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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渡扶桑的直接目的是去进修社会心理学。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之初，国内在京津沪等地开始有了社会心理学的学术活动，鲁玉老师、孙昌龄老师、孔令智老师、时蓉华老师等多位前辈，是最早的学术引导力量。
1982年我去东京大学进修社会心理学，这在当时虽然是自己对于社会心理学的执着与衷情，然而对社会心理学却知之甚少。这个先天不足的状况要求我必须在社会心理学上狠下功夫。因此，我在东京大学的两年里用了相当多的力量，用心阅读有关社会学、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著作。
1984年回国上课，与当时的哲学系学生讨论社会心理问题。成为研究生指导教师之后又必须竭力指导学生完成培养方案。然而，大学教师是必须进行科学研究的，通过自己的研究不断提升研究能力和学生论文写作的指导能力。指导教师进行一定的写作并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也就成了一种必需而不是可有可无的。
本书中收录的附文主要是30来年教师生涯以降所写作与发表的部分文章。多年之后阅读这些文字，感到文字背后的“思境”是其时其思之下的东西，若在“当下”是再也写不出来了的。其中的早期文章因为没有保存在个人电脑中而是通过网络搜索下载的，因此，这里的下载稿件在文体或语句构成上和原稿是有所脱节的。此外，每篇文章都省略了关键词和参考文献。
这些文章大致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社会心理学基础理论的思考，以及对社会心理现象的量化研究；二是关于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附文第一篇论述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和总体框架，其篇幅较长，占了杂志的28个页面，下载的效果也不好，不宜用全文，这里是网络搜索下载的原文摘要。
【 摘要 】本文对我国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及其内容体系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证和探讨。作者认为，社会心理学对社会心理现象规律性的认识与把握是同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与把握分不开的。西方社会心理学各学派在对社会心理实质的理解与研究中所出现的各执一端的弊病，说明从理论上正确解决人的本质问题对社会心理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出发，作者概述了马克思的人论模式及其提出的依据，指出这一模式是我国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作者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我国社会改革的实际，论述了遗传工程、计算机技术、大众传播媒体以及社会、经济改革对社会心理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作为探索和说明社会心理现象规律性的中层理论，作者分析了社会心理现象所由产生的各种条件，划分了社会心理形态的层次。正是从各个层次的社会心理形态的内在逻辑联系中，作者勾勒出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的总体框架，并对社会认知（包括社会知觉、社会印象、社会判断）、社会动机、社会态度、群体心理（包括集团心理和大众心理）等范畴作了论述和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回想起来，对韦伯这本书的心理学角度解读，既出于知识上的敏感和现实兴趣，又同我在东京大学进修两年对日本经济发展及其经济精神的内在力量所持有的思考分不开。
【 摘要 】通过从心理学角度对M．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解读，透过对资本主义精神现象的解释并赋予意义的过程，以探寻经济精神、经济心理和经济主体诸多关系的具体生成及其历史效果。经济伦理作为一种社会道德形态，既是一种推动经济行为的道德力量，又是一种有着经济主体支撑的社会精神力量。
M．韦伯那本影响学界头脑及思考取向近半个世纪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伦理与精神》），曾在他不曾认定有推动经济发展之精神动力的东方儒学文化圈碰上一场不硬不软、合情合理的遭遇仗。这一仗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不乏深邃有力的研究及论证，证实韦伯的定论有偏颇。但不论从社会学还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读这本书，恐怕都不能说书中提出的问题已经弄清楚了。本文试图从心理学角度对《伦理与精神》一书进行探索与解读，分析心理力量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及其必备的条件。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的两个主题概念，用来论证“现代西方合理主义独特性的起源”，即“从发生学上解释西方合理主义的独特性”，或者说是韦伯用来回答“导论”开宗明义的问题：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归结于怎样一种环境。在他的中心议题下，韦伯讨论新教伦理这种“宗教思想对经济精神发展的影响，即对一种经济体制的精神气质的影响”。具体来讲，在韦伯的中心议题里，不是讨论资本主义活动本身的发展（他认为，这种活动在不同文化中只有形式上的差别），而是讨论独具特点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发生根源。用另一种泛化而又具有某种现实意义的概念表述的话，则是讨论现代社会或社会现代性的起源；同时，也不是讨论经济因素的基本意义，即经济状况所起的基本作用，他要讨论的是经济行为的精神因素的作用（他认为，如果合理行为受到精神上的阻碍，则经济行为的发展也会遇到严重的内部阻力）；而这个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禁欲主义新教伦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这就是本文讨论所力图阐明的论点”。
我在这里探讨的是韦伯这本书隐含的经济心理学思想并给以解释。“导论”提出的议题及其切入点，其实正是现代社会经济行为内部的精神力量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环境条件问题。经济精神和经济心理是两个既相关联又有区别的概念。在韦伯的论述中，经济精神是在精神气质或者说是精神品格的意义上使用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同义语，其核心是新教伦理的责任观念，“影响行为的最重要的构成因素”。
定义“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概念，即使对于韦伯也是件难事，用他的语言表达，就是“必然引起某些同类研究所固有的困难”。这个困难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依然是存在的，因此，理解韦伯使用这个概念的用意和理解概念含义是同样重要的。
韦伯说，谋利、获取、赚钱、尽可能赚钱，这种冲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见之于侍者、医生、车夫、艺术家、娼妓、不正派的官吏、士兵、贵族、十字军骑士、赌徒和乞丐。可以说，凡是具备了或者曾经具备客观机会的地方，这种冲动对一切时代，地球上一切国家的一切人都普遍存在。贪得无厌绝对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相反，“资本主义倒是可以等同于节制，或至少可以等同于合理缓和这种不合理的冲动”。这里的意思是，谋利、赚钱这样一些内在冲动，并不是资本主义精神，同时，韦伯肯定了对利润的追求、利用机会的营利追求与资本主义精神是相关联的，他说，资本主义和追求利润是同一的，不能利用机会营利的资本主义企业注定要消亡。
