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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我由清华大学回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不久，适逢教育部派遣留学生赴世界各地学习。1982年4月，我东渡扶桑，去了东京大学社会学部进修社会心理学兼传播学。
赴日前我拜访了费孝通先生，费老让我带上他的书信去见日本社会学元老福武直先生。到日本后我立即拜访了福武先生，当时在场的有他的好学生若林敬子女士，从此若林成了我在日本的一位终生挚友。之后，福武先生欲将他的藏书赠送给费孝通先生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我往返于福武先生与中国驻日使馆文化参赞之间，最后福武先生的赠书心愿达成，社科院社会学所为此设立“福武直文库”以之纪念，这是中日两国老一代社会学家的学术胸怀。在日期间，福武先生经常叫上若林敬子和我一起就餐，向我介绍日本在二战后的变化和日中社会学协会的情况，受益极多。后来，在日本的几次访学中先后结识了诸多学者和朋友，东京地区的山本武利先生、阿部幸夫先生、太田喜晟先生、今野健一先生、吉田民人先生、古島和雄先生和他的夫人古島琴子女士，荒川孝先生、小林泰先生、小松贞子女士、西真平先生和夫人西冨喜子女士，关西地区的万成博先生、远滕葱一先生、津金泽聪広先生、川久保美智子先生、真锅一史先生、烏越皓之先生、船本弘毅先生、泽谷敏行先生、春木绅辅先生，仙台地区的杉山晃一先生、山田俊先生和他的夫人山田里香女士、中島隆藏先生。除了学术交往，尚有许多学者的友好往来，有成蹊大学法学部宇野重昭教授、一桥大学社会学三谷孝教授、圣心女子大学教授和日本社会心理学会理事长島田一男先生，有神户女子大学塩原勉先生和夫人塩原洋子女士，长野县岗谷市的社会活动家萨摩正先生一家、林裕藏先生一家，以及仙台市小牛町涩谷政一夫妇和尾形夫妇。除此之外，尚有许多访问中结识的学者和朋友，有NHK综合放送文化研究所主任研究员藤竹晓先生，一桥大学岩崎允胤先生，神户大学扑木佳绪留先生，武藏野女子大学的古谷妙子先生，东京女子大学的柳洋子先生，伊藤虎丸先生。会社社长宇佐美昭三先生，社会活动家網野仲子和網野幸子两位女士，取手市岡田丰先生，北海道大门玉泉女士等。他们是日中友好的积极力量，是我生命旅途中不期而遇却又融入我学术生命的重要助力，他们的坦诚相助，筑成了至今不渝的交流通道和长久友谊。
赴日前我结识了和我一起学习日语的杨中强女士，她比我早些时候去了东京，我去东京之后在她的引荐下认识了日中学院的创始人、负责人片冈公正先生。片冈先生会中文又乐于助人，几次见面，我和中强都听他讲述日本的“天南海北”，相谈甚欢。我先于杨中强回国，片冈先生送我满满一大箱各式各样的大小开本的工具书，我保存至今，并且在我的心里怀念着片冈先生的风貌。
1982年4月24日至1984年4月24日，在东京大学进修，实实在在地读了两年书，没有各种“会议”，没有“人际纠缠”，一下子感到轻松多了，拼命地读书。在“书海”中广泛阅读并兑现了研究中国人的想法。同时，在东京大学访学并非十分轻松。从理工科的中国留学人员那里知道，中国学者在东京大学开始时有个与指导教授相互了解的认同过程，只有在自己的实验获得学术成果之后方得到指导教授的看重，而在实际上，这些改革开放后首批出国的留学人员，大多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专业基础是扎实的，不少人在东京大学都取得了专业研究方面的显著成就。
我的指导教授是辻村明先生。辻村先生是社会学出身的社会心理学家，他热心地介绍我认识心理学出身的水原泰介先生。这是东京大学社会心理学研究室两位领衔教授，体现了社会心理学分属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特点，两位指导教授是我在日本直接受教的社会心理学引导者，这在实际上也让自己对知识有了更多的要求：除了阅读两位教授的著作，在两位教授的课堂上听课，还在心理学部大山正先生那里听心理学课并参加某些实验，去新闻研究所冈部庆三等诸位先生那里听传播学课程。
我们在东京的住处是位于文京区巢鸭附近的本驹込2＿12＿13亚洲文化会馆的分馆。分馆是距离亚洲文化会馆本馆只有百米距离的木制小楼，独为一个小庭院。楼下四室楼上一室，是我和一前一后入住的留学人员在日本的“家”。楼下住的有刘明华（在上智大学留学），有倪玉（在御茶水女子大学留学），有李惠春（先在爱知大学后在东京大学留学），有我（在东京大学留学），楼上住的是王明娥（在东京大学留学）。五个人都是早出晚归，奔波在“求学和求知”的留学生活里，闲暇时又同欢乐共分享，心心相印。
亚洲文化会馆是穗积五朗所创设的。穗积五朗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为向日本文部省争取中国留学生福祉的绝食运动中亡故。穗积五朗先生的儿媳穗积晃子是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首批来校讲授日语的专家，我在赴日之前就结识了晃子女士和她的丈夫穗积一成先生及他们的小女儿瑶子。赴日之后，我们住在亚洲文化会馆分馆，穗积夫人及其一家以及亚洲文化会馆的负责人田井先生、小木曾先生、工藤正司先生等对中国来的留学人员十分关心。留学人员去穂积府上做客是常事，让刚刚出国的我们感到温暖和亲切。我去日本之后，穗积一成先生和夫人晃子女士带我去东京迪士尼。第一个去处是看宽银幕电影。电影开始，映入眼帘的是中国的万里长城，宏伟壮丽，接下来的是故宫、天安门，当看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广场上人们的表情差不多是一样的严肃、正经并带有几分小心。这时候，自己心中的异样感触出现了：这是一种同质性的“群像”。对迪士尼这一幕的感触让我终生不忘。
