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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知是祸是福，由于占领军命令日本政府要进行彻底的改革，所以我们不仅要关心百姓每天的生活，而且还要考虑日本今后的前途。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驻日本的占领军是史无先例的。就是说，美军不仅是作为胜利者、更是作为改革者，为推进日本的“非军事化”而进驻日本。他们认为，战争的起因在于日本和德国的军国主义。为了建设和平的世界，只有对日本滋生了军国主义的社会结构进行改革，使日本在军事上无能化，才是最根本的问题。为此，他们在进驻日本前就制订了计划，而且无论是否进驻日本，都按这个既定计划在日本推行非军事化和民主化。
占领军于1945年8月末进驻日本以后，雷厉风行地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解除军事化方面，首先于9月11日逮捕了东条前首相等战犯，接着彻底解除了日本军队的武装，废除军事机构，解散国家主义团体（1946年1月）。在民主化方面，整肃不被欢迎的公职人员，废除思想警察和政治警察（1945年10月），赋予妇女参政权（1945年12月），组织工会（1945年12月）等等。此外，教育改革、土地改革、解散财阀和制订新宪法等措施也大多在一二年之内得到了执行。这些巨大的变化，我们无可挑剔地称之为“不流血的革命”。
为了上述目的而在美国国内组织起来并做好准备来到日本的那些人，充满着对日本实行改革的热情。他们全都是典型的美国人，精力旺盛又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由于他们本质上的善意，成功地获得了日本人的尊敬和合作。但是同时，他们又有些尊大而且苛刻。他们不认为日本有复兴经济的必要。1945年11月，美国政府在给麦克阿瑟总司令官的指示中这样写道：“对于日本经济的复兴或加强，你不需要负任何责任。”此外，他们对破坏旧的政治结构、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革会给日本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一点，也是抱着单纯的乐观主义态度。
在这些人中间，新政派人物是非常典型的。他们注重计划和理念，并集中精力付诸实行。至于这些计划和理念是否符合日本的实际情况、能否取得良好效果，则似乎不甚关心。不仅如此，日本政府方面相关负责人为配合实施改革而提出的一些建议和忠告，即便是有助于顺利推进计划或是有利于执行计划，也往往会被他们视为抗拒占领政策，甚至有时还被理解为阻挠占领政策。看上去美国人很容易偏重理想而轻视对方的感情。他们纸上谈兵地制订出理想的计划，一旦决定付诸实行以后，就不顾一切地强迫对方执行。如果对方拒绝执行或表示不悦，他们就大发雷霆。尽管是出于善意，但他们往往会忽视对方的感情、历史和传统。同这样一种热心的改革者进行交涉，对日本人来说，是一种异乎寻常的体验。不过，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像他们这样。战争时期跟随麦克阿瑟元帅作战后一起来到日本的军人们则似乎更关心占领的成功。由于他们的出面，对部分改革者的过火行动多少起到了一些制约作用。
例如，以下这段对运输省最高司令官贝森准将的叙述，就体现了美国人的风度。关于日本人是否有才能，他的态度非常坦率。
1945年9月2日，在美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签字投降仪式刚结束，占领军总部就通知日本运输省：“明天（9月3日），运输省最高司令官贝森准将一行计划以一天的行程视察横滨、东京、大宫、新宿和厚木等东京地区。”在当时疮痍满目的状态下，这么多的行程要安排在一天内完成是不可能的，“国铁”
方面费尽周折想要婉拒，但占领军总部最终还是在同意取消部分地区的前提下坚持进行了视察。
这一天，贝森准将在视察后承认了日本国营铁道的技术和组织的优越性，并作出了“与铁路运输有关的一切运营均由日方负责，美军只需掌握基本方针”的决定。其实，就和日军在中国大陆及东南亚曾经做过的一样，美军在进入日本以前就制订了对铁路运输实行完全军管的计划。贝森的这个措施，不知为需要解决生存问题的日本人带来了多大的好处！真的是不可估量的。虽然占领军总部里曾有过各种各样的人物，但是听说贝森准将现在依然作为陆军上将位居美军的核心地位。
[有泽广巳监修：《日本产业百年史》（全一卷本），第435页，日本经济新闻社]