另外，韦伯又说到物质财富“牢笼”将“不能与最高尚的精神和文化价值直接相联”，自从禁欲主义试图重造尘世并在俗世中实现它的种种理想以来，物质财富获得了一种历史上任何阶段未曾有过的、愈来愈大且最终变得不可抗拒的统治人类生活的力量。今天，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已经逃出了这个牢笼，“没有人知道未来谁将生活在这个牢笼之中”。
总之，引述的这两个看法，能让人进一步明白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概念是用以讨论作为现代西方独具个性特点的资本主义起源问题，讨论其文化根源的。可以说，这是理解韦伯“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概念的外延限定。
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含义，韦伯在书的第二章专门提及。韦伯用了一个有点自命不凡的术语——“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术语是用来解释“一种因其独特个性而有意义的现象”，“如果可以发现什么对象，使这个术语能够应用于它，并具有某种可理解的意义，那么，这种对象只能是一种历史个体，即在历史的现实中相互关联的各种因素的复合体，它是由我们从其文化意义的观点出发，将那些因素组合而成的一个概念整体”。就是说，“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术语不是作为抽象的一般公式去把握历史现实，相反，它是被用来表示从独具个性的诸生成关系中把握历史现实。正是这样一种思考逻辑，使我们有可能透过对资本主义精神现象的解释并赋予意义的定义过程，发觉经济精神、经济心理和经济主体诸多关系的具体生成及其历史效果，发觉经济心理学上某些原生现象及其历史意义。
首先，韦伯从一个关系到那种精神的文献寻找历史现实，那就是富兰克林《告诫青年人致富之路》一书。韦伯引证较多的是关于金钱，“时间就是钱”，“信用就是金钱”。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意识到金钱具有孳息繁衍的性能，这就区别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里不同的金钱角色认同，令其孳息而不为金钱奴。在营利活动场合，信用之所以“就是金钱”，是因为它能带来金钱或利息及其积累，因为它有用。韦伯赞成富兰克林提出的谨慎、诚实，也是因为它们有用，它们可以保证信用，守时、勤劳、节俭也都如此，所以它们才成为美德。韦伯认为，富兰克林宣扬的绝不单纯是立身处世的手段，而是一种独特的伦理。违背了这个伦理的规则不被人认为愚蠢，而被看作渎职。他说：“这才是事情的实质。它不单是那种到处可见的商业上的精明，而是一种精神气质。这正是我们感兴趣的特质。”
至此，我们可以用韦伯自己的语言来道破“资本主义精神”为何者。他说，“职业责任”这一独特观念，“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的最重要特征，而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基础。它是个人对其职业的内容应当感觉的而且确实感觉着的义务”。归结起来，就是对职业的责任及义务，或者说是“天职”观念。这样一来，“赚钱”经济行为携带的符号意义就发生了变化，它意味着职业的责任及义务，“是有义务实现的目的本身”，“一种天职的思想”。
与此同时，还应该注意到，韦伯又是在合理主义意义上解释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合理的经营簿记制度，以严密计算为基础的合理化，是一种“以合理而系统的方式追求利润的态度”；二是“小心而又有远见地追求经济成功”。可见，追求经济成功是合理主义精神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明只有勤劳、节俭等精神特质，还不能说就是资本主义精神，或者说，勤劳、节俭之类精神特质本身构不成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们只有在合理主义整体中起作用，才是资本主义精神概念整体的构成要素。
综上所述，韦伯把资本主义精神解释为职业的责任及义务或称天职观念，也解释为严密计算和追求成功的合理主义，这实际上是从两个侧面来解释西方现代文明史实中的精神现象。当他从西方文化独特性考证赚钱时，营利、利润追求被赋予经济伦理意义，被视为职业上的责任及义务，回禀上帝的天职观念时，让我们感到他在侧重道德感情方面文化根源的讨论，而在韦伯从合理主义考证计算、簿记，小心、严密这些特质被赋予理性意义的场合，我们似乎感到“资本主义精神”与科学精神并无二致。
不论从哪个侧面理解“资本主义精神”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并培养企业精神尤其是企业家精神，都极有益处。从这个现实需要看，将经济精神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同义语加以研究及提倡，是有益而无害的。
讨论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经济精神，必然涉足经济伦理论题。“经济伦理”这个用语在韦伯书中多处出现，用以解释经济行为的伦理准则，用韦伯的话说则是“禁欲主义新教的基本宗教思想与其日常经济行为准则之间的联系”。依照这个预想，韦伯从道德角度论证了新教徒的劳动以及通过劳动追求金钱利益的正当性，指出在禁欲主义新教那里，劳动、勤于其职而不是消闲和享乐，是上帝恩典的象征，从而劳动是一种公认的禁欲手段，是抵御清教统归于各种诱惑的特别手段，劳动这一经济行为从新教禁欲主义伦理中得到的这种神圣意义是经济伦理的基础。在韦伯的论证中，独特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的形成包含两种含义：禁欲主义为实业家追求金钱利益以及一批劳动者登场提供了伦理支持，即只要实业家在道德品质和财富使用上无可指责，就可以追求金钱利益，并感到这是必须完成的一项义务；禁欲主义力量还准备了一批有节制的、尽职的、勤奋异常、把劳动视为上帝之所希望的一种生活目的而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劳动者。就是说，经济伦理作为一种社会道德形态，既是一种推动经济行为的道德力量，又是一种有着经济主体支撑的社会精神力量。
在前边解读韦伯“资本主义精神”部分曾提出一个写作思考，即透过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解释并赋予意义的定义过程，发觉经济精神、经济心理、经济主体诸关系的具体生成过程及其历史效果。希望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探明与“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相关联的经济主体及其具体生成。在这个问题上，韦伯为人们提供了如下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论证。
韦伯以职业统计和宗教关系的统计作为“资本主义精神”赖以存在的经济主体的社会依据。据此，韦伯说，现代企业的经营领导者和资本所有者中，高级技术工人中，尤其是在技术和经营方面受过较好训练的人中，新教徒占了绝大多数。他认为，解释这种事实的根本原因，“必须从他们宗教信仰的持久的内在特性中寻找，而不是只从暂时的所处历史政治环境中寻找”。今天，人们对于韦伯的这个论点或许是一目了然，但在韦伯那里却是经过反复论证的结论。可以说，《伦理与精神》一书贯穿了以新教徒为主体的企业家群体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文化关联这一主题。应当注意的是，韦伯的这种论证，其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其结论及观点，而且还在于其论证过程中提出或出现的问题。在这样的视野下，韦伯对其主题所做的论证是我们思考的坚实背景。
