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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常被叫作“教师爷”，但实际上是“书匠”，以书为主要工具，带领并教育学生读书与行事，在这个语意下教师爷则是教师这个职业的代称。我一生教书为业，几近“匠人”，为自己一生深爱而不悔。
人大哲学系首届本科是五年制。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学校提前调出一些学生当了教师，被称为青年教师，直到“文化大革命”这批人仍被称为青年教师。这批青年教师也就成了校园里的一种参与力量，因此，他们更多地体验到了校园里的这场大革命。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北京几大院校的学生很快地行动了起来并分成两派。如同其他院校一样，中国人民大学也分成了两派，以大操场（现在哲学、历史、中文等专业所在的人文楼及楼前草坪）为界，南北对峙。两派都是自组织，自成一体，自有专案组、战斗队，自有参谋室，相互揭露对方“问题”；开始是大喇叭对战，后来相互对立到了不可开交的时候便动用“武力”搞武斗。
因为反右派运动的“教训”，“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教师比较谨慎，家庭或个人有“历史问题”的，观望者较多。但是，运动的风暴很快迫使教师“站队”和“表态”，没有入“派”的教师极少。教师、一般干部和工人，大部分分别参加了两派，“派别”成了当时鉴别是“造反”还是“保守”的“立场”的标志，在激烈的情况下还出现了“一家两派”。
人大的几位校长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被“揪斗”并受到了残害，胡锡奎、郭影秋、孙泱、李培之无一幸免，孙泱和郭影秋遭受的迫害尤其残酷。李培之是王若飞的夫人，被抓到暗室里严刑拷打，但幸免于死。孙泱是朱德的挚友孙炳文烈士之子，曾任朱德秘书，一位才子（他的妹妹孙维世曾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导演兼副院长，多才多艺，在“文革”中死于囚牢，年仅47岁）。时年52岁的孙泱在“文革”中是被活活打死在地下室的。郭影秋“文革”开始时是在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搞“四清”，回校后被抓起来审讯批斗。他被抓起来审讯的过程中，造反派专门棍打肋骨和后脊骨，造成他后来一条腿功能丧失，只能锯去那条腿。
那时的人大校园不是大会批斗“走资派”，便是让“走资派”戴上各种纸帽子游街，往脸上抹稀泥，搞体罚，辱尽人格。从郭影秋的《往事漫忆》中知道，在审讯的过程中，造反派把刀、绳索等物放在他的房间，暗示他去“自杀”。人大造反组织对郭影秋的“斗争”，让苏家垞的农民知道了，农民自发组成700人代表来到人大的批斗大会，这成为第一个“调动农民斗学生”的事件并把罪名安在郭影秋头上，这件事震惊了“文革”领导层，也轰动了全社会。围绕“斗争”当权派郭影秋，人大迅速分成了“反郭”和“保郭”两派，“保郭”派的中坚是学生、工人和部分教师，占有多数，但最终仍然没有保护住这位受人尊敬的校长。群众运动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势力，群众心理演化为一种力大无比的行为力量。
两派之间的“势不两立”造成了教师群体的互相攻击，直到工人阶级进驻高校，“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两派教师搞“大联合”。当时已全面停课，教师每天开会，“早请示”，“晚汇报”。
“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大联合”结束后，教师下去劳动锻炼。人大教师的大队人马去了江西的鹰潭，躲过了血吸虫病区，躲过了病患的隐匿威胁。
197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被解散。我被分配去了清华大学，一去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