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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国中晩期到汉代初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现象，那就是“名”和“法”常常被放在同等的位置上，“名”“法”连用、“名”“法”并举的现象格外普遍。这种现象仅见于战国中晩期到汉代初期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战国中期以前看不到，汉代初期以后又消失了。首先来看先秦时代的文献：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薫然慈仁，谓之君子。 以法为分，以名为表 ，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庄子·天下》）
《天下》是《庄子》的最后一篇，其作者究竟是庄子本人还是其门徒，学界没有定论。此篇虽视“道”为最高的、最完善的原理，将仁、义、礼、乐、法、名、参、稽看作次于“道”的某一方面的原理，但不像《庄子》内七篇，对现实社会中的价值伦理、制度规范竭尽嘲讽否定之能事，而是对其作用和意义给予了某种程度的肯定。在现实社会的价值伦理、制度规范中，仁、义、礼、乐作为一组放在一起，法、名、参、稽又作为一组排列在一起。法、名、参、稽并列，显然是因为这四者都是统治之术，虽然有各自的用处，但政治上的意义非常相近。再来看《管子》的《白心》篇：
圣人之治也，静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废。
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管子·白心》）
《白心》篇是具有浓厚黄老道家思想倾向的《管子》四篇（《内业》《心术上》《心术下》《白心》）中的一篇。《管子》四篇作者有一个总的观念，即天下万物都必然存在与之相应的“名”，“名”对“物”具有规定性，因此，只要把握了“名”，对“物”的管理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然而，对圣人（统治者）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把握“道”，圣人如果能把握“道”，根据“道”生万物的原理，他就不仅不会被具体的“名”约束，反而能从总体上把握“名”，特别是让“正名”自发地发挥“治”物的作用。《管子》四篇中，“道”与“名”的关系被视作现实政治中最为重要的关系，“法”在这里并非重点。“名正法备”表明“名”“法”具有同等的地位，在政治秩序的树立，标准、规范的形成上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
再来看《管子》的《七臣七主》篇：
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法臣： 法断名决 ，无诽誉。故君法则主位安，臣法则货赂止，而民无奸，呜呼美哉。（《管子·七臣七主》）
《七臣七主》具有浓厚的法家倾向，上述这段话，主要是在鼓吹“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法断名决”表明“法”“名”是政治场合的两大重要道具，这里的“名”可以看作“法”的代名词，即“名”指用规范的、确定的语言表达的“法”。
具有法家倾向的《商君书·定分》也有类似的表述：
故圣人 为法 ，必使之明白易知， 名正 愚知遍能知之。（《商君书·定分》）
下面的例子亦见《商君书·定分》：
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
夫卖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骛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贫（贪）盗不取。
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
，天下之人得议之，其议人异而无定。（《商君书·定分》）
同样是“法”和“名”的连用，但这里的“名”显然是“名分”之意。《定分》篇主张“名分”不确定会给政治带来恶劣的影响，和“法令”不明了带给政治的恶劣影响是一样的。再来看出土文献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逸书《九主》篇：
后曰：天企（法）何也。伊尹对曰：天企（法）无□，复（覆）生万物，生物不物，
莫不以名，不可为二名。此天企（法）
也。（《九主》）
《九主》也是一篇具有黄老道家倾向的作品。关于“天法”是什么的问题，伊尹对“后”即君主回答说，“道”能够覆生万物，却不是具体的物，就物而言，万物都必须通过“名”来识别、管理，但“名”只能有一种，而不能有多种，这就是“天法”。由此可见，在《九主》篇看来，“法”的推行其实很简单，就是依赖“名”来管理“物”，但“名”必须是独一无二的，不然就失去了其规定性。因此，独一无二的“名”（其实就是“正名”）正是“天法”的体现。在这里，“名”“法”不是并列的关系，几乎就是重合的关系了。
如前文所言，《黄帝四经》中有大量有关“名”的论述，下面列举几段比较有代表性的文例：
天下有事，必审其名 。名□□ 循名廏（究）理之所之，是必为福，非必为（灾）。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 。（《经法·名理》）
这是说，当天下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时，第一步的工作就是审“名”，“名”确立了，是非判断的标准也确立了。是非判断的标准确立了，就可以实施“法”的裁断了。