结果，美国占领军对日本进行的改革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首先，这些理想主义的改革，给战后处于混乱和绝望状态的日本人带来了对未来的希望。至少它让日本人的生活没有止步于每天的温饱。大概日本人与乐天主义的美国人有某些共同之处。但最重要的是，日本人拥有足以消化美国理想主义改革的能力。在这一意义上来说，首先不能忘记的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大正时代对民主政治的尝试给战后的这一巨大改革奠定了基础。日本人对主权属于天皇到主权属于国民这一根本性的政治制度改革不仅未感到困惑，反而表示了欢迎。如果没有经历过始于明治时代、并在大正时代达到高潮的议会政治的经验，这种事情恐怕是无法想象的。很多人都怀念议会政治并对其表示欢迎，也正因为有过议会政治的经验，所以减少了引进选举制度时容易产生的混乱和弊病，而且尽管这是一项巨大的改革，但过去的经验却使政治产生了连续性。因为选民们给大正时代以来的政党的议员投了许多票。这种情况也许让新政派以及希望实行彻底改革的人们感到失望。但它的确在抑制改革方面起了作用，然而正是由于这一点，日本的社会才很少出现混乱现象。
今天回顾起来，我完全不认为当时的改革还应该再进行得更彻底一些。相反，如此巨大的改革竟然在没有发生大的动乱的情况下成功地得到了实现，我对此感到不可思议。首先，改革明确了主权由天皇转移到国民，议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也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在旧宪法中一般会以但书
的形式对此加以限制，但新宪法中不再出现模棱两可的但书，而是具体规定了权利不可侵犯。对权力加以限制这一近代宪法的原则也适用于司法权，因此，司法权也实现了独立。而在战前的体制中，行政部门行使广泛的司法权，全部审判机构都受到司法省相当大的影响。其次，为了缩小中央官僚对国民行使的实际权力，以及增加国民接受政治训练的机会，在解散内务省及其股肱的中央直辖的警察力量的同时，地方自治体议会被赋予相当大的权限，地方自治体的首脑则由居民选举产生。
这些重大的改革，大体上都得到了多数国民的支持。比如新颁布的宪法就受到了国民的拥护。不过，修改宪法的主导权掌握在占领军手中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新宪法未能像日本人提议制订的宪法那样容易地在日本社会扎根。
此外，对于修改宪法这样的变革，人们是按照各自的喜好来理解接受的。比如规定放弃战争的宪法第九条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对于是否连用来自卫的武装也要放弃的问题，从一开始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普通国民对此并未深思熟虑，他们只是因为反对战前的军国主义，所以拥护宪法第九条。总之，变更法律、修正政治体制并不是一件难事，但要使它扎根却不那么容易。总之，战后进行的改革中，最终能在日本落定生根的都是原先在日本国内就有某些基础的改革。而原先没有基础并且不适合日本国情的改革，在日本恢复独立以后似乎都被作了修改。
譬如土地改革，就具有在日本扎根的理由，并因此而获得了成功。在非共产主义世界中，日本的土地改革是最彻底的，土地改革以前占46%人口比例的佃农在土地改革后减少到了10%以下。而这种彻底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扎根，是因为土地改革在日本早已有准备。从发生米骚动的大正时代以来，已经有许多人一直在强调对土地实行改革的必要性。农村发展的停滞不前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而且已经出现了大米无法自给、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大米的现象。很显然，如果再不提高日本农业的生产率，农村就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于是，以提倡建立和扶植自耕农为开端，人们对农业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比如战后负责土地改革工作的农林大臣和田博雄，作为农林省的官员，战前就已开始着手农业的实况调查，并起草了土地改革计划。那是一种全面、正规的研究，并对实际情况进行了非常翔实的调查。因此，在占领军发出指示以前，日本方面就已经提出了土地改革的计划。
与土地改革有利害关系的人当然提出了各种反对意见。而且这些意见相当尖锐，如果没有占领军在背后的支持，土地改革也许不会取得成功。土地改革能够做到“保有佃耕地的限度平均为一町步
”这样彻底的程度，就是因为有了占领军的指示才得到了实现。可以说土地改革是先由日本政府主动提出，然后得到了占领军的支持，而且，占领军的指令超出了日本政府最初的计划范围，最终实行了更为彻底的改革。
日本人长期以来对农业改革所进行的研究有助于这种彻底的土地改革在日本扎根。农业的实况调查使土地改革进行得非常切合实际。此外，从战前就存在的要求解放佃农的农民运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当佃农们知道要实行土地改革时都非常高兴，他们满怀热情地协助了土地改革的执行。同时，很多农村的下级官吏和职员都赞成土地改革，并为实施改革而全力以赴。而旧时的地主们则克制了对土地被没收的不满，服从政府的决定，才使巨大的改革在没有发生流血事件的情况下得到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