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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前阶段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较过去有所下降，但是今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空间和潜力仍然较大。释放这些潜力，促进生产率和经济持续较快发展，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更加公平的企业竞争环境、更加有效的要素配置环境、更加有活力的创新孕育环境。
放宽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降低准入门槛，鼓励民营企业参与竞争。完善行业监管，增加对新技术、新模式与传统部门融合的包容度，促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跨行业流动，激发传统行业焕发新活力。促进城市和农村的要素资源双向流动，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程度，提升农业生产综合效率。
制造业内部不同行业之间要素边际产出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表现在行业之间，还表现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子行业内不同的企业之间，如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出口型和非出口型企业之间、大中型和小微企业之间、东部和中西部企业之间。大量研究表明，非国有企业资本边际产出价值比国有企业高；出口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比非出口型企业高。消除这些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不同行业、不同类型和不同区域的企业之间资源的错配，将是未来提升制造业和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渠道。
企业之间通过竞争不断淘汰低效率的落后企业，而高效率的企业得以存活下来，这种持续的企业进入和退出机制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所形成的优胜劣汰效应，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许多研究表明近十多年来该效应对我国制造业生产率的贡献率在20％以上。尽管如此，由于我国的企业退出机制仍然存在很多缺陷，仍然存在许多“僵尸”企业，其本身已经丧失了继续生存能力，却依靠政府或者银行“输血”的方式生存，致使有限社会资源被无效地占用，大大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完善企业的竞争和退出机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也将是今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渠道。因此，要完善兼并重组和破产清算等制度以及配套政策，加快推进僵尸企业退出进程，减少低效产能和僵尸企业退出障碍。进一步加强统一市场建设，促进区域间分工合作，减少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压缩低效率企业存在空间。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避免选择性产业政策带来的不公平竞争和扭曲。
重塑知识型劳动力激励机制，激发科研人员创造力，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进一步加大行政审批事项下放的力度，提高简政放权的含金量，打破部门间信息孤岛，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改进政府服务和监管能力，降低创新的制度性成本。加大产学研用协同发展力度，鼓励平台性企业发展，加大传统部门对数字经济的适应能力。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对侵权行为的惩戒力度和执行力度，鼓励合法有偿的知识产权交易和使用。
硬件方面，我国人均资本存量仍然很低，物质资本深化尚有较大空间，需要强化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着力解决好谁来投、如何投的问题，挖掘资本存量偏低的巨大潜力。软件方面，法律制度、营商环境、人才培养等软件基础设施尚存较大投资空间，需加大补短板力度。要改变“重投资轻管理”的观念，努力提升基础设施管理运营能力，更好地发挥现有投资的效能。鼓励大学的多元化发展，丰富人才结构，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加大职业培训力度，鼓励终身学习机制，促进劳动力技能与时俱进。清除劳动力地区间和行业间流动障碍，提升劳动力市场统一程度，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力潜能。
大力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增加直接融资比重，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建立全国性股权交易市场，提高欠发达地区资源可及性，促进金融资源跨地区流动。加大银行呆坏账处置力度，改善银行资产负债状况，增加银行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传统制造业的支持能力。打破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避免金融资源过度偏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间接推高民营部门投资成本。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有效化解监管套利，避免系统性风险打断追赶进程。
经历4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各行业技术水平都得到了长足进步，个别行业或企业的技术水平甚至已进入前沿。但从整体来看，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也表明，我国仍可以通过扩大开放，缩小与前沿国家生产率的差距。要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开放信息、金融、文化、教育、体育、医疗等服务业，加大吸引外资政策落实力度。继续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大放管服力度，扩大负面清单制度的适应范围，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在坚持真实和审慎原则的前提下，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尽可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努力提升全球价值链位势，推动我国产品和技术向全球中高端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