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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认为，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强本节用。强本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发展生产。衣、食、住、行是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要解决这些问题，根本出路就是发展生产。《七患》篇说：“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粮食是老百姓所仰仗的，也是统治者所赖以给养的物资。如果老百姓失去了生存依赖，则统治者也就失去了给养，老百姓没有粮食，就不可以供役使。马克思曾经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
同样，《非乐上》说：“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必须解决衣食住行等基本问题，所以，必须耕稼树艺、纺绩织纴。不从事生产，人就不能解决衣食住行等问题，所以，墨子说“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是人类的第一需要。
在国与国的关系问题上，墨家强调的是非攻，各国之间应该和平相处，平等互利。事实上，墨子的非攻是一种积极防御战略，即自己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墨子将粮食、兵力和城池称为国家的三种重要防备。《七患》篇说：“夫桀无待汤之备，故放；纣无待武之备，故杀。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贵而不为备也。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所以，防备是国家头等大事，其中粮食又是国家之根本。《公输》篇载，公输般（鲁班）在斗法的过程中输了之后，准备杀墨子。墨子说：“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正是因为墨子做了充分准备和防备，才使得止楚攻宋一事成功，最后楚王不得不放了墨子。所以，墨子强调要做好国备。在三大国备中，墨子又特别看重粮食。我们今天认识到，战争的关键是后勤保障。最后取胜的一方，往往都是有后勤保障的一方。
墨子在强调物质财富生产的同时，还特别强调节俭节约的重要性，提出了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节用上》说：“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对物的使用不得随意浪费。墨子认为，统治者必须在衣、食、住、行、性五个方面做到节用。《辞过》篇说：“凡此五者，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此五者不可不节。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孰，衣服节而肌肤和。”“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做好在衣、食、住、行、性等基本生活方面的节俭、节用是一个国家能够长治久安的关键。
关于在衣、食、住、行、性等方面如何做到节俭、节用，墨子提出了具体的主张。《节用中》曰：“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曰：‘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阯，北降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逮至其厚爱。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饭于土塯，啜于土形，斗以酌，俯仰周旋威仪之礼，圣王弗为。古者圣王制为衣服之法，曰：‘冬服绀緅之衣，轻且暖；夏服絺绤之衣，轻且凊，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古者圣人为猛禽狡兽暴人害民，于是教民以兵行，日带剑，为刺则入，击则断，旁击而不折，此剑之利也。甲为衣则轻且利，动则兵且从，此甲之利也。车为服重致远，乘之则安，引之则利，安以不伤人，利以速至，此车之利也。古者圣王为大川广谷之不可济，于是利为舟楫，足以将之则止。虽上者三公、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饰，此舟之利也。古者圣王制为节葬之法，曰：‘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于泉，流不发泄，则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丧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宫室之时，因陵丘堀穴而处焉。圣王虑之，以为堀穴，曰：‘冬可以辟风寒。’逮夏，下润湿，上熏烝，恐伤民之气，于是作为宫室而利。然则为宫室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圉风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则止。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住房是为了避风寒，饮食是为了充虚继气等，穿衣服是为了冬暖夏凉，乘舟车是为了安全及时到达，丧葬是为了让死者也能够有尊严，只要满足这些基本需要即可。这样就可以做到人力、财力都不被浪费，生产不被耽误，老百姓也就不会增加负担，从而能够过上安定的生活。
墨子认为，要保证基本的劳动和生产，必须非命，即必须反对命定论。儒家主张命定论。《论语·颜渊》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当时孔子的学生司马牛忧愁地说：“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商）回应说：“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有人认为，这里子夏所说的话只是对司马牛的心理安慰，未必就是儒家的观点。但是，“商闻之矣”也可理解为我子夏听老师孔子说过。也就是说，子夏说这句话虽然是在心理上安慰司马牛，但却体现了孔子的命定论思想。针对儒家的命定论，墨子提出了非命的思想。墨子认为，命定论是十分有害的。《非命上》载：墨子认为当时的统治者希望国家富裕，国家却依旧很贫穷的原因是主张命定论的人太多，他说：“执有命者以杂于民间者众。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命，虽强劲，何益哉？’以上说王公大人，下以驵百姓之从事，故执有命者不仁。故当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命定论，即宿命论，将一切事情都看成是由“命”决定的，从而完全否定了人的主观努力的作用，也就会从根本上妨害老百姓进行生产和劳动，所以对命定论必须加以反对。为了反对命定论，墨子提出了三表法，作为否定命定论的依据和标准。墨子认为，凡是说话，做判断，都必须有标准，否则这种言论和判断都是有问题的。