这部分主要探讨经济主体及企业家群体的文化意义。
经济主体这个概念在韦伯的全部论证中出现的频率极少，但它却是论证逻辑中最重要的“结”，避免了“精神”实质的失落而无推动经济过程之力，它把资本主义精神附着于经济主体，经济主体的出现及壮大，表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反而是适应的结果，而这个经济主体就是中产阶级企业家群体。
韦伯不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的个人包括企业家和劳动者自觉地接受经济伦理箴言是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的条件，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会迫使个人服从于资本主义的行动规则，那些不能或不愿适应这些规则的人将被排除在经济舞台之外。他说，今天的资本主义通过适者生存的经济过程，培养和选择它所需要的经济主体。为了使适合于资本主义各种独特性的生活态度能够得到选择，即使这种态度逐渐支配其他态度，它也必须在某些地方发生，并且不能只在孤立的个人中间发生，而应是整个人类群体的共同生活方式。韦伯说，这才是真正需要说明的起源。这里说得再直白不过了。韦伯寻找的是观念赖以附着的群体及其文化根源。这个群体有着共同的生活方式，它的发生根源，从文化的意义出发，是西方清教徒为主体的中产阶级企业家。韦伯断定，“在现代开始的初期，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态度的唯一或主要的代表者，决不是商业贵族式的资本主义企业家，而主要是正在兴起的地位较低的工业中产者阶层”。正是这个群体占据经济领地，并成为利益集团，科学技术的发展才可能有经济归宿和经济动力，虽然不能说西方科学的起源归于这些利益集团，但“科学和有赖于科学的技术的发展，由于具有资本主义利益集团所关心的实际经济用途，因而从资本主义利益集团中得到了巨大的刺激”。
今天，我们来回味韦伯对西方现代初期中产者阶层的发生所给予的历史位置和社会评价，不禁感到兴奋，今天的中国企业家群体好似正在发生并不断组织化、规范化和经验化；也不禁感到有望，忧思许久的经济心理研究终可在与经济研究相关的领域展开。
这样的感觉是否早了些？其实不然。因为与中产阶层发生相关的条件问题，同样为韦伯所十分重视，并且着笔很多。因此，在我们面对中国企业家群体去思考问题的时候，必然要把与中国企业家命运攸关的条件问题纳入思考框架。
这里，综合韦伯的观点，提出三方面问题：合理的企业组织形式问题、企业家群体个性问题、企业家职业社会化问题。
合理的组织形式与企业家群体生成及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没有合理的组织形式，现代企业合理化过程将无从实施和实现，甚至可以说，合理的组织形式是现代社会经济过程及其现代性确定的结构性条件。在韦伯那里，这个组织形式同西方资本主义独特性是共生并互补的，因而被相提并论。他说过，合理工业组织并非西方资本主义唯一特质，如果在其发展过程中没有另外两个重要因素，这个现代组织也是不可能的。首先是法律规定的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的分离即经营活动与家庭的分离，其次是与此相关的合理簿记即合理的经营簿记制度，“西方中产阶级及其各种特性的产生，这个问题显然与资本主义劳动组织的起源有密切关系”，“所有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独特性质之所以具有重大意义，完全是由于它们与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密切结合的缘故”。可流通证券的发展，投机的合理化即股票交易，等等，“若没有合理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全部这一切，纵使可能出现，但对于社会结构，对于现代西方一切与此相关的具体问题，都不会具有同样的重大意义”。这已很清楚了，合理的组织形式是现代社会结构的独特性质，它在组织运作上有自身的独特性质。这一点，在我国企业运营中已经作为问题被重视，其中，既有组织设计问题，也有社会环境对组织体生态的保护及改善问题。
企业家群体个性问题之所以成为韦伯中心议题必然涉及的问题，不仅因为它是经济主体，而且更因为它作为现代经济精神的主要代表者，要应对来自守成力量的对抗，要在社会评价层面上以社会集团名义（而不是用个人力量、以个人名义）纠正“金钱享受”观念，提倡职业的责任与义务即天职的观念，要有足够的内在力量保证经济成功。在这方面，韦伯对企业家群体给予了足够的肯定：“人们不容易承认，一个新型企业家只有性格异常坚强，才能避免丧失忍耐自制，避免道德上和经济上的败落。而且除了远见卓识和活动能力之外，只有非常鲜明和高度发达的伦理素质，他才能博得绝对不可缺少的顾客和工人对他的信任。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够给他力量，去克服无穷无尽的障碍，首先是现代企业家所必须做的强度无限的工作。”韦伯认为，企业家身上的这些道德素质与适应过去传统主义的道德素质完全不同，这是一种转变；这种转变是使新精神渗入经济生活的关键。在研究中，我们的确感到类似于韦伯说的企业家群体个性是贯彻现代企业精神或企业家精神、实现“精神”转变的关键。
然而，企业家群体及企业家精神不是天生禀性，天职“这种态度绝不是天性的产物。单是低工资或高工资不能唤起人们这种态度”。这个结论是韦伯在详细考证了新教徒的职业特征之后得出的。他发觉，新教徒从社区和家庭的宗教气氛所偏重的教育中获得的心理与精神特性，决定了他们的职业选择，从而又决定了他们的职业生涯。韦伯的这个思路在关于“流动与分层”的研究中很有影响，导致对某种职业阶层的研究与对其前辈职业及其流动研究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比如，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万成博的《日本企业领袖》一书，对日本企业家所作的代际研究，从对多数企业家祖辈父辈背景、职业特征、流动特点等的考察入手，论证了日本企业精英的社会性格，成为日本极有影响力的经典著作。
我在这里提出职业社会化，是想把韦伯的意思引向我们研究的领域来讨论。
“职业社会化”这个用语，是以心理学意义的社会化为基础扩展而成的。心理学意义的社会化是指心理主体的心理、行为特点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社会化”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社会环境中诸多要素经过主体特有方式受纳而转换为主体所有，成为主体心理、行为的构成要素；二是主体具有的特点经人们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而转换为群体或社会范围内的某种或某些心理、行为方式，这两个层面发生和实现的过程是相关而又互动的。
在这种意义上看职业社会化，首先是指职业主体或经济主体在职业选择和职业确定方面有一个类似于心理学上社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就职前夕才发生的，它在人们的成长过程中（有一种人会早些时候，另一种人会晚些时候）不知不觉地以各种形式发生着。在这方面，韦伯所说的新教徒从家庭和社区气氛所偏重的那类教育中获得心理与精神特征，决定了他们的职业选择、决定了他们职业生涯这个史实，是以另一文化背景、另一内涵和方式实际地发生在人类家庭、社区及学校的。最重要的是，人们在怎样的生活情境中、以怎样的方式、有怎样的意识水准去应对这种事实。还应看到，在这种事实中，极为重要的是为人们永远惦记着的后代人素质问题，希望和期待他们一些什么的问题。从心理学意义的社会化来看职业社会化的另一层现象，就是人们在必然面对和应对的生活情境、人际沟通及其互动过程中，不同主体自身的特点逐渐传布并转换为群体特性，这是人类生活经验得到积累的过程，是人类文明必需的一种社会积累。就职业社会化而言，这一层更多的是将内在于不同主体的经验外化为群体共享的职业氛围、价值情趣等情境因素。现在我国企业家比较集中、比较成熟的地方出现的职业经理人联谊活动，就其形式来说，就可视之为职业社会化、经验共享的一种有意义的方式。从企业家预备队的形成看，这样的职业社会化也是有社会意义的。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力图在经济精神概念意义上理解“资本主义精神”的精华，在经济主体意义上理解资本主义中产阶级企业家的个性特征，从而把在经济心理研究中的有关问题引向议题。在这部分，出于同样的意图，是把韦伯著作中有关心理的讨论择出，力图引向经济心理研究议题。
