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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已经开启了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阶段的历史进程。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将从量的积累为主转向质的提升为主，产业转型升级将进入冲刺阶段。
伴随着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的下降、房地产市场风险积累和投资增速下降，过去20年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化工业阶段将要结束。与此同时，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消费结构加快转型升级，居民对商品与服务的品质、质量和性能的要求明显提升。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直接产生对高质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市场需求，对产业升级形成强大的市场推动力，适应消费结构升级、关联效应强、带动作用大的新兴产业，将成为未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的广泛运用，主动拥抱数字经济的企业，将会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同时也为新进入者颠覆传统行业竞争格局提供了机遇。以高端装备制造、互联网信息、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符合价值链升级方向的产业，以及与健康、文化、娱乐等符合消费升级方向的产业，投资和产出将保持较快增长。新技术加速向各领域扩散，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平台经济、无人零售、共享单车、新能源汽车等跻身世界前列，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撑。
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基本普及，2016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 7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42．7％。各级各类教育规模均居世界第一，入学率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素质人才培养集聚、人力资本不断积累，正在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性条件。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通过兼并重组提升集中度、改善产品和服务质量等方式，盈利能力得到提升，企业对市场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与国际一流企业同台竞争，产品和服务向国际标准和标杆看齐，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和中小型“隐形冠军”，为产业转型升级奠定了良好的微观基础。
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近年来我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基本态势，增速高于世界主要经济体。超大经济规模产业体系完整，配套能力强，有利于降低配套成本，是提高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有利于分摊创新成本，并可利用国内市场孵化幼稚产业。
受益于广阔的国内市场并积极参与全球分工，我国已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的生产组织中心。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测算，1995年亚洲六个重要经济体，中国、印度、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中间品出口主要目的地均为日本。2005年之后，包括日本在内，亚洲重要经济体中间品出口主要目的地转向中国。我国与美国、欧盟一起成为全球三个最重要的生产平台。国内市场潜力巨大、产品门类齐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日趋深入，又能控制产业链的节点位置，这些变化大幅提升了我国整合国际生产资源的能力，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战略机遇。
与此同时，产业转型升级也面临新的挑战。
一是多数企业仍处于中低端水平，产能严重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并存。在产品质量和性能上，特别是核心零部件，高端装备的精度、稳定性、可靠性和使用寿命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例如钢铁产量占世界一半，但高端装备、汽车、精密仪器用钢仍大量依靠进口。
二是制造业综合成本快速提升，国际竞争力减弱。根据部分案例，即使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相对成本优势也已大幅度降低。美国的土地成本比中国低，能源也较便宜，天然气价格是中国的1／3，电费是中国的1／2，物流和服务成本有所降低，部分行业的中国制造成本已经接近美国。
三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主要产业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芯片、航空发动机、机器人核心部件、储能技术、高端医疗设备、生物制药等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变。我国近八成的芯片依赖于进口，其中高端芯片进口率超过九成。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机器人使用国，但高端减速器、控制器伺服电机等核心部件基本被欧美日企业垄断。综合创新能力不强，特别是缺乏重大突破性、颠覆性技术创新，不少核心技术严重仍受制于发达国家。技术有效供给不足，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发展的“瓶颈”。
四是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还面临障碍，优胜劣汰机制尚未形成。市场一体化程度还不够高，不少行业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僵尸企业退出困难，“退不出”“死不了”的问题依然突出，影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