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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由“民为贵”进一步提出了“仁政”说，对孔子“仁者爱人”“为政以德”的思想做了进一步发展。孟子“仁政”说的思想基础是民本论，其根据则是性善论。孟子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
“不忍人之心”即“恻隐之心”，也就是人皆生而即有的仁爱、同情心。“先王”指尧、舜和三代之王，孟子认为“先王”将生而即有的“不忍人之心”施于社会政治中，于是就有了“不忍人之政”，即“仁政”。只要实行仁政，治理天下便可“运之掌上”。在孟子看来，推行仁政不仅富有成效，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原因就在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之君王与古之“先王”一样，也都有仁爱、同情之心。孟子在游说齐宣王时，以宣王不忍杀牛衅钟而“以羊易之”，“见其生，不忍见其死”，启发齐宣王扩充此仁心，即可“保民而王”（《梁惠王上》）。孟子将仁政寄托在君主的不忍人之心上，似天真、不切实际，如后人所批评的，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但孟子以仁心启发齐宣王，不过是一种进言的策略，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无奈之举。孟子提倡仁政，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相信君王的不忍人之心，而在于坚信“民为贵”，认为人民的生命、财产是最为珍贵的，故以人民代言人的身份登上当时的政治舞台，要求统治者放下屠刀，实行仁政，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对于孟子而言，性善论只是实行仁政的可能条件，民本论才是其根本原因。故在《孟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孟子与齐宣王之间的另外一幕：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梁惠王下》）
孟子从某人受人之托，照顾朋友的妻室儿女，却使其受冻挨饿，到被任命为士师的高官，却不能管理好其下属，一步步地追问“则如之何”，意在提醒宣王注意，君主亦不过是受天之托来管理民众，如果“四境之内不治”，则同样面临着“如之何”的问题。故在孟子看来，仁政绝不仅仅是君主的一种施舍、怜悯，而是其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是其获得统治地位的理由和根据。而从“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表现来看，孟子的主张显然是齐宣王自己也无法完全否认的。孟子通过总结三代“废兴存亡”的历史教训指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离娄上》）认为天子不施行仁政，便不能保全四海；诸侯不施行仁政，便不能保住社稷；大夫不施行仁政，便不能保住宗庙；士和庶人不施行仁政，便不能保全生命。他像孔子一样，一生中周游列国，游说魏、齐等国的君主，希望他们能效法尧、舜以及三代之王，“制民之产”，施行仁政，结束战乱，使人民过上安定、富裕的生活。
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离娄上》）
尧、舜等圣人是人伦的极致，是君道、臣道的最高榜样。后世当效法尧、舜，“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而尧、舜所体现的君道、臣道不过就是仁而已。孟子又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离娄上》）认为施行仁政不仅要有善良之心和好的名声（“仁心仁闻”），同时还应有一套具体的、可操作的制度。只有其中的一项，“徒善”或“徒法”，都不能真正实现仁政。只有“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也就是扩充不忍人之心，急民所急，想民所想，同时“遵先王之法”，才能达到“仁覆天下”（《离娄上》）的效果。故在仁政的问题上，孟子不仅重人治，亦重法治，其所谓“法”主要是指“先王之法”或“先王之道”。孟子说：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梁惠王上》）
民众与士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具有了固定的“恒产”，才能有为善的“恒心”。如果没有“恒产”，人民生活陷入困顿，也就没有了“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所以先王、明君施行仁政，首先要“制民之产”，设计相应的经济制度，使民众“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具体来讲，就是要正经界，均井田；“薄税敛”，“省刑罚”（《梁惠王上》）；“去关市之征”（《滕文公下》），废除市场税；等等。孟子说：
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滕文公上》）
“正经界”就是要明确土地的所有权，避免暴君污吏对人民土地、财产的侵夺，故孟子视其为“仁政之始”，认为是施行仁政首先要做的事情。就孟子承认人民的土地所有权而言，他是肯定土地私有的。但春秋战国以来出现的土地私有，虽然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富国强兵，但也暴露出相应的弊端，国家税敛无度，社会贫富分化，致使“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前汉纪·孝武皇帝纪四》）。有鉴于此，孟子以恢复古代井田为名，提出了一个公有、私有相混合的土地所有模式，其具体内容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滕文公上》）在这个方案中，孟子既肯定了私田，也保留了公田。肯定私田，是为了鼓励生产，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保留公田，则是为了使百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滕文公上》）。孟子讲，“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强调首先要治理好公田，然后才能治理私田。但就施行仁政而言，他更重视的是私田，要求每家都有“百亩之田”可从事生产，统治者“勿夺其时”，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仁政、王道。孟子说：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