关于心理动力。韦伯论证资本主义精神在西方文化气候必定发生的过程中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思路，即韦伯称之为传统主义的那种态度和反应是“人们在适应有秩序的中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环境时所遇到的最大内心障碍之一”，“资本主义企业最适合的心理动力则出自这种资本主义精神”。这是因为，传统主义对中产阶级经济给予指责又觉得无法避免，资本主义精神对新事物给予伦理上的支持和鼓励。不论作为守成主义的传统主义观念体系，还是作为现代主义的资本主义精神，都在客观上构成一种精神环境，都属于社会精神，具有社会力量，带有客体特性。心理动力内在于个体或很多个体，是一种内在力量。任何一种为社会体制、社会政策、社会管理、社会沟通和价值体系所支持并提倡的“社会精神”，只要被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多数人接受并转换为心理动力，就在实际上成为社会行为的内部驱动力。
关于心理动力问题，还应该注意到“认同”这一心理过程的中介作用。“社会精神”转换为心理动力必须有对这种精神的认同。这在韦伯那里，就是他在讲职业的责任及义务时说的，职业责任是“个人对其职业的内容应当感觉的而且确实感觉着的义务”。“感觉的而且确实感觉着的”，正是某种认知状况和认知过程的完成（并不是最终完成），其中的关键在“认同”，而认同完成与否取决于内容。被新教伦理赋予“天职”意义的劳动和勤勉，“是对上帝应尽的义务”，是对上帝“恩宠”的回报，而不是赚钱的手段，“赚钱”的内涵在新教伦理范畴中标志着职业美德和能力，因此，在韦伯的结论中出现这种果断伸张：“赚钱欲”的历史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但绝不能代表那种使独特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变成一种群众现象的心理态度，而这一点才是事物的关键所在。此外，在韦伯另一处的分析中也深刻地隐含了心理学上“认同”的思想，他所详细分析的新教禁欲主义被世俗化以及这一精神品质对个人产生的激励作用，即把分析视线投向了心理层面。新教伦理的世俗化过程就是在世俗生活中被接受、被认同；而一旦被接受、被认同，就在激励下出现驱动行为的心理动力。这种心理、行为过程在韦氏逻辑中是那样严格而又活生生。禁欲主义运动中所有宗教派别都认为，宗教恩宠状态是一种地位，这种地位只有通过某种特殊行为（禁欲主义——笔者）加以证明而获得，这便对个人产生了一种激励，使之在自己的行为中监督自己的恩宠状态，从而使禁欲主义渗透到行为之中；这种禁欲行为意味着根据上帝意志合理计划一个人的全部生活。圣徒的宗教生活已不再在尘世之外的修道院度过，而是在尘世之内，在它的各种机构中度过。
下面要提出的一点是成就动机。在韦伯的逻辑中，成就动机是与新教伦理精神一脉相承的问题。成就动机这个概念在韦伯的书中并没有提出，但在其论证逻辑中隐含了成就动机课题。在韦伯之后，荷兰的麦克莱兰的成就动机研究就是从韦伯出发的，同时又向前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将心理学动机研究领域引向社会、文化、经济领域。麦氏的研究在实际上沿着韦氏逻辑，分析了欧洲几个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与人们动机水平之间相互关系的大量资料，发现成就动机的基本特性，成为心理学成就动机研究的重要依据。
前边讨论过，韦伯提的经济精神含有“追求经济成功”的气质。这种追求是合理主义整体的一部分，它的理念基础便是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天职观”把在赚钱、享受、幸福方面与任何时代的道德感情都对立了起来。往昔都把赚钱、享受、幸福作为唯一目标，并带着钱财的物质重负走入坟墓，韦伯说这只能理解为金钱欲的结果。而在新教伦理中，获取经济利益不再从属于人，不再是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韦伯称其为自然关系的颠倒），这“虽然从自然感情出发是不合理的，但却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一项主导原则”。韦伯说，新教关于个人禁欲主义思想的意义在于：将劳动视为一种天职、视为确定恩宠态度最佳、最终往往是唯一手段的观念所产生的心理驱力。
那么，韦伯的这个观点对于我们这里讨论经济心理中成就动机有何意义呢？这里恐怕要把动机与天职观结合起来进行讨论。
成就动机与一般意义上的动机一样，是藏于人之内部的驱动力，但它的基本特性却把为克服困难所做的努力包含在目标达成设定之中，具有明显的主体意志品质和目标达成的责任特征，因此，成就动机这种内在力量，除了由那种能满足主体自身需要的刺激因素引起，还由一种存在于主体之外、超越个人的因素引起，这后一种有超越性的因素在韦伯那里称之为“天职”“神明启示”“粉碎纯粹自我中心动机之外的东西”。可见，成就动机的产生及其生成状况，“既内在，又超越”。这里侧重的是，由成就动机进入经济心理讨论，“追求经济成功”这种成就动机是经济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心理是在以经济核算和利益追求为中心的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心理现象。这里有两个含义被隐含在其中。一是在经济活动这个“解”里，包含了它古老而又普遍的性质，从而决定了经济心理现象是古已有之的，并且在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下的经济心理会有许多形式上的不同。中国古代布满城镇乡间的集市这种“广场交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交易双方将两只手伸到背地捏手成交，那种众目睽睽下唯有你知我知而他人不知的形式是中国传统的市场信任密码，但在现代市场经济迅速闯入经济生活的情况下，令人炫目的农贸市场、自由市场、批发市场又有许多形式上的变化，但实质上都在趋于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这说明经济心理既是古老的、多样的，又是恒久的；与经济心理古老、多样特性相关联的，是它不断深入和扩大的特性，家庭和个人的生活行为愈益被纳入经济活动的循环秩序之内，都不可避免地根据市场中产品、资本、劳务诸关系的变动去规划家庭及个人的经济行为，调适经济心理状态及其行为取向。二是在经济核算和利益追求的“解”里，包含了经济主体的经济精神及意志品质，从而决定了经济心理的内核是以“追求经济成功”为一种特征的成就动机和价值认知判断。就经济心理产生的源泉而言，它直接来自经济活动的水平及方式，同时又间接地源自传统文化及社会文化。
笔者在近年的写作中不止一次地论及M．韦伯关于儒家思想与中国人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提出的观点显然与韦伯关于儒家思想不可能成为推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精神力量的定论是相悖的。但本文力图打开心理学视野，在韦伯为人们开拓的经济伦理与现代精神领域，寻求那片领域所蕴藏的经济心理学资源。
（《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这是一篇建立在问卷调查结果数据分析基础上的量化研究论文，由沙莲香、刘颖、王卫东、陈禹联合署名发表。文章中的图表及其说明是由统计专业的刘颖博士完成的，文章的构思由沙莲香设计并在沙莲香、刘颖、王卫东、陈禹的多次研讨基础上确定、由沙莲香执笔。本文是沙莲香主持的教育部2004—2006年博士点项目研究成果。
为了表述上的完整和明晰，下面的文字基本上是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原文。
