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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的日本，仅用了10年时间就从战争亡国的废墟上站立起来，完成了国家重建和经济复兴，并以钢铁、造船及晶体管等出口商品为桥梁，重新开始与世界经济接轨。第二个10年（1956—1965）期间，日本进入了以技术革新为标志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不仅黑白电视机、冰箱和洗衣机的家用电器“三神器”的普及率达到90%以上，电动自行车、电饭煲、收音机、录音机、录像机、果汁机等除空调以外的几乎所有的家用电器都进入了普通百姓的家庭，并向世界展示日本商品。1962年，东京开通了最初的都市高架道路。1964年，大阪与神户间的高速公路开通，东海道新干线建成并投入使用。同时，东京完成城市大改造，并成功举办了奥运会，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办的奥运会。
1967年，当吉田茂应邀在《大英百科全书》年鉴上发表《激荡的百年史》时，正是日本再次抬头仰望“坂上之云”，继续以疾风怒涛之势准备迎接时代顶点之时：“近年来，世界舆论对日本评价之高令人吃惊。尤其是对日本在明治时代引进西洋文明，成功实现了近代化，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完成复兴及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人们认为，日本的先例能够为目前尚在近代化道路上艰苦摸索前进的亚非新兴国家提供巨大的鼓舞和宝贵的经验教训。”就在这一年，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仅用7年就提前得以实现，人口也达到了1亿。翌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西德，成为自由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1970年，大阪举办世界博览会，这也是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办的世博会，为此前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世博会。
《激荡的百年史》共有五个章节。前四章分别阐述日本在明治维新以来的百年中所经历的波折起伏，第五章总结了日本取得成功的原因和经验。吉田茂指出，“战后的日本和明治时代的日本一样，都接受了巨大的挑战”，“日本在战后所取得的成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日本在明治时代完成的事业的再现，而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它又是日本自明治时代开始的事业的完成”。在此过程中，尽管日本多次“赶上了历史赋予的机遇”，“最重要的还是要归功于日本人是非常好学的国民”，“只有教育才是重建日本的原动力”。“因勤勉而激发出的力量，赋予日本人特有的进取向上和竞争精神，促使他们不断勇往直前。日本人放眼全世界，专心致志地汲取着世界的长处”。同时，吉田茂还提出了日本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在当今的世界中，正确地认识自己的使命所在，并正确地付诸执行，不是那么容易的。尽管日本人遭到了失败，但是回顾过去的百年中日本在整体上获得的辉煌成就，然后再放眼世界的话，日本人应该会慢慢地清醒什么才是自己该做的事情”。
吉田茂认为，战后日本的复兴和腾飞，首先要归功于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的治政有方：“他将日本从投降后的混乱和疲惫中拯救了出来，并在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撒下了民主的种子。”而被称为“日本丘吉尔”的吉田茂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主角。这个外交官出身、拥有敏锐的国际观察力和卓越的宏观政治智慧的“顽强的现实主义者”始终坚持“教育兴国、经济建设优先、拒绝重整军备”的方针，为日本的重新崛起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麦克阿瑟与吉田茂的合作关系极其推崇：“日本是在这两人的特殊的合作下重建的。麦克阿瑟是法典的制定者，吉田则是执行者。前者抛出法令的大纲，后者再把它们细化成为适合日本需要的东西。结果，在短短的几年中，日本就从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其业已崩溃的经济也一跃而跻身于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之列。”
出生于武士家庭的吉田茂继承了生父竹内纲、养父吉田健三及岳父牧野伸显的自由主义理念及坚忍、实干和富有勇气的品格，二十多年的外交官生涯又让他拥有超常的先见性和大局观。将密切日美关系作为政策基础的吉田茂，并不是“软骨的媚外主义者”，更没有想要永远做美国的附庸。事实上，在他执政期间，日美两国政府的关系始终处于时而密切合作、时而互相摩擦的状态。在世人眼里，他是“一个总是迫不及待地、怒气冲冲地否定麦克阿瑟关于劳动、教育和警察方面的改革的人，一个使人不愉快的老式保守分子”。
为了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吉田茂在执政期间培养池田勇人等一批政界领导人，因此，吉田内阁之后的日本各届政府仍大体继承了吉田茂的对内对外政策，他们以经济至上主义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中折冲樽俎，运筹帷幄，使日本在最短的时间里实现战后经济腾飞。
为了有助于理解《激荡的百年史》及其时代背景，本书选译了吉田茂的《随忆录》作为附录，供读者参考。译本中的注释未加注明的，均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