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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简单概括上述圣人“无为”→百姓“自然”的政治哲学，那就是，为了让百姓有自由作为、充分作为的空间，以“圣人”为代表的统治者通过“无事”“虚静”“不言”等行为，使人感觉他们在政治上几乎不起任何作用，不发挥任何影响——极端而言，几乎等同于没有这个支配者。“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十七章）就是生动的写照：最好的统治者，百姓仅仅知道他的存在而已。然而，这种政治哲学必然会导致一种结果，那就是过度的自然。用今天的政治术语来表达，就是“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对此，老子并非没有警觉。三十七章虽然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显示出圣人“无为”→百姓“自然”的思想结构，但是紧随其后还有“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就是说，老子预想到了百姓的“自化”再往前走的危险性，即自主的、自发的、随心所欲的各种活动，必然会引发“欲作”，即发生为所欲为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侯王”而言就产生了加以抑制（“镇”）的必要，镇压的方法是使用“无名之朴”，即努力使人回归于“道”的虚静素朴。可见，对于“万物”的“自然”，老子并非无条件地予以肯定、认可，而是在加以抑制之后，将其纳入到“侯王”可控的范围之内。
老子认识到，随着人欲的滋长，种种不良品行也会随之而生，如追求感官的刺激、追求智巧的竞争、好走极端、言行过分、浮夸急躁等等，所以老子提出“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不追求声色的满足，崇尚“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的“常德”（二十八章），希望恢复到人类天生所具有的，或者说“道”所赋予的本然的、纯粹的性状，摆脱人为的污染，如山谷、沟溪、赤子一般，具有超越性和本真性。作为相应的修养功夫，老子提出“常无欲”（一章、三十四章）、“致虚极，守静笃”（十六章），使人进入虚静，排除杂念，“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十九章），即体现出单纯和朴素，减少私心，降低欲望。这些看上去是为统治者设计的修身功夫，但从“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来看，这同样适用于普通的人，从“镇”这一强制性手段看，老子甚至强调不惜以政治的强迫，来达到必要的效果。这种强制，通过“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三章）、“为腹不为目”（十二章）、“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八十章）可以得到具体的展现。那就是使百姓头脑简单，只满足其口腹之欲；使百姓志气削弱，只强壮其身体；使玩弄智巧、聪明的人，不敢妄为；把大国当小国来治理，即使有先进的机械也不用；使百姓怕死，不冒险，不远离家乡。
可见，老子实际上并非对自己所倡导的“自然”思想无条件地加以礼赞。在老子的政治哲学中有两条基本的思路：一条是基于道物论的一君万民式政治思想，用今天的政治学语言表示，这条路线可以导致维护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一条是基于圣人“无为”的百姓“自然”，用今天的政治学语言表示，这条路线可以导致“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两者看上去是矛盾的，但老子力图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形成统一，在总体上维护君主至高地位的前提下，给予百姓的自主性与自发性以最大的空间。因此，在总体上，我们可以把老子的政治哲学称为“宽松的君主专制主义”。
如前所述，“道”不同于“物”，“物”有分别、对立、是非、善恶、成败，而“道”超越彼此对立的万物之上，表现为统一与整体。因此，对“道”而言，万物必然呈现为多元共生、矛盾交织的共同体。对万物而言，“道”一视同仁的立场既是绝情又是大爱。“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五章），天道任万物自存自毁。“天道无亲”（七十九章），天道没有偏爱，无分亲疏。这表现为绝情，因为任何的仁爱都会有偏私。但“道”让每一种“物”都有生存的空间，让万物自己救自己，因此，在冷峻的外表下，其实内含着对万物的大爱之心。
圣人的政治立场与之相应。“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五章）圣人任百姓自消自长。“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圣人皆孩之。”（四十九章）圣人没有他恒定的意志和主观的成见，以百姓之心为己心。圣人要做的就是使天下的人和事和谐、协调，让天下人的心归于混沌，将百姓当无知无欲的婴儿看待。在圣人眼中，没有绝对的对错、绝对的是非、绝对的善恶，万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芸芸众生都是可爱的人、有用的人，均应平等视之。所以他说：“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二十章）贵贱善恶，在老子眼里相差不了多少。“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五十六章）“玄同”的境界超出了亲疏、利害、贵贱之区分，为此圣人和光同尘，掩藏个人的喜怒与情感。“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四十九章）善良的人，我善待之。不善的人，我也善待之。可信的人，我信之。不可信的人，我也信之。“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二十七章）圣人眼中没有遗弃之人、无用之人，没有遗弃之物、无用之物。“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十六章）懂得了大道的兼容万物，就会生出博大宽容之心，就能公平不偏，就能统摄天下，就能长治久安，终身无虞。三十五章的“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可以说是对这一终极理想的形象描述。天下之人虽然都归附于“道”，但却互不妨害，安宁、平和、通泰，这就是老子所追求的大同境界。
然而万物共生、天下共赢毕竟只是一种理想。老子要寻求的是能够拯救全人类的方式，这种方式无疑要使一部分人、一部分人类的文明成果被牺牲。因此，损益平衡之道，或者说持中之道，就成为老子政治哲学的必要组成部分。除了上述君主无为和百姓自然之间的平衡外，老子还强调物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平衡，以寻求最大限度的公平与公正。何谓持中？首先，中者，适度也。“中”并不是平均的产物，而是平衡的结果。其次，持者，持守也。“持”并非不变的静势，而是灵活的动势。老子要求圣人在对待事物的两端之间追求一种动态的平衡，从而避免因执于一端而陷入“物极必反”的循环。持中之道最为典型的写照，就是以下这段话：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七十七章）
天道的运行犹如一张拉开的弓。瞄准射箭时，高了就压低一点，低了就抬高一点。过满过多时就有所减少，不足不满时就有所补足。“天之道”通过随时的损益调整走向平衡，在平衡中维持宇宙的终极和谐；而“人之道”往往只顾自身的利益，将差别扩大到极致，导致平静的社会动荡不安。于是，老子呼唤圣人向“天之道”学习，并形成了他特有的反向调整之道：世人好强，圣人教之以弱；世人好勇，圣人教之以柔；世人好动，圣人教之以静；世人嗜欲，圣人教之以寡欲；世人好上，圣人教之以处下；世人好争，圣人教之以不争。他是要让我们从早已习惯的“常规”中解脱出来，以运动的视角、全局的眼光审时度势。在动态平衡中实现万物的共荣共生、世界的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