【 摘要 】本文探讨的是基于SARS期间民众社会心理跟踪调查的计算机模拟。本研究包括两种层级不同的计算机模拟：第一种模拟是对内变量之间及其与外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模拟；第二种模拟是对内变量潜因素及其与外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模拟，进一步揭示了社会心理现象的层级性构成及其重要功能。本文提供的计算机模拟具有危机事件中社会心理的预测功能，从模拟结果中可以看到计算机模拟对于社会心理学的深刻意义。作者认为：对复杂的中国文化现象和中国人社会心理现象的研究需要有一种多层级中介式的、潜因素分析的思路与课题预设。
社会心理现象通过计算机模拟再现出来，已经是可能的了，这种模拟一旦变成一种“社会心理事实”，人们便不能不面对、思索和寻求。这种“社会心理事实”的载体不在人和人群，而在机器：会运算、会结构和重构的机器——计算机。在这种情况下，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内部因素之间如何相互推动、社会心理现象与社会生活条件之间如何相互推动而酿成种种社会局势，计算机可能起到透视作用，成为人类认知社会心理现象、认知社会生活的一种助手。
本研究中的计算机模拟有两种：一是对主体的内变量之间相互关系和内变量与外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模拟，二是对内变量的潜因素之间相互关系及潜因素与外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模拟。本文侧重讨论第二种关系的计算机模拟研究及其方法论意义。
文章的重点不是对计算机模拟依据和过程等的技术手段分析，而是对计算机模拟结果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计算机模拟建立在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基础上，因此，收集数据的调查问卷直接决定了我们所能进行分析的范围和角度，数据的数量和质量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分析的优异程度。本文依靠的数据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心理研究所SARS时期从2003年4月20日到5月20日所做的大型网络问卷调查的数据。该调查为期一个月，分为四次，一周一次，是一个跟踪性连续调查。问卷侧重对公众“行为情绪压力”三种状态的考察。网络调查在SARS时期也体现出了特有的优势，保证了数据的及时性和广泛性。这次调查回收的有效样本来自除了港、澳、台之外的三十个省市自治区，有效样本5 000余份。经过进一步筛选，最后保留2 270份样本作为我们分析模拟的数据基础；由于问卷调查的连续性，可以针对主体在不同时期的心理与行为反应来构建统计模型，增加了模型的精确程度，方便了我们在统计模型基础上进行计算机模拟。
统计模型帮助我们解决计算机模型构建中非常关键又比较困难的问题，即对主体心理与行为规则的抽象和设计。我们利用统计分析得到的定量模式，比较方便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我们经过统计分析，析出本研究的三种内变量——“防御行为”“社会情绪”“身心压力”和两种外变量——“对政府信息的信任程度”“对防治知识的了解程度”。我们将这些变量用于计算机模拟。
在建立计算机模型中，我们利用由桑塔非研究所开发的复杂适应系统建模工具——SWARM平台，搭建起一个计算机模型框架，并为实现模型寻求有用工具。基于这种框架，模型中关键的三个部分分别是：主体类的建立、ModelSwarm类的建立和ObserverSwarm类的建立。
主体类的建立是模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此模型中考虑的主体是特定社会环境中具有主动性的人。在本研究中，主体具有的主要属性包括：反映主体心理与行为特点的三个指标性的变量，即社会情绪、身心压力和防御行为；对政府信息的信任、对防治知识的了解程度两个外在影响变量；此外，有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等反映主体基本特征的变量。
ModelSwarm类中，本研究主要设置了模型中系统级的参数，主要包括：所考虑的系统内的主体个数、系统范围内对政府信任程度和对防治知识的了解程度。另外又设置了每个时间步模型的动作序列。这样，根据我们的设置思路，实现了根据统计模型对现实情况的抽象和对计算机主体行为规则的建立。
ObserverSwarm类中实现了对运行结果数据的采集以及显示的工作。在这个模型中主要统计显示了三个指标性变量随时间变化的折线图：行为指数、情绪指数和压力指数。SWARM的图形类库为这些工作提供了方便。
三个类别的运作结果就是计算机模型的出现。本研究的计算机模拟分为两次，第一次是本文开始提到的三个内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状态和内变量与外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状况的模拟，第二次模拟在第一次的基础上进行。
（ 一 ） 内变量内部相互关系模拟
第一次计算机模拟的结果有两个。一个是三个内变量相互关系的模拟（见图1）。
根据图1，我们考察SARS不同阶段上三个内变量在两两之间的相关性变化，可以看到情绪和压力两者间关系最为密切。
这告诉我们，第一种模拟要完成的工作之一是对民众SARS期间的主体状态的分析，主体状态是由三种内变量相互关联起来组成的，出现了两两相关的三对关系，其中社会情绪与身心压力这对关系在三对关系（行为×压力、行为×情绪、情绪×压力）中最为密切，呈显著相关关系，压力与行为、情绪与行为这两对关系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图1三个内变量的相互关系
如果三个内变量用指标参数表现的话，它们随着四个阶段时间变化的情况如图2所示，图中20分线为基准线（最小值），60分线为及格线（中间水平）。
图2 三个内变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
从上图看，压力最接近基准线，压力甚小；行为最活跃。
（ 二 ） 内变量与外变量相互关系模拟
建立计算机模型的一个显著的好处还在于可以改变外部条件，观察系统指标的变化情况，为应对措施提供参考依据。下面是我们考虑改变“对政府信息的信任程度”这个变量得到的模拟图。当设定对政府信息信任程度为接近现实情况的4分时，三个内变量在不同时段（时间步）有变化，图3a、3b、3c为三个内变量与对政府信息信任程度之间关系的模拟。
当我们将对政府信息信任程度设定为1（完全不信任），三个内变量在不同时段（时间步）有变化，这时得到的输出结果图如图4a、4b、4c所示。
对比图3和图4可以发现：在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比较高的情况下（见图3）情绪与压力这些可能会造成不安定的因素呈现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相对而言，对政府信任程度低时（见图4），这些指标得分会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尤其是压力指数还出现了突然大幅增高的现象。这就向我们直观地展示了在出现重大突发性事件时，政府提供的信息、迅速取得民众信任对于缓解民众压力和担忧情绪是很重要的。
同样，在控制其他条件的情况下，改变对“防治知识的了解程度”变量的值，我们也可以看到与上面类似的结论和模拟图式（略）。这说明为了稳定民心，在出现危机时，政府有关部门有必要花大力介绍相关知识和应对方法。
图3 三个内
上面计算机模型1是对三个内变量之间的关系和三个内变量与两个外变量之间关系的模拟，在这个基础上，本研究深入主体状态的潜因素分析，寻求不同层级上的社会情绪、身心压力、防御行为之间潜关系所形成的不同主体状态。
（ 一 ） 行为潜因素分析
为了便于了解对行为背后潜因素所做的分析，首先对四次跟踪调查结果中行为指数比较做些分析。
行为指数和行为分类调查问卷中共有10项可供选择的具体行为，结果表明各项具体行为在四次调查中有较明显的下降趋势。我们把民众在四个阶段上行为反应的平均得分换算为百分制，由此构成的行为反应指数，如图5所示。
图5行为指数随时间趋于下降
