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万延元年），为了交换《日美通商条约》 批准书，日本使节乘坐美国的军舰前往美国时，随行的胜海舟等人另行乘坐250吨的“咸临丸”一起横渡了太平洋。这是日本人首次驾驶蒸汽轮船直航横渡太平洋。在此前不久，日本人还没有见过蒸汽轮船，学习航海技术，也只有几年工夫。但是，胜海舟等人为了提高日本人的士气，尝试挑战横渡太平洋，在有美国海军军人的同乘和援助的鼓励下，成功地完成了这次远洋横渡。

这件事，恰如日本拉开近代序幕时的一个象征。即，尽管日本是在外国的压力下被迫开放了门户，但是，一旦决定开国之后，面对西方的冲击，便显示出勇于冒险的气魄和能力。

在1853年（嘉永六年）6月，美国的佩里 率舰队来到浦贺港以前，日本是一个停滞的封建国家。“士农工商”的身份秩序全面制约着日本人的生活，甚至渗透到文字和语言的用法等细节。儒教道德是构筑上下尊卑、服从及效忠等社会关系的基础。幕府为了维护这种封建秩序的安定，不希望它有任何的改变。正如1856年作为第一任总领事来到日本的哈里斯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日本对于任何事情都是遵守“一成不变”这一格言的。

同时，到那时为止，日本还是一个与世隔绝、过着太平生活的国家。1636年，日本颁布“锁国令”，断绝了同世界的往来。除荷兰船和中国船以外，一律禁止外国船只来访。而且即便是这两个国家，也被严格限制在规定的贸易港口和居住地区内。海外的信息只是通过在长崎的一些有限的接触少量地传入日本。这是日本之所以能够享受近三个世纪的太平之世的一个很大的要因。但是在那二百多年里，除了因意外漂流到海外的渔民之外，日本人是谁都不能到外国去的。

这种停滞、太平和孤立的状态，因佩里率领美国舰队来到日本、以军事力量胁迫日本开放门户而被打破。1854年，佩里率领美国舰队再次来到日本，并深入江户湾，要求日本对他前一年递交的美国总统的书信作出答复。以下这段文章非常形象地反映出当时日本人见到蒸汽轮船时的惊奇和恐慌。

美国军舰于正月二十八日由浦贺出发，至神奈川湾抛锚停泊，幕府惊恐万状，担心美舰会绕过羽田滩而直抵品川，而一旦谈判破裂，江户则将在彼等大炮之下化为黑烟。故在神奈川至江户之间，配置了众多瞭望哨所，告急文如雪片般飞来。将军所居城堡内，忽报夷船正向江户驶来，于是惊慌一片；忽报夷船驶往浦贺，则又暂安一时。如此忽惊忽安者，日达数次。后经详查其向背之因，发现舰船乃是受潮汐涨落及风向之影响而发生移动而已。但哨所不明就里上报眼见表象，从而引起一场虚惊。

——福地源一郎《幕府衰亡论》第50—51页，
引自冈义武《近代日本政治史Ⅰ》第19页

面对美国舰队的威胁，幕府不得不决定作出让步。担任谈判的幕府官员们知道清朝在鸦片战争及“亚罗号”船事件中战败的情况，深恐日本重蹈覆辙，于是，打破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的传统，与美国缔结《日美亲善条约》，开放下田、函馆二港，并于1858年（安政五年），在美国总领事哈里斯的强硬要求下，缔结了《日美通商条约》。

围绕缔结通商条约问题，当时日本的舆论分为了两派。一派为开国论者，他们主张，如果坚持锁国方针，则会导致同西方诸国的战争，而且日本有败北的危险，因此除了开放国门之外别无他途。与此相对立的另一派则是攮夷论者，他们主张拒绝外国提出的开国要求，用武力击退外国船只。在这些攮夷论者当中，虽然有些人出于原始的排外思想而反对开国，但并非所有的攮夷论者都是单纯的排外思想的狂热信徒。在攮夷论者当中也有一些人认为，在西方的军事威压之下实行开国，会对国家的独立性造成危害，从而主张首先赶走洋人，击退来自西方的压力，随后再根据自主意愿来开放国门。他们认为，因无可奈何而实行开国的这样一种失败主义的思想方法，无法保证日本的国家独立。在这些意见之外，还有人认为现有的幕府政治体制无法对抗外国的强压，从而倡议天皇亲政。也有人主张固守幕府的传统政治制度。这些互相对立的意见纷纭交杂，使当时的政治局势发生了激烈的动荡。

