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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指出：“综合判断，我国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增强。同时，必须认识到，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相比，我国发展还面临重大科技瓶颈，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科技基础仍然薄弱，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创能力还有很大差距。”
当前，无论是研发强度还是发明专利申请量，我国已经赶上甚至在一些方面超过世界一些发达经济体。但在综合实力、知识积累和领军人才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
美国圣弗朗西斯科联储的约翰·弗纳尔德（John Fernald）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查尔斯·琼斯（Charles Jones）的研究表明，提高或维持生产率水平需要提高对研发的投入。
然而，从“十一五”以来，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即研发强度）很难实现预期指标。如按照“十一五”规划的预期指标，2010年研发强度应达到2．0％，实际只达到1．75％。按照“十二五”规划的预期指标，2015年研发强度应达到2．2％，实际只完成了2．06％。
按照“十三五”规划的预期指标，2020年研发强度应达到2．5％，2016年只达到2．11％。这个问题应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企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占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的比重往往高达75％～80％，企业增加研发创新投入力度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由于企业传统增长方式长期以来都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来支撑产出增长，依靠低成本竞争优势在市场中取胜，依靠制造业代工嵌入跨国公司工序分工生产体系参与全球竞争，因此，企业研发创新投入能力不足和意愿不足成为增长动能转换的主要瓶颈之一。另一方面，在经历2003年至2012年高速增长期以后，企业需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剥离非核心业务，调整传统产品结构，化解过剩产能，提高科技创新的投入和贡献率，这是一个中长期才能见效的调整过程。在没有强有力的结构调整资金、直接融资资金和其他长期投资人的资金支持的情况下，企业加大研发创新投入力度的能力受到限制。
2012年以来，尤其2016年开始，研究与试验经费投入的总体形势开始发生新变化。我国GDP增长率分别在2012年“破八”、2015年“破七”，尤其是2016年前三个季度经济增长率跌到一个相对底部，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意识到，等待只会走向死亡，早转型早主动早见效，开始加快进入转型发展的轨道。其中一些优秀企业开始探索增加研发试验经费的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提升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位置，提高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自主营销渠道的比重，实现增长动能的转变。2015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的1．41万亿元中，企业科技经费投入规模超过了1．1万亿元。2016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增加到1．57万亿元，其中企业科技经费投入的规模达到12 144亿元，比上年增长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