《非命上》说：“然则明辨此之说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言〕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墨子把古者圣王之事、百姓耳目之实、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这三个方面称为三表或者三法，作为判断一切言论是非的标准。从这三表出发，可以说古者圣王之事没有过“命”这种东西，百姓耳目之实也没有见过“命”为何物，而就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来说，相信命定论只能是否认人力的作用，对国家和人民没有任何好处。《非命中》说：“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有，〕或以命为亡。我所以知命之有与亡者，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与亡。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然胡不尝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命”纯粹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
墨子还运用三表法反对音乐的消极作用。《非乐上》说：“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遂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墨子认为，从古者圣王之事看，圣王基本不为乐，而且为乐越多的圣王，其功劳就越少；从国家百姓万民之利看，为乐也没有什么好处。墨子认为，制作乐器需要花费很多人力、财力和物力，演奏这些乐器又需要花费很多人力、物力，而且统治者还号召大量的百姓来欣赏音乐，这样就会妨碍生产，使得男子不能耕稼树艺，女子不能纺纱织布，所以，为了保证老百姓最基本的劳动和生产时间，对为乐必须加以反对。
墨家不仅认为言谈判断需要有“法”做标准，而且要求一切行事都有“法”可度。《法仪》篇载墨子说：“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已。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墨子以百工从事皆有法可度，来论证统治者治理国家也必须有法所度。那么统治者治理国家，需要以什么为法呢？墨子认为，统治者治理国家必须以天为法。
为什么统治者必须以天为法呢？《法仪》篇说：“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犓牛羊、豢犬猪，絜为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说以不欲人之相爱相利也！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曰杀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说人为其相杀而天与祸乎？是以知天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天的意志就是要人们“兼相爱，交相利”，天对人们是平等相待的，因此人们能够兼爱互利也就是对天的意志的体现和实践。
墨子认为，天是人世间最高的裁判者和监督者，天的意志就是要人们“兼相爱，交相利”，只要顺从天的意志，必然得到奖赏，而违背天的意志则要遭到惩罚。所以，墨子认为，天子也同样要尚同于天。这一点非常重要，意味着天才是最后的裁判者，实际上天就是真理的化身。《尚同上》说：“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菑犹未去也。今若天飘风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圣王为五刑，请以治其民。譬若丝缕之有纪，罔罟之有纲，所连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如果天下之百姓尚同于天子，而不尚同于天，则灾难还不能避免。所以，天子最终也必须尚同于天，才可能避免灾难。从这里看，说墨家的尚同论并不是专制，是有依据的。墨子认为，天子即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必须尚同于天，这一点百姓或统治者并不知道。《天志上》说：“且夫义者，政也。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士政之；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将军、大夫政之；将军、大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三公、诸侯政之；三公、诸侯竭力听治，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政之。天子为政于三公、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为政于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所以，在墨子看来，要大家都明白天是人世间一切是非的最终裁判者，真正按天的意志来办事，即按客观规律办事，这一点并不是十分容易的。所以，墨子认为，天具有奖善罚恶的意志，这种意志具体地可以通过鬼神履行职能。人们只有对上天、对鬼神有敬畏之心，尊重客观规律，才能得赏；反之，就要受到惩罚。
如上所述，墨子提倡天志、明鬼，实际上就是要人们必须按照兼爱互利的原则行事，从而实现天下大治的理想社会。所以，《天志上》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人有规就可以画出最美的圆形，匠人有矩就能画出最好的方形，墨子相信有了天志，就一定可以实现兼爱和谐的理想社会。
总之，墨家思想博大精深。但是，由于墨家的兼爱非攻、节用非乐等思想所体现的主要是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和需求，从根本上不符合统治者的需要，再加上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比如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等，因而墨家思想中的兼爱、节用等精神虽然也部分地渗透到其他学派的思想之中，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受到排斥，没有受到重视，没有人研究，逐渐成为绝学。明末清初，傅山注释《大取》，乾嘉学派注释《墨子》，到孙诒让写作《墨子间诂》，从而使得墨家思想逐渐开始进入人们的研究范围。历史进入20世纪，墨学开始复苏。随着西学输入，梁启超、胡适等学者认识到墨家思想中存在着与西方思想“相悬契者”，希望用墨家来对抗西方，或者通过研究墨家的思想来移植或更好地学习西方学术。于是，墨家的思想学说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墨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必将焕发出新的生命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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