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治政府努力普及教育、培养人才的措施。明治的领导者们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增进一般民众的知识。振兴近代工业，需要有推进这项工作的人才。在近代化军队中，不仅要求军官同时也要求士兵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准。而且从国家统一的角度来看，教育也是极其重要的。因此他们计划在全国范围兴办学校，普及教育，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面貌。

但是，设立小学时，政府没有支付补助金的余力，因此，大部分的小学是由国民出资兴办的。为生活所迫的民众虽然并不十分愿意把孩子送进学校，但政府却不惜一切努力来提高就学率，各地的地主们也认识到国民教育的必要性，慷慨解囊捐资兴办学校。从德川时代开始积蓄起来的财富和知识，以及对地方文化的责任感促使了他们的善举。而一般民众也从德川时代以来就有到寺院开设的私塾读书的习惯，举国上下尊重教育的意识非常强烈。于是，国民教育迅速得到普及，到明治末年 时，就学率已超过95%。直到今天，人们到乡村旅行时仍然可以看到大多数地方的小学校舍都是村中最好的建筑物，这就是日本人尊重教育的表现。

在高等教育方面，政府为了大力培养学者，或出高薪聘请外国教师来日，或派遣日本学生留学外国。此外，未能参与政府工作的知识分子大多都创办了私立学校，从事教育工作。为了实现近代化而重视教育事业，是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一大特征。

推进这些改革的不仅是那些成功进行了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其后出现的知识分子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人虽然没有参与明治维新运动，但在德川时代末期，或是在幕府的翻译部门，或是在各自的藩内进行着对西方各国的研究。他们当中，有的像大隈重信那样就任官职，有的像渋泽荣一那样进入产业界，或者像福泽谕吉那样从事培养近代化人才的教育事业。尽管从事的行业都各有不同，但他们都一致主张要大胆引进西方的技术和制度。这些人都是武士出身，没有从事经济活动的经验，但在从事新型经济活动时，这些反而成了有利条件。这是因为从事新型经济活动所需要的才能就是敢于冒险和富有探索精神。旧武士因为没有任何会受其束缚的商业经历和传统，所以才能大胆地接受新事物。就像他们曾经乘坐“咸临丸”横渡太平洋一样，冒险精神是他们的推动力。

但是，仅仅靠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先知先觉还是无法实现近代化，必须要有许多人来追随先知先觉，而且，还需要有一批为实现近代化而勇挑重担的人们。就此意义而言，日本国民在“文明开化”的号召下，主动吸收西方文化并努力工作，积极储蓄、完成了实行近代化所必须的资金积累，这是日本能够成功实现近代化的最基本的要因。

日本国民的消费态度，带有强烈的儒教道德特征。一方面，它把获取利润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这种观念阻碍了产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它认为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奢侈是一种罪恶，从而促使了人们踊跃储蓄，又帮助了产业的发展。在对待西洋文明的态度上，领导者们决定开放国门、引进西洋文明之后，国民对此不仅没有抵抗，反而显示出欣然和欢迎的态度，甚至有一段时间还出现了轻视日本固有的文化遗产，认为新的东西什么都好的潮流。有一段讽刺当时这种状况的文章是这样写的：

“文明开化”这句话，最近已经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了。可是，真正了解“文明开化”的内涵而使用这个词的人却不多见。去听一下他们说的那些话，什么“吃了猪肉就文明了”、“那个家伙最近走路时一直撑着洋伞，真是太文明了”、“穿着的鞋，不脱就直接进入铺着榻榻米的房间”。这些所谓的“文明”可真是让人受不了。如果不了解“文明”的真正含义，胡乱把一些看到听到的新鲜事物都看作“文明开化”，就会闹出啼笑皆非的笑话。

那时，所谓的“舶来品”被人们争相抢购。有人主张对日本文字进行改革，其中包括森有礼提出的“废除汉字、使用英文字母”之类的建议。甚至还有人倡议改善日本人的体质，说“日本人虽天性聪慧，但缺乏毅力，此皆因不食肉所致”。所以，要从幼儿时期即哺以牛奶，以后再让他吃牛肉长大，那么日本人也将成为富有毅力的国民。因为“牛是鲁钝之兽，吃牛肉长大的东西，一定会像牛一样有忍耐力”。有的还提议说要同外国妇女结婚以改良人种。明治时期的日本，就是这样想要一下子改变所有的事物。虽然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弊病，但毫无疑问，它会让日本更容易引进西洋文明。

