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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传统经济增长动力正在衰退，新动力还在孕育，新旧动力不能有效接续。从需求侧来看，经济增长的快变量投资空间在变小，边际效益在下降，但是消费增长缺乏动力支撑，中低收入人群对中低端产品需求不足，中高端人群在国内有效供给缺乏的条件下，中高端消费潜力受到抑制。需求侧的结构问题，关键在于体制改革滞后，制度供给不足。从供给侧来看，在现有体制下，资本、技术、资源过度进入中低端，造成中低端产能过剩；而在缺乏有效制度供给条件下，资本、技术、资源进入到中高端产业严重不足，所以单靠需求侧管理难以解决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的结构性问题。
一是产能严重过剩，拖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当前中国产能过剩遇到的问题是，在投资持续扩张近40年的情况下，产能出现了世界上少有的过剩，我国产能过剩的特点是：首先，绝大多数行业产能过剩；其次，这种过剩不是完全市场造成的。我国的产能过剩是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造成的。30多年里，各级政府直接干预市场，形成了一大批产能过剩行业。各地政府从村开始，村、乡、县、地市、省都有开发区，国家也有开发区，各级政府都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企业进入园区，让它们大干快上，发展一批产业、生产一批产品，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根本不顾市场需要。国内需求满足不了，就到国际上去，瞄准世界，瞄准国际市场，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一块用。本地没有企业，从外地去招，外地没有，从国外招，“世界500强”“全国500强”引过来，一味的追求扩张。因此，现有产能是在各级政府刺激下形成的，单靠市场是无法出清的。按道理，在国外经济持续低速增长、需求偏弱的情况下，我国应该让国内居民增加消费，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消费。实际并不理想，关键是中国制造缺乏国内销售市场。目前，国内有一批中低收入阶层，想消费但没有能力消费，由此造成一大部分中低端产品消费不足，供给过剩。其实这些产品是合格有效的，并不是无效的。到2016年为止，全国生产手机20．58亿台、微型计算机2．9亿台、彩电1．58亿台、空调器1．43亿台，这么多产品都是有效甚至优质产品，就是卖不出去，产能过剩，消费不足。为什么？中低收入人群庞大，第一没有钱消费，第二有钱不敢消费，这造成了这些产品在出口不景气时国内消化不了。例如：2016年，全国农村人均每天收入在1．24美元以下的人口占调查人口的20％，以此推算全国农村有1．2亿低收入人口。世界银行规定，一个人一天收入在1．9美元以下的，算绝对贫困人口。还有城镇吃“低保”的近2 000万人，加在一起是1．4亿人，这1．4亿人口的购买力非常有限。习近平总书记访问美国时指出，中国人均收入每天在2美元以下的人口数量是2亿。2亿人有消费潜力，但没有消费能力。为什么？原因是收入低，社会保障水平低。大家都在储蓄，储蓄最终会变成投资，投资会变成产能。从2000年到2016年，全国储蓄增加了10倍，从13．78万亿元增加到150．6万亿元，而消费从不足4万亿元增加到33．2万亿元，增加了7．5倍，消费增长低于储蓄4倍多。一个家庭收入等于储蓄加消费，一个国家总收入也是等于总储蓄加总消费，当总储蓄持续大于总消费时，这个国家的投资进而产能就大大多于消费了。这就是中国正在积累风险的原因所在。原有体制从上到下都在鼓励生产、鼓励积累、鼓励加杠杆搞投资，扩大消费需求只是停留在文字层面。现在全国又有一个倾向，都在增加新供给，因为搞供给有抓手，扩大消费没抓手。但是如果只是增加新供给，消费没有响应机制，新的产能过剩又会产生。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现在不仅是传统产品过剩，而且这种“过剩病”正在向新兴产业传染。风能和光能业已过剩，电脑、手机开始过剩，下一步机器人、无人机也将会很快过剩。因为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大多都把无人机和机器人作为新产业增长点进行扶持发展。31个省市区有291个地级市、2 850个县级单位都去生产机器人和无人机，不就又掀起了新一轮生产热潮了吗？
二是创造财富的年轻人、廉价劳动力供给越来越少，而消耗财富的老年人越来越多，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在增加。今后5年，中国将会有2 000多万个创造财富的年轻劳动力人口净减少，每年净减少500多万，而需要领养老金的60岁以上老年人，到2020年要增加到2．55亿人。我国从2015年开始，劳动力供给就出现了从绝对增长转为绝对减少。这意味着当前和未来我国每生产一单位的财富，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都比以前大大增加了。到2049年，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全国老年人将会超过4亿人，占全社会的比重达到36．6％，与日本差不多，远超过美国。届时，城市将会有40％以上人口是老年人，现在我国是三个年轻人供养一个老年人，到未来是一个年轻人供养一个老年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未富先老的社会，经济社会发展成本正在迅速上升。
三是受体制制约，中国依靠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难度在加大。首先，企业研发投入低。到2015年，全国100个工业企业仅有19．2个企业有研发活动
，企业的研发强度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其次，人才全面匮乏，高中低端人才系统性供给不足。再次，关键技术、基础技术、核心技术储备不足。最后，体制改革滞后，缺少新的创新激励机制。
社会创新的特点是发散式，分散决策，需要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与集中式创新相比，发散式社会创新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首先，创新主体需要充分的市场自由，这就要求有较少的审批事项和管制许可；其次，创新主体需要公平的竞争环境，公平的竞争环境需要限制垄断；最后，创新者需要有均等的创新机会。因此，现有创新不仅有技术门槛，而且有制度门槛。面对如此情况，我国必须加快改革，推动实现自主创新。目前，我国一些领域的关键技术、核心元器件、关键新材料等仍被国外企业掌握，如我国的超级计算机的关键芯片和处理器需要从国外进口。当今世界数控机床已经发展到七轴、九轴数控联动和超级精密级别，但是我国五轴数控制造才刚刚开始。如果创新总是跟在别的国家后面，那么要想成为强国可能性很小。因此，我国要想成为创新型国家，在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中走在世界前列，引领创新，就要有与此相适应的新体制和新机制。
四是金融风险在增加。在过去10年里，中国的社会总债务大幅度上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债务总杠杆率不是最高的，比日本、新加坡、希腊、法国、意大利、英国等都低，但是近几年我国的风险在于总杠杆率上升过快。促使杠杆率上升过快的是地方政府、企业债务。到2015年底，我国总债务已经超过GDP的2．5倍。恰恰从2016年开始，债务风险已经达到了国际公认的标准线，即占GDP的250％到280％。当前令人担忧是，中国的债务风险领域集中在股市、汇市、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泡沫行业，风险主体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间债务、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等。去杠杆就是要去掉风险，不要让杠杆率上升得那么快，但控制力度过大过猛，又会加剧紧缩矛盾，从而影响短期经济稳定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