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活

1956年，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这是一个充满“冲突”的学生年代。亦喜亦惊，亦乐亦惧。

1956级哲学系学生是中国人民大学在高校统一招生之前大约一个月的时候，提前考试录取的，据说落榜者尚可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哲学系当年录取了200人，分七个班。每个班，考分首屈一指者任班长，也是一种威风和快活的事。七个班长中没有女生。事实上，女生亦相当优秀，但在文雅风下含蓄着，那是彬彬有礼的一代文才女子。怀念那个年代的女大学生风貌。

1956年入学的时候，恰逢“读书”的时光。何思敬当时任哲学系主任（后来的系主任为齐一、方华、马奇、吴江等诸位学识渊博的前辈）。当时为这批首届本科学生构筑了即便是现在看来亦属上乘的授课老师阵容，数学有关肇直，逻辑学有王方鸣，物理学有林万和，心理学有彭飞，中外哲学史有石峻和尹明以及苗力田等著名学者，给学子奠定了极好的知识结构。后来证明，这批学子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群体。不幸的是，在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中，这个群体受到了致命的伤害。

1957年春夏之际，在大家始料不及之下，来了反右派运动。在这个运动没有来之前，有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号召，称之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让以“智慧”之名而自豪的“哲学生”比较快地行动了起来，活泼泼地参与“鸣放”当中。其结果，有几位同学被打成了右派，而我们这些同学坐在桌椅之旁批判自己的同学却不知道反右派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反右派的内情。当时的批判是直面的，揭发式的，上升到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是人人站稳立场、人人与右派划清界限的“革命”行动。那么，反右派是怎样又怎么可能促使一大批青年学生身上产生出对自己同窗的“革命”行动的？这是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没有弄明白的问题。当时，“右派”是啥，并不知。但是，“批判右派”是党的号召，这个号召是“千真万确”的。因此，一个个右派是一个个标本，在对右派“不知是啥”的情况下批判右派，具有绝大的诡秘性。这种诡秘性对潜在意识的勾引则是对“右派”同学某句话的鬼魔般“好奇”和“逼问”。时至今日，这些都是极其沉痛的同窗往事。

被打成右派的同学在毕业时都被分配到了工厂或农村进行“改造”。潘世元和刘达孝在门头沟煤矿劳动“改造”。潘世元是来自上海的秀才，很会独立思考，有着直言不讳的率性，对待同学善言善交，是一位善心厚重的同学；刘达孝是贵州来的高中毕业生，年少英俊，才华横溢，聪慧且耿直。在“劳改”中，潘世元不堪折磨自杀，刘达孝成了精神病人死于病患。被打成右派的李德、吴汝文、于云鹏等同学经历了一生坎坷，受尽摧残和侮辱，于云鹏几次被批判，流离失所以至于乞讨求生、露宿街头，最后捡了一条硬骨头性命。

反右派运动之后是“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很多学生都下乡。我是在北京郊区的西黄村，住在一对无儿无女的老人家里。大炼钢铁高潮中，眼看着两位老人把家里的铜镜、铜盆，家里所有的铁器都拿出来炼钢炼铁了。回想起来，自己在那个时候无动于衷，没有惋惜过，而是被裹在“大跃进”的巨流洪水中，感到两位老人响应号召、顾全大局，是“革命”举动。后来曾去看望过两位老人，却也不曾意识到这“革命”是对他们日常生活和家当的无情“剥夺”，是对他们这一家的“伤害”。“三面红旗”运动之后回到学校，系主任吴江要求学生“坐下来读书”，“瞅天花板”做思考。

“三面红旗”运动之后有个思想改造运动，运动中大学生人人检查思想“向党交心”，以至于公开自己的日记。这个“思想改造”实际上使每个人像剥皮一样把自己剥个精光，检查深刻的则作为典型，被抬出来“现身说法”。毕业时，十年大学同窗带着种种迷惘各走他乡去经历，去适应。

大学生活所遭遇的人性之殇，或许成为我日后对“中庸”比较敏感的一个早期因素。 XqBz/RvfwTzM0tED2RMNZfDySzoYYztomY4e7uZBUJOj4X99dCeyJzpwCDKov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