是故天下有事，无不自为 刑（形）名声号矣。刑（形）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迹匿正矣 。（《经法·道法》）
这是说，当天下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时，“刑（形）名”（实际上指的是确定的秩序、规范）、“声号”（实际上指的是政策、法令）就会自发地发挥作用。只要“刑（形）名”和“声号”系统建立起来了，就没有谁能逃得过它的控制和管理。
居则有法，动作循名 ，其事若易成。若夫人事则无常，过极失当，变故易常；德则无有，昔（措）刑不当。 居则无法，动作爽名 ，是以僇（戮）受其刑。（《十大经·姓争》）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黄帝四经》认为政治行为是否有效、得当，关键在于是否“有法”“循名”。在这里，“名”“法”显然被并列在一起，成为政治上最高的、最根本的要素，具有规范、规则的效应。
黄帝问力黑：…… 请问天下有成法可以正民者 ？力黑曰：然。昔天地既成， 正若有名，合若有刑（形），〔乃〕以守一名 。…… 吾闻天下成法，故曰不多，一言而止。循名复一，民无乱纪 。（《十大经·成法》）
这段话通过黄帝之口明确表示，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天下的“法”，那就是“循名复一”，这同样是将“循名”看作最高政治原则，同时也是将“法”的实质和“名”的作用紧密联系起来。
以上文例反映出《黄帝四经》中“名”“法”连用、“名”“法”并举的现象十分普遍，其中的“名”有时也用“形名”来表达，从中可以看出两种情况：其一，和《九主》篇一样，作者把“名”尤其是“正名”看作政治上的最高法则。《十大经·成法》中的“吾闻天下成法，故曰不多，一言而止。循名复一，民无乱纪”代表了这一倾向。其二，虽然“名”“法”都与规则、规范相关联，但一般都是“名”在前“法”在后，“名”的确立是“法”生成过程中的必要前提，因此“名”的作用似乎更为重要。《经法·名理》中的“循名廏（究）理之所之，是必为福，非必为
（灾）。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代表了这一倾向。
接下来考察汉初的文献，首先看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 。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 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 ，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 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
和《庄子·天下》篇一样，司马谈也持以“道”为首的立场，但对其余五家，他并非一概同等对待，而是有所区分的。例如，他把“儒”“墨”放在一起，将“名”“法”放在一起，说道家“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从以上名家和法家之定义来看，两者其实非常接近，都是一种统治术，只是重点有所不同而已。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甚至认为这两家并无区别：“对照法家和名家，这两家几乎可以看作一家，将名家和法家做名称上的区别，实在是件奇怪的事，司马谈对名家的解释恐有失当之处吧。”
说司马谈之名家定义失当，这是因为今人只知道以公孙龙、惠施、墨辩为代表的，其某些论述接近西方逻辑学的那一类名家，笔者将其称为“知识型名家”。司马谈对知识型名家虽有所论及，但却是批判和否定的。在司马谈的心目中，值得肯定的是另外一种名家，即其理论有益于“治”、可以为君主专制主义提供服务的政论型名家，这种名家在作用和功能上确实和法家有重合之处。
接下来探讨《尹文子》的情况，下面列举数段有代表性的文例：
名有三科，法有四呈 。一曰命物之名，方圆白黑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量是也。（《大道上》）
庆赏刑罚，君事也；守职效能，臣业也。君科功黜陟，故有庆赏刑罚；臣各慎所务，故有守职效能。 君不可与臣业，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与，谓之名正，名正而法顺也 。（《大道上》）
君子非乐有言，有益于治，不得不言。君子非乐有为，有益于事，不得不为。 故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权术 ，所为者，不出于农稼军阵，周务而已。（《大道上》）
老子曰：“以政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国，万物所不能乱 。奇者，权术是也，以权术用兵，万物所不能敌。 凡能用名法权术，而矫抑残暴之情，则己无事焉 。己无事，则得天下矣。（《大道下》）
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也 。…… 名以正之，法以齐之 ，…… 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簒；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乖名分 。（《大道下》）
古者君之使臣，求不私爱于己，求显忠于己。而居官者必能，临阵者必勇，禄赏之所劝， 名法之所齐 ，不出于己心，不利于己身。（《群书治要》所收《尹文子》逸文）
在古典文献中，“名”“法”并举现象最为普遍的就是《尹文子》了。关于《尹文子》是否为伪作及何时成书的问题，笔者有过非常详尽的考证。笔者认为今本《尹文子》有后人改造、重编的痕迹，因此无法断言它就是先秦尹文子的原著，但后人在改造、重编时所依据的材料显然有先秦的成分，因此视其为西汉以后的作品，可能更稳妥些。
