨论会的都是女教师，也是朋友般的学者和才女，我求助于这几位才女来共议我回国后希望开始研究中国人的想法。刘炎老师和她们三位才女给了我至关重要的建议和支持。会后，于硕立即四处奔波收集相关的图书并复印装订，她是民族性研究的第一功臣，但早已离开人大在国外从事人类学研究，是我一直挂念着的优秀女性。刘炎教授一直在我的背后，关注我的想法，成为我温暖的导师。她和戴逸老师的生活条件很清苦，他们住在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一号红楼宿舍，一栋老式楼房，上下楼要爬楼梯，刘老师爬楼梯时曾经摔过跤。我知此事后心中不安。于是，有了一个“小故事”。一次，当时在刘延东那里工作的苗少波来我这里，我对他说，希望为这两位老师的住处之事发点声音，在他的热心帮助下我写了一封“致刘延东信”。据说刘延东当即在这封信的原件上给人大校方和卫生局等有关方面写了意见。人大校方和卫生局方面很快有人看望了两位老师并给予了极好的关照。此事不久，在校园里有个小小传闻说沙莲香写信告了学校的状。其实，信中没有对学校的微词，相反，对学校还有一种脉脉温情。
对庞杂的图书资料进行整理、分类是依靠学生的力量完成的。为了把大量的卡片整合在不同的“类”里，他们曾经跑到紫竹院旁的国家图书馆，把卡片摊在一层大厅的大桌子上，把不同类的卡片归到一起，然后才有了依照类别的编排和写作，这是一个很费力很辛苦的操作过程。在做完这件事之后，我立即“宣布”放假，大家一起逛街，去了商业味道业已露头的中关村，我和学生一样地走来看去，很是高兴。以这些资料为基础的成果最后形成了民族性研究的第一本书《中国民族性》（一）。
1988年暑假，我开始和学生做实地调查，后来做问卷调查以及镇平县和留民营村、龙居村的社会调查。至今仍然怀念1988年暑假那次别有风趣的调查。那次调查，除了87级的袁方、许风海和唐顺义三位硕士研究生，还有已经录取、尚未入学的88级罗新和彭泗清，另有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日本留学生三乔秀彦。三乔是南博先生和阿部先生来人大时几次活动的参加者。那个时候，三乔和学生经常一起聊天、一起就餐，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现在他已是日本的大学教授，每年暑假带领日本学生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
1988年的那次调查是在大连郊外的碧海山庄。调查之前有我弟弟妹妹对碧海山庄的介绍和对调查提供的帮助，因此进行得比较顺利。这个山庄是由农民投资和管理的，山庄的服务人员主要是来自农村的青年，以旅游为主，游客大多是农民。我和学生食宿在山庄，以服务员的角色身份参与了顾客食堂服务活动，大家都戴上炊事人员的白帽子在餐厅内外走动，送餐洗涤，与此同时，又在山庄对游客做实地调查。调查中由于缺少经验，曾一度遭遇游客的“围攻”。一次，我对一伙边吃喝边打扑克的游客拍照，遭到游客一哄而起的反对，要我把胶卷曝光。当时真把我惊呆了，站在旁边的三乔秀彦也无能为力，只好废了胶片。当年的那次调查让我们比较具体地观察和了解到农民转型为服务员、农民从家庭走进公共场合的言语与行动，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同转型中的农民相处。我的学生，不只是这次社会调查，在其后的北京大兴县留民营村的调查、山东省菏泽地区的乡镇企业调查、河南省镇平县的县情调查、河北省满城县龙居村变迁的调查，都是走进现场，深入住户来进行访谈或问卷调查的，没有学生们的调查活动，中国民族性的研究是不可能实现的。
还必须说到，在中国民族性研究的过程中，不仅有我的学生，也有我的多方朋友，给予了莫大的帮助，没有朋友们的协助，中国民族性的研究同样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想念并感谢帮助过龙居村脱贫的港台朋友，想念并感谢台湾辅仁大学的李震校长。在钟奉慈教授的努力下，香港浸会大学给予了龙居村一笔丰厚的资金，购置并饲养小尾寒羊，以期龙居村尽早脱贫。龙居村干部在签订协议的第二天便兴致勃勃地赶赴山东购回百余只小尾寒羊。辅仁大学李震校长同样资助了龙居村的养殖业，李校长不仅资助了龙居村，也为我的学生梁丽苹赴台调查研究宗教问题提供资助，使她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李震校长是哲学、神学博士，极有影响力。他对天主教的执着，每每感动我。辅仁大学就是他的家，两间平房，普普通通，室内简单但却明晰，吴瑞珠是他的助理又像他的女儿，帮助他料理生活。2015年10月我在辅仁大学开会，得知老校长荣休后在台北北投天主教堂执事，而吴瑞珠已经病故，这个不幸的消息，让我恍惚了许久。瑞珠去世时还很年轻。1995年那次相见时她的热诚和她送我去桃园机场的容貌、身影，始终印在我心里。港台朋友对龙居村的资助和支持，龙居村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至今沉沉地念在我心中。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开始同台湾大学杨国枢先生有了接触和交流。他是中国人实证研究的第一人。杨先生数次受邀来人大社会学系演讲，他有关中国人的研究以及向我“送书万卷”，成为我研究民族性的重要支持和激励。时至今日，杨先生和以他为主的学术群体依然襄助于我的研究，让我得到了极大的慰藉，并于心中有着莫大的感激。
2005年，我开始考虑中国民族性变迁问题。但是，对于问题的思考终不得思路，迟迟未动笔，直至2008年。2008年上半年汶川地震、下半年北京奥运会，我从这两个重大社会事件中看到了“志愿者”的力量，看到了以“80后”为主要承担者的一代人的希望，看到了“人性”并没有泯灭掉。
关于民族性30年变迁的写作，我前后用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2012年搁笔。写改革后中国人的性格嬗变，以我身边发生的、我所经历的事件为依据，因而《中国民族性》（三）一书几乎由案例构筑。写这些，有时陷入苦恼与苦痛。30年民族性变迁的历程，显示出国人心理上、精神上付出的代价太大，太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