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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的政治梦想就是要建立一个“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性社会，从而结束各种乱象，建立一个和谐的理想社会。《兼爱上》说：“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国家社会治还是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是兼相爱（相互尊重、相互关爱）还是交相恶、交相非（相互憎恶、相互攻伐）。
墨家思想以逻辑立论。
墨家认为，要做出一个断定，必须明确做出这个断定的充足理由。《经上》说：“故，所得而后成也。”“故”即理由是有了它就能够使所做出的断定成立的东西，也称为“大故”。《经说上》说：“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若见之成见也。”就像有了足够的视力、适当的距离和充足的光线之后，就一定可以看见物体一样，有了理由就一定能够推出自己要做的判断来。墨子认为，要实现天下大治，要治理好国家社会，就必须明白天下乱的原因。《兼爱上》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就像医生要治病就必须清楚病因一样，统治者要治理好天下，首先必须清楚认识导致社会乱象的原因是什么。认识导致社会乱象的原因，是实现国家社会安定的必要条件。
那么，天下动乱的原因是什么呢？墨子认为天下动乱的根本原因就是不相爱、不兼爱。《兼爱上》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种种乱象，都产生于不相爱，所以，要实现天下大治，必须提倡兼爱。墨子认为，通过提倡兼相爱、交相利，就能实现天下大治。《兼爱中》说：“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如果国家之间、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人与人之间不分强弱、众寡、富贫、贵贱，都能平等地相亲相爱，则社会就安定，国家就太平。
“兼爱”的“兼”具有整体、全部的意思。墨家的“兼爱”和“尽爱”“俱爱”“周爱”等都是相通的，它是一种整体的爱、平等的爱，即是说人与人相爱，不能有人、己，亲、疏的区别。
《兼爱中》曰：“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从根本上就是要人我平等、一视同仁地对待。老子强调思想自由，反对限制和秩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则强调人与人之间严格的上下等级秩序，这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陷入一种僵化的、严重不自由的、失去个性自由的“异化”状态。墨学正是在批评儒家这样一种“亲亲有术”“爱有差等”的严格化的上下等级制的基础上，提出了人与人之间，既要有下对上的“敬”也要有上对下的“爱”，既可以有上对下的“统治”或“治理”也可以有下对上的“谏”和“议”，从而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与畅通，保证社会组织及国家的团队绩效和长治久安。
当时社会上有人曾经对兼爱学说的可行性提出质疑，认为兼爱不可行、难行。墨子对此做了驳斥。《兼爱中》载：当时有人说：“然，乃若兼则善矣。虽然，天下之难物于故也。”认为兼爱当然很好啦，但它却是天底下最难实行的事情啊。墨子回应说：“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识其利、辩其故也。”墨子认为这些人不知道兼爱的好处，也不明白兼爱为什么可以实行。墨子指出，攻城野战，杀身为名，这些才是最难做的事情，但只要统治者想做，老百姓都能够跟从去做。况且兼爱与此大不同，因为“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兼爱是人人都会觉得容易做、愿意做的事情。关键是统治者能不能把兼爱作为根本的政治理念来加以提倡，老百姓能不能对兼爱加以实行的问题。墨家学者为实现“兼爱”，亲自作为、死而后已，但墨子的兼爱理想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实现。如《庄子·天下》说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薄”，“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认为墨家兼爱思想难以推行。
如前所说，墨子事实上也认识到，兼爱的实行关键在于上对下的爱。《鲁问》篇载：墨子弟子曹公子在宋国做官三年后来见墨子，说：“始吾游于子之门，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祭祀鬼神。今而以夫子之教，家厚于始也。有家厚，谨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于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即当初很穷的时候，没有什么可以用来祭祀鬼神的，但自己各方面都很好，可现在自己有钱了，也经常祭祀鬼神，却各方面都不好，那学习兼爱之道有什么用呢？墨子回答说：“不然，夫鬼神之所欲于人者多，欲人之处高爵禄则以让贤也，多财则以分贫也。”认为鬼神希望人做的事是多方面的：希望人处在高爵厚禄上的时候，能够让贤；财产多的时候，能够赡济穷人。
兼爱在现实中难以实行的真正原因在于身处高位的人不能兼爱地位低下的人。
爱不是单方面的，每个人都有被爱的权利，同时也有爱的义务。墨子特别强调自己先爱人，然后，人从而爱己，爱是一种主动的、自主的行为，这一观点为无私之爱开启了端口。墨子说：“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兼爱下》）我先爱别人，然后这种爱又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回报于我。
同时，墨家的爱又是有立场的。墨家不爱盗。《小取》说：“盗，人也。多盗，非多人也。无盗，非无人也。”“盗，人也。爱盗，非爱人也。不爱盗，非不爱人也。杀盗，非杀人也。”盗是人，但盗多不能说人就多，没有盗不能说就没有人。盗是人，但是爱盗并非爱人，不爱盗也并非不爱人。杀盗并非杀人，即杀盗并不犯杀人罪。在墨家看来：“万事莫贵于义。”（《贵义》）义或爱至上，凡是违反爱或义的行为，都是该被谴责的，自然也就不在爱的范围之内。相反，对于这些不仁不义的思想或行为，都必须去除。所以，墨子说：“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兼爱中》）在墨子看来，去害才能为利，除暴才能安良，这体现出了墨家爱憎分明的立场。
兼爱表现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就是要非攻。墨子认为，侵略战争是一种不义行为。统治者往往在小的事情上知道是非，而在大的事情上就不知道了，即知小不知大。《非攻上》说：“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墨家认为，发动侵略战争，是极端的损人不利己行为。对本国来说，荒废农事、损兵折将；对他国来说，则被“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杀其万民，覆其老弱”（《非攻下》），遭到灭顶之灾。所以，墨家特别强调“非攻”。攻伐战争是不兼爱的重要表现，是建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所必须清除的人类劣习。《兼爱上》说：“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如果每一个人都按照兼爱来行事，则和谐社会不难到来。
总之，墨子的政治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兼爱互利的和谐社会，兼爱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天下大治的社会就是兼爱互利的社会，而要实现这样的社会，就必须君臣之间、上下之间、兄弟之间、人我之间普遍平等地互相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