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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华大学之后，我的家由中国人民大学搬到了清华大学附中院内的职工宿舍楼，距离清华大学的中心地带比较偏远，但对清华附中学生的一些课上课下生活逐渐熟悉了。我的女儿时为四岁多的小儿，常常观看中学生在这个宿舍楼一层大房间的体育课，时间长了就和中学生们熟络起来，一次还把几位中学生请到家里吃糖果，被年轻的邻居看到了为她叫好。小女接触了淘气的中学生，好像她也学到了些什么。一次，送她去幼儿园路上对她说：“早晨喝那么多粥要上厕所的。”她乐呵呵地说：“我憋着。”一次，女儿把我刚送给她的红蓝铅笔用尽气力掰成了两段，说是要看看笔的两头怎么会是两种颜色的呢。那时，学生苗少霞常来我这个偏僻一隅，和我的小女“混”在一起“打闹”。这是在那些令人紧张不安的日子里从后辈的单纯和快活中得到的“人之初”安慰。
粉碎“四人帮”之后，清华大学的教师在会上会下表示要“寻找归宿”，并且各种课程如同百花争艳般在清华园“开放”。“复课”的景气很快地壮观起来，连我这样的文科人士也去听课：听周远清老师的计算机课最投入，那时学会了“二进制”编码；听基础课老师的高等数学课、脑科学课和高能物理课也很上心。当时清华教师发出的“寻找归宿”呼声也感染到了我自己。
我曾经感叹，原在人大哲学系学习时的授课安排让我在清华大学喜欢上了理工科的一些课程。回首清华大学时期的所学，竟成了我后来社会心理学（包括传播学）研究的一种准备。也在那个时候，我想改行研究心理学，由“人性”之问推进到研究中国人，其间请教了清华大学心理学家李作葆教授。我对李教授谈到“文革”中的“人”是我想象不到的复杂而且无法捉摸，表示想由哲学转为心理学，了解“人”，研究人。她介绍我去找北京大学的孟照兰和姜德珍两位心理学家。我去拜访了两位女教授，她们又告诉我心理学有一些课程已经开讲。我又陆续去听王甦老师、邵郊老师等的各门心理学课程，并好奇地观看沈政老师的动物实验室，去邵郊老师家观看他用于观察和实验的各种小鸟“走迷宫”。这在实际上为东渡日本学习社会心理学做了知识准备。
这八年的经历，行行重重。在“大批判”和“追查政治谣言”中遭遇过“人性之问”，在日常生活和复课授课中相遇“人性复苏”，有了生活上的真实感和学问上的追寻。“人性”这个概念和对这个概念的猛然思虑，时起时伏。当时外子被学校派往四川绵阳清华大学分校教书，我和小女隐于一隅却也有了多样的人际接触并和小女一起观看附中学生的少年世界。这八年不仅深刻地遭遇了“人性”之问而且也与多样生活对僵死思想的“激活”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