在人民有了“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后，国家还应“薄其税敛”，避免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孟子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尽心上》）他比较了夏、商、周三代的税法，认为：“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滕文公上》）但相比较而言，“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滕文公上》）。贡是实物税，它根据若干年的收成确定一个平均值，不分灾年、丰年都按这一固定数字征收，实行起来比较刻板，不利于人民的生活。助是劳役税（“助者，藉也”），实行起来则比较灵活。故孟子主张“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滕文公上》）。孟子批评当时的统治者“不制民之产”，人民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最终被逼无奈，以身试法。“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梁惠王上》）认为统治者等于是张着罗网捕民，哪有仁人在位却以网捕民的？所以真正的仁君、明主应“制民之产”“薄税敛”“省刑罚”，这样才能做到天下无敌。“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滕文公上》）
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已较为繁荣，出现了集市贸易，孟子主张“关市讥而不征”，反对统治者与人民争利，将其作为仁政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说：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梁惠王下》）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公孙丑上》）
对于市场，提供空地储藏货物却不征税，如果滞销，就依法收购不让其长期积压。对于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对于耕田的人，实行助法而不征税。对于人民的住宅，不征收额外的税钱。这样，天下之民便会欣然归附。“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公孙丑上》）孟子对向市场征税之举十分愤慨，称其为“龙断”，并编造了故事，称率先向市场征税的人为“贱丈夫”：
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公孙丑下》）
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滕文公上》）认为人的伦理生活高于物质生活，故在“制民之产”，人民的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后，便需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上》），培养人民的向善之心。仁政、王道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富而教之”（《汉书·食货志》），实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滕文公上》）的和谐伦理社会。
在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统一已成为大势所趋，对此孟子亦持肯定的态度。他曾转述与梁襄王的几句对话：“（襄王）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惠王上》）在孟子看来，只有统一才能实现天下的安定。但当时各国都将统一的方式寄托在暴力上，希望通过“富国强兵”，“战胜弱敌”，当时形势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言，“天下方务于合从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子则大义凛然地反潮流，“述唐、虞、三代之德”，倡仁政，提出了“以德服人”的王道思想。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公孙丑上》）
孟子主张用“以德服人”的“王道”统一天下，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也就是反对法家以严刑峻法驱民耕战，凭借“富国强兵”的实力和暴力来统一天下。因为前者符合人民的普遍利益，体现了对人民生命、财产和意志的尊重，“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后者则是从统治者的个人私利出发，是为了满足统治者个人的私欲，会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灾难，是违背人民的意愿的，它虽可以称霸一时，但不可长久。孟子说：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告子下》）
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离娄上》）
“弃于孔子者”即违背了孔子、儒家的价值原则，具体讲，就是违背了“民为贵”的价值原则。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公孙丑上》），认为人民的生命高于君主、天下之位，天下虽大，亦不能以牺牲民之生命为代价。这当然是一种很高的人道主义和价值理想，夏禹、商汤、周文王实行仁政、王道，正体现了这种价值理想，而齐桓、晋文及当时之诸侯攻伐征战，违背了这一价值理想，“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
孟子曾向齐宣王进言，称其试图用“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的方式，以实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欲”，无异于“缘木而求鱼”（《梁惠王上》），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只有实行仁政、王道，“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梁惠王上》），才能真正统一天下。可见，仁政、王道不仅体现了“民为贵”的价值原则，同时还可以“得民心”，是富有成效、切实可行的。孟子说：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公孙丑下》）
孟子以商汤伐桀，“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梁惠王下》）说明“仁人无敌于天下”（《尽心下》）。他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公孙丑上》）基于这种认识，孟子甚至对《尚书·武成》篇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持怀疑态度：“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尽心下》）显然，孟子将正义战争理想化了，他的“以德服人”“仁人无敌”的思想在当时也不免受“迂远”之讥。但孟子重视人民的力量，关心民众的疾苦，特别是将人民的生命、财产看作是最为珍贵的，认为任何统治者只有行仁政、王道，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才最有资格也最有可能统一天下，这种人道主义思想无疑是具有超越的时代价值的，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历史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