不过，正因为《尹文子》经过了后人的加工，所以它关于“名”“法”关系的论述有驳杂的特征。例如，《尹文子》认为“名”“法”都是君主的统治工具，但关于这两种工具之具体内涵和范围，《尹文子》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名有三科，法有四呈”，即两者都是政治必须依据的规范，《尹文子》为这两种规范做了彻底的分类。而另一种说法则是从其功能出发，即“名”“法”虽都与规则相关，但其作用并不相同。其作用可以用一纵一横来表达。纵者，“名”也，用“名”来确定社会的上下贵贱尊卑等级秩序；横者，“法”也，用“法”来确定社会上上下贵贱尊卑不同阶层都必须遵循的共同的秩序。因而在功能和作用上，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尹文子》也有“名”在前、“法”在后的意识。如“君不可与臣业，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与，谓之名正，名正而法顺也”所言，“法”的正确施行与否，与“名分制度”的确定与否相关。
此外，笔者以为，《尹文子》的“名”与“分”或“名”与“称”也有和“名”与“法”可以对应之处。例如：
名宜属彼，分宜属我。我爱白而憎黑，韵商而舍徵，好膻而恶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爱憎，韵舍，好恶，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则万事不乱也。（《大道上》）
名称者，别彼此而检虚实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亲贤而疏不肖，赏善而罚恶。贤不肖善恶之名宜在彼，亲疏赏罚之称宜属我，我之与彼，各（或作“又”，据伍非百本改）复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贤不肖为亲疏，名善恶为赏罚。合彼我之一称而不别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称者，不可不察也。（《大道上》）
这两段话表明，赋予对象的名称（如“贤不肖善恶之名”）以及和名称相应的政治行动（如“亲疏赏罚之称”）要严格地区分开来，但都由“我”即君主来操纵和把握。在将“贤不肖善恶之名”赋予臣下的同时，实施“亲疏赏罚之称”即类似于“法”的举动，因此，“名”的赋予权与“法”的执行权都必须由君主独断，不可轻易地让出去。
综合以上文例，可以看出先秦秦汉时期“名”“法”连用有三种倾向。第一，由于“名”对“物”（或者说“实”）具有规定性，所以“名”作为是非判断的基准，其自身就是不可侵犯的最高的准则。《荀子·正名》虽然没有“名”“法”并举，但也非常明确地把“正名”和“符节度量”“法”“数”“是非”联系在一起，称名为“名约”“名守”。如果“正名”能够确立，那就可以起到“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的政治作用。因此，所谓“法”的建立可以等同于“正名”的树立，前引马王堆帛书《九主》、《黄帝四经·十大经·成法》，都明白地指出了这一点。正因为“名”“法”都具有绝对的、公正的意义，是一种政治工具，所以在这个时期，将“名”“法”与“度”“量”“衡”或“符”“节”连用极为常见。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在此仅举一例。《尹文子·大道上》云：“故人以度审长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轻重，以律均清浊，以名稽虚实，以法定治乱，以简治烦惑，以易御险难，以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如此，顽嚚聋瞽，可与察慧聪明，同其治也。”
此外，如《尹文子·大道上》“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量是也”所示，“律度权量”被看作“平准之法”即法律的一种。《管子·揆度》则将“权”“衡”“规”“矩”这些自然基准、规范直接同“正名”联系起来：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谓事名二？”对曰：“天策，阳也。壤策，阴也。此谓事名二。”曰：“何谓正名五？”对曰：“权也、衡也、规也、矩也、准也，此谓正名五。……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国。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势。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国之至机也，谓之国机。”
无疑这是将“二五”（事名二、正名五）视为国家统治上的根本法则。
第二，就统治者而言，“名”和“法”作为两种不同的统治手段，有着分工上的不同。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在政治作用上将名家和法家既并列又区分，《尹文子》有“名有三科，法有四呈”“名以正之，法以齐之”的说法，都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有时“名”还是“法”的前提。“名”是确定不移的制度的化身，“法”则是具体的实施手段。这从《黄帝四经》和《尹文子》中也能找到证明。
总之，在中国的某一历史时期，“名”“法”都被视作现实政治中最高最根本的因素。和“法”一样，“名”也对形成和维持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