对行为要素的分类采用了分层次聚类的方式。我们将问卷提出的10个题目做分层聚类，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行为类型，本研究将之命名为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
这个聚类以采取行为的频度作为衡量准则，测量了行为之间的接近程度。从聚类结果看，出现了有意义的“类”：第一，减少外出、少去人多的地方和避免去医院这一类较消极的不作为行为的选择程度很接近；第二，洗手和通风这两种行为被选程度非常高，也处在相同的一类中，反映出这种比较积极的有作为行为在SARS期间是被普遍采用的；第三，另一些积极的有作为行为如消毒、服用增进免疫力药物和戴口罩、戴手套亦属于同一类，但在这类中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避免面对面的谈话”与“外出戴口罩”出现在一类里，表明在人们心目中“避免面对面的谈话”与“外出戴口罩”有相同作用。
从聚类分析得到的这两类的结果来看，第一大类“消极性”不作为行为相对来说被采纳的频度比较高，而第二大类“积极性”有作为行为要求付出更大一些的努力才能做到，采纳程度相对较低，见图6。
图6行为要素的分层次聚类
这样，我们把行为分为有作为行为和不作为行为两个部分之后，又根据题目的描述，将两类行为得分分布表示为图7a、7b：图7a为积极的有作为行为，图7b为消极的不作为行为。积极行为平均得分3．15，消极行为平均得分为3．37，因为采用的为5级量表，3代表中间位置，所以从选择结果上，采取行为的级别处在“一般采用”和“较多采用”之间。不作为行为得分的有正偏态的趋势，比起有作为行为，这类行为被采纳的频数更高一些，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类不作为的行为更容易做到。
图7 两类行为的得分分布
（ 二）社会情绪潜因素分析
1．社会情绪指数和分类
从表1可以看出，社会情绪变化最明显的是对政府提供信息的态度不满意度呈较大幅度下降趋势，对于“非典”可能影响国民经济发展而焦虑是主导性社会情绪，得分最高，担心个人、家庭受影响的也比较突出，得分居次。
表1社会情绪得分
从图8指数比较图示看，“非典”期间民众社会情绪在总体上是平稳的，并且情绪指数呈下降趋势。
社会情绪得分表考察了人们在面对SARS时产生的忧虑情绪。通过对结果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了较为显著的分层现象。对于个人、家庭的忧虑与对国家、人类社会的忧虑表现出不同情况。依据这种差别，在我们下面的分析中把社会情绪分为较低层次的情绪和较高层次的情绪，分别命名为基础情绪和民族情绪。
图8社会情绪指数随时间变化平稳、下降
两类情绪在得分上存在一定差别：民族情绪均值为3．13（9．4／3），体现出平均而言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影响忧虑处于中间水平；基础情绪得分从分布图上来看为负偏态，均值为1．27（7．6／6），即对于个人及家人健康状况和经济情况的担忧总的来说介于没有和有一点之间，并不明显。对于个人及家人的忧虑比较明显地低于对于国家发展的担忧。这体现了我国民众在面对SARS这类突发事件时忧虑情绪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见图9a、9b）。
图9两类社会情绪的得分分布
2．两类社会情绪对身心压力的影响
图10a、10b是对两类社会情绪与身心压力、防御行为之间相关关系进行模拟的结果。
图10a基础情绪与防御行为、身心压力的相互关系
图10b民族情绪与防御行为、身心压力的相互关系
图10两类社会情绪与防御行为、 身心压力的相互关系
前面图1描绘的是三个变量两两之间的相关度，我们看到，三个变量之间相关度比较大的是社会情绪和身心压力之间的关系。而在这里，通过图10的分层结果却让我们进一步看到，情绪与压力之间的相关集中体现为基础情绪与压力的正向相关性比较大，而民族情绪则不对应较大的压力。
（ 三 ） 身心压力潜因素分析
压力指数和分类从得分情况来看，身心压力反应在总体上不明显，基本处于没有明显身心压力反应的状态。虽然并不存在明显的分界线，但是从聚类结果和理论看，我们对于身心压力的认识，也可以划分为心理压力和生理压力两类。
心理压力中表现比较多的如疲倦、注意力不集中，心神不宁等。
生理压力中表现比较多的如胸口郁闷、肌肉酸痛、出汗等。
两者得分频数分布图，如图11所示，两者比较来看，心理反应略微明显些。
由前面对于三个量表的分析维度，我们注意到每个维度当中出现的可以划分的层次。这些层次划分使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变量之间更为复杂、更为深入的相互关联。
图11身心压力感前五位单项分值与均值比较
（ 四 ） 六种潜关系相互关联性分析
上述三个内变量都展开为两种潜因素，共有六种潜关系现象出现。为了考察六种潜关系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在这里使用SPSS中多维矩阵来探索变量之间的相互关联的模式。通过这种方式对变量之间的关联特性提供了一个直观的展示。在此基础上，结合关联系数表，我们可以进行更为精确的认识，见图12。
图12六层次内变量多维矩阵
从图12建立的数字基础可以看出，三个内变量单独来看基本上满足了正态分布，这样就为我们开拓了一种建模的可能性，就是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来衡量其相关程度。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在显著性水平为0．01的检验上均具有显著性。
图12反映了6种变量两两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6×6的多维矩阵图可以探测和直观地反映变量之间的关联性。每个样本反映为方格中的一个点，一个方格反映了特定的两种变量。比如方格（1，1）表示以“积极行为（标准分）”为横坐标，“生理压力（标准分）”为纵坐标，所有样本的得分情况分布在此坐标系中反映为方格（1，1）中所示点列。
图12的矩阵图比较直观，可以作为进一步探测的基础。为了能够量化评价这些关系，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相关系数表来表示它们之间的精确关系。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大样本量的条件下，首先这些关系都是在显著性水平0．01的条件下显著的。因为相关系数反映的是变量间两两相互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相关值构成矩阵是对称的（所以表2中仅列出了上半三角区域），其中我们也标出了正相关比较明显的几种关系（见表2）。
表2 六层次内变量相关系数表
**Correlation is
注：样本量均为2 270，表中略。**表示在0．01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双尾检验）。
由表2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36个组别中有三组相关系数呈现为正向相关：相关度最大的变量发生在心理压力和生理压力之间，即这两个变量间有最大的关联程度，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为0．825；其次为两类行为之间，相关系数为0．536；再次为基础情绪和心理压力之间，相关系数为0．458。
通过计算机模型2 1可知，当我们对三个主体内变量进行潜因素分析时，让我们看到了通过计算机模型1所看不到的变量关系。现在，我们来进一步探讨当三个内变量分解为六个潜变量时，六个潜变量与两个外变量之间的关系。
（ 一 ） 两种防御行为的外变量
从多元方差分析的相关关系变量看，两类行为有共同的变量也有不同的变量。与有作为行为（积极行为）具有相关关系的变量中最为显著的是“对防治知识的了解程度”，其次是性别、职业、国家意识变量，再次是社会情绪变量。与不作为行为（消极行为）影响具有显著相关的变量包括对防治知识的了解程度、性别、国家意识。无论是有作为行为还是不作为行为，对防治知识的了解程度是两个层级两类行为共有的显著性变量。通过图13可以直观地看到，在具备一定防治知识的基础上，随着对防治知识了解程度的加深，行为表现也更加显著，其中有作为行为受到影响略大一些。
图13两类行为与对防治知识的了解程
（ 二 ） 影响基础情绪的显著因素