看上去这似乎和德川末期的攮夷运动完全不同，但其实主动吸收外国文明的精神才真正是日本人的传统性格。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是如此，从正面角度看，是对其他民族、其他文明的宽宏大量，从负面角度看，则是容易醉心于外国文明的模仿者。日本人很早以来就醉心于中国，并为吸收中国文化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圣德太子不仅用汉文撰写了日本最初的宪法、即十七条宪法，而且引进中国服装，收集中国物品，想让生活方式全部都实行中国化。同样，在16世纪西欧各国初次进入日本时，日本人也争相引进西洋文化。在当时的文献中可以看到，来到日本的传教士们对于洋枪在日本的普及感到吃惊，他们由此看到了日本与其他东方各国之间的不同。

日本人对外国所持的这种态度，是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日本没有能够对它产生威胁的紧邻的大国，只有一个可以引进其文化、相隔较远的中国。古代的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而言，能够向中国学习是一种莫大的恩惠。但是，就古代的交通手段而言，日本与中国相隔甚远，中国无法统治日本。日本人的这种对外国文明不加警惕、反而积极引进的性格，可以说就是在这种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

19世纪中叶，西方各国带着军事力量来到日本时，日本人起先对此进行了强烈反抗，因为他们担心日本会丧失独立。但是不久后，当他们发现为了维护日本独立必须要引进外国文明时，日本人便一心一意为引进西洋文明而不遗余力。而且，随着对西洋文明优越性的理解，他们愈发赞扬西洋文明了。

为了国家的独立，理解外国文明优越性的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对待外国的态度，可以从他们在对待大津事件的态度中看到典型的表现。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俄国皇太子访问日本时，被国粹主义者的警察所刺伤。事件发生时，日本人感到极大的遗憾，他们从日本各地将慰问信和慰问品送到俄国皇太子那里。同时，许多人还向身在俄国的沙皇发出了深表遗憾的电文。日本国民为这种对外国宾客的非礼行为从内心感到歉疚。围绕这一事件，还有一段插曲是关于审理此事件的审判官的。日本政府担心俄国会以这一事件为借口来为难日本，因此主张对犯人的惩处应当适用对皇室犯罪的法律而处以死刑。然而，大审院 院长儿岛惟谦并不屈服于这种政治压力，采取了维护司法权独立和法律正义原则的行动。他指出那样做是枉法的，他对被告作出的判决是无期徒刑。参与审判的当事者们，满怀着“日本是法治国家”的自豪感和独立精神，做了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这件事不仅可以看出国民大众对俄国皇太子的友好态度，同时也表现出明治时期日本优秀的一面。

日本的领导者们因为担心在经济上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而没有引进外资，但他们认为，为引进外国的技术，聘用一些外国人的做法是安全的，于是就出高薪聘用外国人。这些“被聘用的外国人”几乎涵盖了法律、军事、经济等所有领域，他们认真为日本工作，不仅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还主动为日本出谋划策。

他们对日本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其中，有像费诺罗萨 那样的人，他在参与日本教育工作的同时，还将日本的美术介绍到欧洲。还有像外务省聘请的丹尼森 那样的人，在日清战争 和日俄战争时，他在外交方面向日本提供了重要的建议。丹尼森曾以随员身份参加朴次茅斯会议，当时他曾被时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开玩笑说：“你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因为丹尼森的行动完全就像是一个日本人。

这些“被聘用外国人”之所以能够活跃在各个领域，不仅是因为日本人对外国人态度友好，更是因为外国人忠于职守的西方道德观念。这给日本人树立了重要的榜样。

此外，在那时，无论是日本还是欧洲都还没有出现排外的民族主义，这对日本来说，可以说是极其幸运的事情。明治时期日本的惊人发展，正是因为具备了上述的各种因素才得以实现的。 TOVgNlP84CdIi7IkjU3YBRYhDRJ4vcY7+qsLJ8PoV3tlj2hD0rqphtN4vQ2RGIO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