然而此后不久，萨摩与长州的攮夷论者们试图用武力攮夷，结果却被西方各国的炮舰击败的事实终于让人们醒悟到攮夷是不可行的。同时，积极的开国论，即：应当通过开国使日本实现富强，并拥有能够与西方各国抗衡的实力的主张开始被更多的人所接受。比如，后来担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曾经于1863年秘密留学英国 ，他在伦敦等地见闻了西方的情况以后认识到攮夷是轻率的，实行攮夷只会使日本灭亡。“即便我们在学问上取得了成果，但如果自己的国家灭亡了，任何学问都将无济于事”，因此他立即回国，努力投身于消除攮夷思想的工作。

但是，人们在痛感西方军事力量的优越之后，对幕府的不信任感也越来越强，要求以新的政治体制取代幕藩制度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结果，以德川时代曾经完全只是形式上权威的天皇为中心，诞生了一元化的新政权。在幕藩体制转换到天皇亲政的过程中，虽然也发生了一些斗争，但因日本的领导者在政治上的睿智，终于以幕府将军将大政和平奉还于天皇的形式实现了明治维新。

就这样，明治日本的基本政策得到了明确。即：开放门户，应允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实行富国强兵政策，以确保国家的独立。而实行这些政策的都是富有想象力和领导能力的人，这对日本而言是非常幸运的。他们的进取精神充分体现在明治天皇的声明书“五条誓文”中。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三、文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四、破旧有之陋习，秉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于世界，大振皇基。

为了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能够保持国家独立的强国，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明治的领导者们对必要的措施都予以了果断坚决的执行。一方面他们具有在倒幕运动过程中锻炼出的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另一方面，在攮夷的失败以及其后的外国旅行中，他们亲身感受到了西洋文明的优越性，确信有引进的必要。

比如，明治维新领导人之一的大久保利通，是殖产兴业的功劳者。明治维新四年后，四十三岁的大久保去欧洲旅行时，对英国的工厂、道路、铁路和运河等赞叹不已。痛感到日本的差距，他情不自禁地感慨说：“像我这样有了一定年纪的人，对今后已经无能为力。无法应对时代的要求，只能隐退了。”此后，他之所以能够为殖产兴业不惜付出全身心的努力，正是因为能够准确并切身了解了这一现实的缘故。

明治政府在维新四年之后的1871年废藩置县，派出由中央政府任命的知事对各县实行管理。通过这一改革，德川时代拥有大量土地的藩主们丧失了权力，新的中央集权体制得以形成。同时，身份等级制度被废除，武士的俸禄也随即被停止，从此，依靠身份过活的保障不复存在，人们必须依靠职业，如官员、教师或产业家等来自食其力地谋生。此外，新政府还施行了新的教育制度，给予国民以平等的教育机会。因为明治的领导者们认为，维新大业不能只靠领导人自己，必须借助于大多数接受过教育的国民之手来共同推进。这就是明治领导者的胸怀。他们还根据所掌握的西方各国兵役制度的知识，结合德川末期兵役制度改革的经验和教训，认识到保卫国家不能只依靠武士，而是需要全体国民的共同参与。以此为目标，他们创建了近代化军队。与此同时，解除了农民对土地的隶属关系，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对于这些根本性的改革，当然有人反对，尤其是武士们，不仅数次暴动，最终还引发了小规模的内战1 ，但是明治的领导者们解决了这些问题。这样，新政府建立起近代国家体制之后，便以此为基础谋求殖产兴业。首先，由国家着手建立铁路、电信和邮政制度等振兴产业所必需的“动脉”和“神经”，并由政府创办一些示范工厂，以引导民间兴办类似企业。对于想办企业的人，政府不惜提供援助给予贷款。同时，政府进一步重视对一般国民的启蒙教育，鼓励阅读报纸，大力降低报刊的邮费，或者对投寄给报社的稿件实行免邮资政策，以帮助新闻报业的发展。这些政策对于实行近代化所必须的思想方法的转变，例如，从鄙视赚取金钱的儒教道德向鼓励赚取金钱的道德观念的转变方面起到了很好的助推效果。 VJ9bhGE8czy2iDhJd+DXWSkYXhMGuIly9BfdIEjt/cfei7U6mtFqB33+L17/UqZ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