对社会情绪分层后，通过分别考察发现，影响基础情绪和民族情绪较大的因素有差异。对基础情绪影响比较显著的因素是对政府提供信息的信任程度和对防治知识的了解程度。图14是基础情绪与对防治知识的了解程度的关系的模拟。
图14对防治知识的了解程度显著影响基础情绪
随着对防治知识了解程度的增加，对于个人、家庭层次的担忧情绪有下降的趋势，类似的影响对于民族情绪则不显著。比较特殊的情况在于，当对防治知识完全不了解时情绪上的担忧程度最低。
（ 三 ） 身心压力受基础情绪影响最大
通过三个序列的对比，可看到三个变量之间相关度比较大的是情绪和压力之间，而通过分层的结果可以看出，这种相关集中体现在较低层次的情绪与压力的正向相关性比较大，而民族情绪则不对应较大的压力（见图10）。
前面谈到，对危机事件中民众心理与行为的研究，需要满足的基本要求是比较准确地了解和分析民众心理与民众行为的状态和特点，以及哪些因素影响民众心理与民众行为的变化和可能出现的变化趋势。总之，关键是对危机事件中民众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知情”，然后，是在此前提下提出的“对策”。可以说，这是贯彻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魂。
从对计算机模拟的上述两种模型看，都能满足这种基本要求，但是，满足的程度是不同的。
第一种模拟提供了三种社会心理认知摹本。
首先，提供了主体心态认知摹本。
这是一种由三种内变量相互关联起来组成的主体心态，其中社会情绪与身心压力之间的关系在三对关系中最为密切，就是说压力与行为、情绪与行为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见图1）。
其次，提供了主体生态认知摹本。
这是一种由三种内变量与两种外变量相互关联起来组成的主体生态，民众社会情绪与身心压力的稳定和健康，最需要政府供给令民众满意的信息和如何防治的科学知识，表明民众需要有待外部供给，两个方面是息息相关的（见图2、图3）。
最后，提供了动态认知摹本。
这是由内变量与外变量在四阶段的“时空”特质相互关联起来组成的动态情景，通过内、外变量的各种变化，图2或图3中的曲线将相应地上下起伏。它可以告诉我们，内、外变量的变化在达到何种程度时是社会生活所难以承受的，如何采用对策调整“生态”外因素以平衡“心态”内因素，避免向负面转化。
第二种模拟提供了多重社会心理潜因素认知摹本。
第二种计算机模拟的基础是对第一种计算机模型构成要素的分解。这样一来，第二种模拟实际上是隐藏在第一种模拟背后的，它要告诉我们的是深层关系，潜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隐于背后的潜因素关系一，旦被计算机模拟，我们就会意识到“模拟”的直白把我们的认知活动引向了深处，意识到计算机模拟提供的认知摹本是从另外一个“思考”世界提升人类大脑的智慧和能力。
首先，防御行为的潜因素分析提供了行为替代性的认知摹本。
从图6的行为要素分层次聚类看，我们注意到了积极意义上的戴口罩等三项行为与消极意义上的“避免面对面的谈话”行为聚为一类，聚类中这种“意义”交错现象，显然有待更多的研究，但是，这个“意义”交错现象的出现却让我们几乎是意外惊喜地看到复杂社会行为系统的次级行为有可能存在着行为替代关系，这种情况在制定对策上是有意义的。
其次，社会情绪的潜因素分析提供了情绪文化特性的认知摹本。
第一种计算机模拟已经告诉我们，社会情绪与身心压力呈正相关关系，第二种模拟则证实低层情绪是影响身心压力的正向相关因素，而高层情绪与身心压力却没有这种相关关系。这向我们表明，在未知情况下突然出现一种危机事件，国人对“家和家人”的担忧情绪是所有忧虑的基点。这种情况表明，危机事件侵袭期间，解除对“家和家人”的后顾之忧是对坚守工作的人们给予关照的人文基点。
对潜因素分析的结果中，我们还发现，对国家经济发展、人类生存环境变化等这类问题的担忧与压力的关系相对不很明显，从实际调查结果看，更多的担忧是集中在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忧虑上，而这类忧虑情绪与身心压力反应不构成相关关系，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反映出国人在国家危难时的忧虑特点，或者反映了一种家国观念，需要更多研究来分析。
最后，多层级的潜在变量因素分析提供了外变量内在化的层级性认知摹本。
在第一种模拟中已经揭示出两个外变量与防御行为之间有相关关系，两个外变量与社会情绪从而与身心压力之间有相关关系。第二种模拟中图13进一步揭示：对防治知识的了解程度与两类行为均相关，而在具备一定防治知识的基础上，随着对防治知识了解程度的加深，行为表现更加显著，而防治知识与积极行为的相关略大于与消极行为的相关。这告诉我们，外变量内化为主体行为状态起作用时，对于不同层级行为的影响是有所不同的，或者说，外变量与不同行为状态的人群行为之间关系是有所不同的。
同样，考察低层情绪和高层情绪的影响因素时也看到二者的差异。从图14可以看出，对低层情绪影响比较显著的因素有两个：对政府提供信息的信任程度和对防治知识的了解程度。这种相关表现为，随着对防治知识了解程度的增加，对于个人、家庭的担忧情绪有下降的趋势，而防治知识了解程度的增加对于高层情绪则不显著，或者说，防治知识知之多少与不同社会情绪状态的人群之间的关系有差异。
本文通过不同方式下计算机模拟来揭示计算机模拟怎样满足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模拟后的模型对于我们是“直白”的而不是隐蔽的；计算机模拟的“直白”不是出自研究者之手工，而是基于计算机的运算和建构。
然而，计算机模拟的灵巧性和某种“神秘性”，不正是由于人类智慧和人类文明吗？它的直白性和局限性不也正是因为人类智慧和人类文明之应用与发展受限于自己的生存条件吗？如果说前者是一种赞歌，那么后者则是一种挑战，但无论怎样，都向我们暗示：创造性和人文精神是横贯人机的永恒。
计算机模拟是有条件、有限度的，但它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具有的意义却是深远的。
关于社会心理学这门学科的特点是我在教学和研究中思考较多的一个问题。2002年开始，我承担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高等院校社会心理学教材的撰写工作。在撰写教材的过程中，曾用较大篇幅强调社会心理学这门学科的特点，以期读者对这门学科加深了解和有效阅读。
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带有深刻的交叉性和超越性，它实际上是心理与社会（不同群体）、个人心理与群体心理，在不同的视域、不同的层级上，探究人何以为人，人如何为人，人与人、自己与他人、人与社会关系以至于人与自然、人与科技关系等人本问题，它在人与万物之间寻求人的高尚与卑微，其中文明是社会心理的内核。对于社会心理学的这种思考与理解，成为我编写社会心理学教材时的一种遵从和考量。
社会心理学的学科特点在《社会心理学》第三版的导论中做了阐释，强调了社会心理学在它一开始登上学科舞台之时，便是从社会学和心理学那里超越而出的学科。
社会心理现象属于心理现象，也属于社会现象。心理现象有很多方面的表现，比如，梦、恐惧、愤怒、恍惚、喜悦、激情、幻想、想象、期望等等。人的心理由于人的存在状态即现实载体的不同而区分为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就群体而言，又由于生存状态的不同而有不同类型，进而形成不同类型的群体心理。民族这种类型的群体，则因地域（疆域或国界）与文化、信仰与习俗、语言与象征的不同，具有裙带或纽带特性；民族心理是民族群体以及民族国家的心理基础，有其形成的历史源流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更需要将其置于历史纵轴上去考察，多一些纵向理解。社会心理是就社会生活领域的心理现象总体而言的，社会生活中个体和群体的心理现象有相通及相似之处，这种相通又相似的心理现象，都被包括在社会心理现象之中。当一个个个体构成群体，群体心理则因心理共性或共鸣而具有感染性、鼓动性、动员性和集体性等特点，群体心理构成的“社会事实”，即涂尔干在那本有名的《自杀论》中说的“集体表象”，同样是一种存在着的现象。这就是说，社会心理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从群体是由个体构成的角度看，个体心理是群体心理的基础，群体心理寓于个体心理之中，社会心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表现出层级性，有不同层面，就是通常所说的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及广大范围的大众或公众层面。这是通常讲的社会心理，它与民族心理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社会心理更多地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横断面上，民族心理更多地表现在社会生活的纵向方面，带有社会记忆性质，在社会生活的深层起作用。从社会生活的纵横双向看，具有纵向性民族心理与具有横向性的社会心理始终是相互交接的，成为这个社会生活中共有或相似的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就是说，社会心理与民族心理是分不开的，研究社会心理不能不研究民族心理，民族是最大范畴的群体。