穗积五朗先生的夫人穗积文子女士当时已将近七旬。她留学德国，是一位高贵文雅的钢琴家，她的高贵伴有慈爱和眷顾。我去东京大学进修不久，穗积夫人便来到了分馆。我在1982年5月3日的日记中曾经写道：
下午三时许，穗积夫人来分室，带来一盒礼物。稍息之后，穗积夫人带着分室五个人去了“六义圆”公园、“上野”公园，一起拍了许多照片。
穗积夫人又为每人购买了不忍池弁天堂的“御守”
（护身符）。在游览了“上野”公园之后，穗积夫人带着大家去了“东天红”中华料理，席间共饮“札幌啤酒”。夜幕下，穗积夫人和大家一起回到文化会馆分室，请大家小吃哈密瓜。那真是充足的充满亲情的东京生活，每个人都是兴致勃勃的。
其后，在东京的两年里，对于穗积先生一家，我始终有着深深的情感和敬意，他们成为我冥冥之中始终不忘的亲切的友人。
穗积一成的叔父穂积七郎先生是位社会活动家，他那里也是我们备受关照的常去之地；有时候是我一个人去听他“讲故事”，坐在他的对面听他讲述日本社会变迁中的激昂与沉浮。他总是笑眯眯的，却又有着社会活动家的声色言辞和感人魅力。他的夫人穗积万亀子女士总是忙着准备饮食，非常谦卑地待人接物，用深情来温暖我们的心。我深深地受到她的感染，她谦卑中充满温情，温情中有着稳重和礼节，温柔的语音中透出和蔼可亲。时间长了，我从中意识到了“教养”是怎么回事。大概可以这样来说，教养是内心的温情脉脉，是行为的节制和沿着节制生成的惯习，教养在潜移默化之中“养成”；教养很厚重，是眼不见的“质量感”，而不是轻飘飘的。日本人重“中庸”，大概，教养是他们的“恰如其分”，教养是一种“礼节”。
一段生活，一生友情。回国之后，每次去日本讲学只要有可能就要看望穗积一家。至今，吾辈年事已高却在心中深深地回忆着那些日子里的一桩桩一幕幕。
在东京大学两年，自己最早出现的危机感是知识颠倒所带来的冲击和焦虑。在那里常常看到一些在国内曾遭受过“批判”的人物却有着不朽的学术贡献（比如心理学家冯特、社会学家布哈林等），感到已有的知识在不少方面被颠覆以及新知识的贫乏。到了东京大学，我半年不去向辻村先生请教，我向辻村先生表示，自己先去看书、先了解日本，有了想法之后再请教先生。我几乎是一头扎在东大图书馆，常常中午在图书馆便餐（不少人如此完成午餐）。东大图书馆的旧书多得让人目不暇接，新书是和世界主要国家几乎同步上架的。我用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读完了岩波书店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思想》杂志、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著作，大致掌握了日本二战后思想界的理论脉络，其间还阅读了辻村明先生的著作进而了解他的知识人道路。他是一位从50年代的激情革命者到80年代的社会主义反对者，后来多次接触辻村先生，他对这种变化毫不讳言。辻村先生为人谦和，有着良好的师生对话和师生闲暇活动，时不时在他横滨宅舍召集学生举办Home Party（“家庭聚会”），和蔼善良的师母，每每聚会都热心准备，每次聚会都受到师母无微不至的关照。
南博是我社会心理学的另一位引导者。南博先生是二战后从美国回到日本开创社会心理学的第一人。南先生的夫人、著名演员东惠美子是日本青年剧座首席演员，日本文化大奖获得者。南先生和夫人没有子女但却有着深厚的爱心与童心。他们家的一角，像是童话世界，玩具堆积成了座座小山岗，有着学者和艺人共有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生活。我常常去南先生的心理学研究所阅览。后来，南先生给了我一个绰号叫“书虫”（书呆子）。当他知道我研究中国人的时候，很快把一本由东亚同文书院印制的日文《中国人的精神结构研究》复印并精装之后送我，那本书汇集了西方人对中国人一百多年的研究文章，成为后来我和学生编写《中国民族性》（一）的重要资料来源。南博先生喜欢中国，多次赴华，多次和学生交流，是人大社会心理学研究生的尊师。
我爱逛街，爱逛书店，爱逛景色，常常一个人徒步“逛”。东京大学的后门对着上野公园之旁的“不忍池”，在“不忍池”的边角地带常常看到“浪人”即流浪者在那里结伴饮酒。走过“不忍池”和上野一条街可以到达神田书店街，街上书店林立，图书满目。我常去那里，有时候驻足翻书阅读，觉得是走进了书海。1984年回国前在那里买了不少书，被阿部幸夫先生看见。阿部先生是我在日本结识的朋友，他是夏衍研究的专家，一位极有文采和审美意趣的学者。阿部先生看到我买书，回去便送了我许多有关女性和国民性研究的书，我高兴极了。阿部先生是中国的常客，常来中国。他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他也是人大社会心理学研究生的尊师。阿部先生喜欢和学生谈天说地，笑声朗朗，他曾和1986级、1987级研究生一起去圆明园野游并午餐。时至今日，历历在目，难以忘却，深深地怀念并感激阿部幸夫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