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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和名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命运可以说极富戏剧性。先秦秦汉有关“名”的论述极为丰富，《论语》《墨子》《老子》《荀子》《公孙龙子》《管子》《韩非子》《申子》《尸子》《黄帝四经》《吕氏春秋》《尹文子》《春秋繁露》及伪书《邓析子》等许多文献从不同角度论述过“名”。对“名”的重视，甚至一度到了这样的高度，如“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管子·心术上》），“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管子·枢言》），“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申子·大体》）
，“治天下之要在于正名……苟能正名，天成地平”（《尸子·发蒙》），“用一之道，以名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韩非子·扬权》），“名正则治，名丧则乱”（《吕氏春秋·正名》），“至治之务，在于正名”（《吕氏春秋·审分》），“〔名〕正者治，名奇（倚）者乱。正名不奇（倚），奇（倚）名不立”（《黄帝四经·十大经·前道》），“名者，大理之首章也”“是非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名则圣人所发天意”“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名”成为确立是非、制定秩序的根本性法则。
汉以后，有关“名”的论述逐渐减少，名学成了一门绝学，只在魏晋时期有所复兴，之后便消失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几乎被人遗忘。进入20世纪之后，“名”的研究又突然大兴。对《公孙龙子》等名家著作进行注释者不胜枚举，名学作为中国逻辑学的代表，成为中国逻辑学史研究的重点。也就是说，名学从一门极具传统意味的学问变成一门极具西学意味的学问。
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的影响，名家研究在中国一度极为兴盛，成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百年之后，我们回首这一研究领域，发现它在取得许多重要学术成果的同时，其实也不无偏颇之处。可以说，名家研究从一开始就有方向性的错误，表现为不顾名家所生存的思想史环境，将西方逻辑学概念、框架、方法简单地移植过来，有削足适履之嫌。20世纪后在西方学术背景下形成的先秦名学研究，只重视逻辑意义上的、知识论意义上的“名”，有时甚至曲解伦理意义上的、政治意义上的“名”，将其当作知识论、逻辑学材料来使用。自从将“名”“辩”与西方逻辑学相比附后，只要谈到“名”，似乎就只能从逻辑的角度出发。这样使很多看上去与逻辑学无关的“名”的资料被轻视，被闲置，甚至被曲解。特别是那些伦理意义上的、政治意义上的“名”，虽然是中国古代“名”思想中不可割裂的、有机的、重要的成分，却因为西方逻辑学研究的思路而得不到正视，得不到客观的研究。因此，20世纪名学研究既有巨大的成就，也有严重的偏差。这种偏差在于将对“名”自身（语言结构）的研究和对“名”功能（政治作用）的研究混为一谈。要研究先秦名学，不能忽视大量与政治思想相关的资料。
我们发现，先秦秦汉时期，关于“名”的论述虽然极为丰富，但论述的内容却往往相去甚远。在《论六家要指》中，司马谈是这样总结名家的：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从司马谈关于名家的定义来看，他是一分为二地看待名家的。说他们“苛察缴绕”“使人俭而善失真”，可能是指他们在概念、名词的辨析上过分拘泥，超出了普通人可以接受的程度，以致到了“失真”的地步，这是其短处。但是他们追求“正名实”及“控名责实，参伍不失”，却是值得肯定的。
从司马谈的定义里，我们能读出很多有意思的内容来。首先，司马谈笔下的名家虽然在概念、名词的使用上过于执着，有点像今天所谓的逻辑学或语言学，但他们并不是不关心政治，因为从“控名责实，参伍不失”这种《韩非子》中常见的话来看，这是一种接近于法家的政治思想，不仅与抽象思辨无关，而且甚至可以作为政治上的实战理论。因此，显然司马谈把所谓的名家也当作一种政治思想来看待。
其次，司马谈没有指明代表者或代表作，这使我们不知道他所谓的名家具体可以和谁对应。其实司马谈所谓的“家”，并不确指哪一个流派、哪一个学术团体，而是一种政治倾向。在他心目中，其实只有道家是吸收了各家长处的、最高层次的哲学，其余五家都有其长短，只有在被道家兼容之后，才能扬长避短。日本学者关口顺（関口順）曾专门分析司马谈心目中“名家”一词的来源。他认为，这一名称并非来自倡导“形名”“名实”“正名”的某一类人，也不是来自所谓的“辩士”。他指出，“名家”这种分类，从其命名之来源看，它是源自“形名”、源自“正名”还是源自“名实”，其实难以断定，实际上，它是将“形名”“正名”“名实”的意义都包含其中，并与道家、法家相关联的一种政治思想。
虽然司马谈没有明确指出他心目中的名家是谁，但是从他的定义中，我们可以做相应的推测，即这里有两种名家的影子：正面的是司马谈所推崇的，将“名”思想运用于政治场合，并发挥积极作用的政治思想；反面的则是被否定、被批判的，执着于概念、名词分析的，与政治没有直接关系或对现实政治会产生消极影响的思想。
总之，司马谈总结出的名家，只是依据学术宗旨做出的概括，而非类似儒墨的学派意义上的传承。在看似类似的学术宗旨下，其实包含着两种不同的名家，一种是伦理、政治意义上的，一种是语言、逻辑意义上的。或者说一种是“政论型名家”，一种是“知识型名家”。目前的研究显然侧重于后者，但其实前者在中国古代影响更大。儒家所讨论的“名”，大致属于伦理意义上的层次，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是调节性的而非规范性的。而战国中晩期法家及一些道家（黄老思想家）所讨论的“名”，往往与“法”思想密切相关，具有规范性的意义，是统治者可以直接把握和操作的工具。语言、逻辑意义上的“名”主要是惠施、公孙龙及墨辩学派所讨论的对象，他们把“名”自身当作一种认识对象来研究，注重认知的原理与方法，倾向于时空与物性的抽象辨析。不能说后者没有对前者产生过影响，但在相当多的场合，后者只是前者批判的对象，对中国思想史真正产生过影响的是伦理、政治意义上的“名”。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无益于治”的东西没有兴趣。正因为“名”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工具，如何把握它、管理它，由谁来把握它、管理它，就成为重要的话题。由此形成“名”“法”常常连用的现象，“名”成为确立是非、制定秩序的根本性法则。这一奇妙现象，实际上是法治国家在形成过程中，对规范、准则的作用和意义过分追求和崇拜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