社会心理更能够显露人的群体性、社会性的心理本源。但是，群体的单位在个体，个体心理及其表达能力的成熟是群体心理健康发展的基础，越来越不可忽视。
在上述《社会心理学》导论中提出，文明是社会心理的内核。用“文明”的视野观察社会心理现象，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思考社会心理背后存在的理性价值。人们对社会生活做出的心理反应并非“为所欲为”或“毫无存念”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所欲”“所思”“所为”，人与人之间总得有共同遵循的东西，才会有每个人可能得到的欲望满足、思想自由和有所作为。因此，公众文明之于社会心理是不可或缺的精神品质。
“文明”与“心理”是互为“表里”的。当考察“心理”现象时，“文明”退居背后起作用，反之，当考察“文明”现象时，“心理”退居背后起作用。但是，“文明”与“心理”之间是有区别的。公众行为的“文明”之本以伦理规范为基本内容，是习惯的，更多是理性的。社会生活中的“心理”现象是以欲望为基本动力的，是习惯的，更多是非理性的。提倡公众“文明”或养成“文明”习惯，能够在实际上对非理性的心理表现起到约制或引导的作用，例如在大型的公共表演场合，观众的欢呼、掌声或群情激昂是常见的，是对表演的分享和积极回应，但若淆乱了表演场所的秩序，破坏了表演者的情绪和心态，则是一场麻烦或灾难，必须“文明”地欣赏表演。
文明是社会心理的内核说的是：“文明”的“理性”品质对“心理”非理性欲望的约制或引导作用，文明是存在于社会心理背后的理性价值。事实上，任何一种文明的和不文明的“举动”都有背后的“心态”。公共场合“礼让”和“给予”的背后一定是“亲和”的心态，公共场合“好斗”和“占便宜”的背后一定是“失落”的心态。社会生活中纷然杂陈的心态都能够反映出我们的文明水准。公共生活中每个人遇事将“心态”调适得“理性”一些、“自省”一些，是必要的。
“文明”这个概念涵盖极其广泛，凡是人类生活含有的内容都存在“文明”与“不文明”的方式或形式。埃利亚斯（N．Elias）在《文明的进程》中用“有教养的”“有礼貌的”等用语表示文明概念。埃利亚斯具体地探讨了餐桌上的语言和餐具使用等就餐行为，社交中姿势、手势、服饰、表情等礼仪行为，他说：“‘文明’使人类行为发生了特殊变化”，“在（‘文明’）这个概念中，人们创造了一个普遍意义上与社会发展的另一阶段即‘野蛮’状况相对的概念”
。“文明”是相对于“野蛮”而言的，“文明”的载体是人的“身体”，文明是人对自己身体的“修养”效果。
公众文明是指公共领域的文明，文明的主体是公众，相对于个人文明，但以个人文明为基础。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使用“公共性”和“公开性”作为公共领域的两个向量，用以规定公共行为的空间特征。在阿伦特的语境中，公共性意味着一个事物的世界处于共同拥有这个世界的人们之间，它不为每一个人独有又为这每一个人所有，这个世界就像“在之间”（inbetween）的东西一样，让人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公开性意味着“公共场合出现的东西被所有人看到和听到”，表示这个空间或领域所发生的现象都是“有他人在场”的，出现在公共场合的东西都能为每个人所看见和听到，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
在阿伦特那里，公共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品质和行动性能获得“在场”资格，成为公共生活的主体准则。哈贝马斯（J．Habermas）对公共领域的阐释，有与阿伦特相似又不同之处，推进了公共领域研究。哈贝马斯和阿伦特都重视公共领域语言的公开性特点，但哈贝马斯把公众和公众意见引入公共领域，提出公众在公共领域对话中形成，是公共意见的载体。“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公众。”
哈贝马斯突出了“公众”在公共领域表达公共意见的“角色”位置和对公众可以寄予的社会期望。桑内特（R．Sennett）不同于阿伦特（也不同于哈贝马斯），他取用“角色”概念，做功能分析，认为“角色扮演是表达性的”。桑内特把社会当成角色扮演的戏台，“公共角色”在公共领域中进行“社会表达”，将不再是自我情感向他人的真实呈现，而是自我情感向他人的表述。桑内特合乎逻辑地论证了演员和陌生人都面临相同的观众，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很可能以各种符号和姿态为标准来理解人类的表达，而不去管实际上使用这些符号和姿态的人到底是谁，“情感因而被表述了”。情感行为是自己人格的一部分，也是对自身的表达。
桑内特提炼的“表达性”，是公共生活的重要特征，也是公众和公共文明的重要品性。
可以这样说，公共性和公开性是对公共领域特征的不同表述，是“共同拥有的”，因而对于“在场”的每个人也就是公开的、可以分享的。公共性规定行为空间在个人之间的既相区别又“共同拥有”而彼此攸关，维系公共性的是心理纽带，它在人与人的相互体验、相互照应之中得到体现。公共性在本质上是公共领域的精神品质，而公开性则表示人的“在场”而不被忽视、不被遗忘、不被歧视，它对于在场的每个人，是可感受的，可以共觉、共鸣和共享的。公开性表明公共领域充满着多种姿态、多种心声和多种表达，是一个充满意愿、期望和要求的表象世界。公众对公共生活的“意志表达”和对公共生活的“志愿参与”是公共领域完善和健康的重要主体条件。
文明与礼貌分不开。在中华“礼”论中，对于“礼貌”“教养”的最早规制，为孔子的“创造”。孔子从“周礼”开始又越出了“周礼”的限制，把“礼”同“人”直接联系起来，作为对“人”本质的一种外在规定。“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仪也。”（《礼记·冠义》）孔子又把“礼”引向“敬”，“礼者，敬而已也”（《孝经·广要道》）。所谓“有礼貌”，是指行为上对衣冠、容貌、举止、表情、言辞，有所要求，有所讲究。“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礼记·冠义》）这种容体的“正”，颜色的“齐”，辞令的“顺”，都是常说的讲究礼节，有礼貌。容貌、举止、表情神态和辞令话语，都是表现在外的东西，在内心存放的则是“敬”。“敬”表达内心的敬重、崇敬、爱戴，或者敬畏、敬仰。这就是说，“礼”在外、在行动，是多种多样的，易变的。“敬”在内、在情感，“敬”隐于行为深处，凝聚于“心”，“毋不敬”（《礼记·进礼》）。由“礼”引向“敬”，表现了中华礼仪的深刻性。孔子制礼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需要用公众文明去推进和创生。
文明与礼貌之间的关联性在于两者相通相叠却不相等，“文明”以“礼貌”为基本内容又在形式上高于“礼貌”，比“礼貌”更抽象更深刻，文明是人的活动产物和人对这个产物所赋予的意义，而这个产物和它的意义又反映人的文明状况。“有礼貌”“有教养”是“文明”的填充物，是对文明的一种意识与态度。只有在“有礼貌”“有教养”转变成一种“态度”及“参与”的场合，才能够说行为“文明”的真实到来。
《论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和总体框架》《经济与心理——与马克斯·韦伯的心理学对话》以及对社会心理学学科特点的论述，是我步入社会心理学这门学科的一些所思所想所写，表明社会心理学研究与对人的研究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