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传统经济增长动力正在衰退,新动力还在孕育,新旧动力不能有效接续。从需求侧来看,经济增长的快变量投资空间在变小,边际效益在下降,但是消费增长缺乏动力支撑,中低收入人群对中低端产品需求不足,中高端人群在国内有效供给缺乏的条件下,中高端消费潜力受到抑制。需求侧的结构问题,关键在于体制改革滞后,制度供给不足。从供给侧来看,在现有体制下,资本、技术、资源过度进入中低端,造成中低端产能过剩;而在缺乏有效制度供给条件下,资本、技术、资源进入到中高端产业严重不足,所以单靠需求侧管理难以解决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的结构性问题。
一是产能严重过剩,拖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当前中国产能过剩遇到的问题是,在投资持续扩张近40年的情况下,产能出现了世界上少有的过剩,我国产能过剩的特点是:首先,绝大多数行业产能过剩;其次,这种过剩不是完全市场造成的。我国的产能过剩是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造成的。30多年里,各级政府直接干预市场,形成了一大批产能过剩行业。各地政府从村开始,村、乡、县、地市、省都有开发区,国家也有开发区,各级政府都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企业进入园区,让它们大干快上,发展一批产业、生产一批产品,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根本不顾市场需要。国内需求满足不了,就到国际上去,瞄准世界,瞄准国际市场,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一块用。本地没有企业,从外地去招,外地没有,从国外招,“世界500强”“全国500强”引过来,一味的追求扩张。因此,现有产能是在各级政府刺激下形成的,单靠市场是无法出清的。按道理,在国外经济持续低速增长、需求偏弱的情况下,我国应该让国内居民增加消费,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消费。实际并不理想,关键是中国制造缺乏国内销售市场。目前,国内有一批中低收入阶层,想消费但没有能力消费,由此造成一大部分中低端产品消费不足,供给过剩。其实这些产品是合格有效的,并不是无效的。到2016年为止,全国生产手机20.58亿台、微型计算机2.9亿台、彩电1.58亿台、空调器1.43亿台,这么多产品都是有效甚至优质产品,就是卖不出去,产能过剩,消费不足。为什么?中低收入人群庞大,第一没有钱消费,第二有钱不敢消费,这造成了这些产品在出口不景气时国内消化不了。例如:2016年,全国农村人均每天收入在1.24美元以下的人口占调查人口的20%,以此推算全国农村有1.2亿低收入人口。世界银行规定,一个人一天收入在1.9美元以下的,算绝对贫困人口。还有城镇吃“低保”的近2 000万人,加在一起是1.4亿人,这1.4亿人口的购买力非常有限。习近平总书记访问美国时指出,中国人均收入每天在2美元以下的人口数量是2亿。2亿人有消费潜力,但没有消费能力。为什么?原因是收入低,社会保障水平低。大家都在储蓄,储蓄最终会变成投资,投资会变成产能。从2000年到2016年,全国储蓄增加了10倍,从13.78万亿元增加到150.6万亿元,而消费从不足4万亿元增加到33.2万亿元,增加了7.5倍,消费增长低于储蓄4倍多。一个家庭收入等于储蓄加消费,一个国家总收入也是等于总储蓄加总消费,当总储蓄持续大于总消费时,这个国家的投资进而产能就大大多于消费了。这就是中国正在积累风险的原因所在。原有体制从上到下都在鼓励生产、鼓励积累、鼓励加杠杆搞投资,扩大消费需求只是停留在文字层面。现在全国又有一个倾向,都在增加新供给,因为搞供给有抓手,扩大消费没抓手。但是如果只是增加新供给,消费没有响应机制,新的产能过剩又会产生。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现在不仅是传统产品过剩,而且这种“过剩病”正在向新兴产业传染。风能和光能业已过剩,电脑、手机开始过剩,下一步机器人、无人机也将会很快过剩。因为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大多都把无人机和机器人作为新产业增长点进行扶持发展。31个省市区有291个地级市、2 850个县级单位都去生产机器人和无人机,不就又掀起了新一轮生产热潮了吗?
二是创造财富的年轻人、廉价劳动力供给越来越少,而消耗财富的老年人越来越多,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在增加。今后5年,中国将会有2 000多万个创造财富的年轻劳动力人口净减少,每年净减少500多万,而需要领养老金的60岁以上老年人,到2020年要增加到2.55亿人。我国从2015年开始,劳动力供给就出现了从绝对增长转为绝对减少。这意味着当前和未来我国每生产一单位的财富,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都比以前大大增加了。到2049年,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全国老年人将会超过4亿人,占全社会的比重达到36.6%,与日本差不多,远超过美国。届时,城市将会有40%以上人口是老年人,现在我国是三个年轻人供养一个老年人,到未来是一个年轻人供养一个老年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未富先老的社会,经济社会发展成本正在迅速上升。
三是受体制制约,中国依靠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难度在加大。首先,企业研发投入低。到2015年,全国100个工业企业仅有19.2个企业有研发活动
,企业的研发强度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其次,人才全面匮乏,高中低端人才系统性供给不足。再次,关键技术、基础技术、核心技术储备不足。最后,体制改革滞后,缺少新的创新激励机制。
社会创新的特点是发散式,分散决策,需要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与集中式创新相比,发散式社会创新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首先,创新主体需要充分的市场自由,这就要求有较少的审批事项和管制许可;其次,创新主体需要公平的竞争环境,公平的竞争环境需要限制垄断;最后,创新者需要有均等的创新机会。因此,现有创新不仅有技术门槛,而且有制度门槛。面对如此情况,我国必须加快改革,推动实现自主创新。目前,我国一些领域的关键技术、核心元器件、关键新材料等仍被国外企业掌握,如我国的超级计算机的关键芯片和处理器需要从国外进口。当今世界数控机床已经发展到七轴、九轴数控联动和超级精密级别,但是我国五轴数控制造才刚刚开始。如果创新总是跟在别的国家后面,那么要想成为强国可能性很小。因此,我国要想成为创新型国家,在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中走在世界前列,引领创新,就要有与此相适应的新体制和新机制。
四是金融风险在增加。在过去10年里,中国的社会总债务大幅度上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债务总杠杆率不是最高的,比日本、新加坡、希腊、法国、意大利、英国等都低,但是近几年我国的风险在于总杠杆率上升过快。促使杠杆率上升过快的是地方政府、企业债务。到2015年底,我国总债务已经超过GDP的2.5倍。恰恰从2016年开始,债务风险已经达到了国际公认的标准线,即占GDP的250%到280%。当前令人担忧是,中国的债务风险领域集中在股市、汇市、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泡沫行业,风险主体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间债务、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等。去杠杆就是要去掉风险,不要让杠杆率上升得那么快,但控制力度过大过猛,又会加剧紧缩矛盾,从而影响短期经济稳定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