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战后一二年的日本面对的是一种看不见明天的混乱状态。其中包括在战争末期时就已经开始恶化的粮食问题。1945年，因发放陆海军的储藏物资而暂时摆脱了危机，但由于1945年的严重歉收，预计在1946年的收获前，严重的危机将再次出现，社会上因此还出现了可能要饿死1000万人的流言蜚语。而当时的确也有一种说法，即根据农林省的计算，如果不大量地进口450万吨的粮食，就会出现有人饿死的危险。事实上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5月时，连原本就不足的规定配给量都没能维持，以致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不能及时供应或根本没有粮食供应的现象。这种粮食供应的不稳定，被当时急进过激的捣乱分子所利用，街上出现了暴力示威游行。这就是我就任首相时的局势。

为了摆脱这一危机，内阁采取了确保征收的措施，同时，根据农林省提供的数字向占领军提出了大量进口大米的请求。最后，在七八月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占领军发放了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驻日军队保有的五十余万吨大米，9月以后，又继续发放了进口的粮食，并且配给了当年收获的新米和白薯，这才勉强度过了青黄不接的时期。关于当时的情况，东畑精一 作了如下的描述。

1945年秋季的大米产量，据公布只有3900万石 ，仅为平年收成的60%再多一点，为状极惨。这一年，气候寒冷、肥料缺乏、劳动力不足等一切不利条件都叠加到了一起，战败后，原先所有的国家秩序又全都陷入了崩溃，政府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确切掌握大米的产量了。征收大米的执行力削弱很多。此时，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让百姓活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吉田先生不得不出面组织第一次内阁。1946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的老友、前农林大臣石黑忠笃突然带着当医生的武见太郎——后来得知他是吉田先生的亲戚——来到我大学的研究室。他们说是受吉田先生之托而来，吉田先生将于明天接受组阁的“钦命”，他希望我出任农林大臣。事情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又很急迫，而且对我来说，这意味着自己至今为止的半生将要发生180度的大转变。为此，我提出需要仔细考虑一夜后再作答复，便请他们先回去了。

当天的傍晚，吉田先生又托人捎口信说，希望能在银座的武见博士的诊疗所同我会晤。到了那里以后，吉田先生极其热情而且诚恳地告诉我，他从明天起开始组阁，新内阁的任务有两项：一项是制定新宪法；另一项是解决粮食问题。完成这两项紧急任务是新内阁的使命。今后半年的工作，特别是粮食问题，只要能设法维持到今年的秋收期，便算告一段落，他希望我在这个期间暂且牺牲一下自己，出任农林大臣。

在这以前，即币原内阁的末期，在农林省内曾设立过粮食对策审议会，当时我被选为该会的主席。当审议会报告已经基本完稿，就连《总理大臣告全体国民书》的初稿也即将完成的时候，币原内阁辞职，这两个文件也因此被束之高阁。吉田先生的使者石黑先生以及吉田先生本人，都是因为看中我曾担任过粮食对策审议会主席而来交涉参加内阁事宜的。

然而对我来说，这同样也是一个重大问题。前述的审议会报告的内容已经完全忘记，只是模糊地记得一个数字，那就是在1946年粮食年度（到同年10月底止）内，无论怎样努力使农民交售粮食，并且执行计划性延期供应（每月迟延三天，半年共迟延十八天），也还缺少一百多万吨（700万石）大米。100万吨啊！这是在尽全力调配后以细水长流的方式勉强维持配给的情况下保证国民口粮的最低数字。但在当时来说，也是最高的数字，对正和饥饿作斗争的政府而言是最大而且唯一的目标。进一步努力使农民多交售粮食、搜出隐匿的大米、请求占领军总司令部进口粮食等，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法看上去有很多，但因缺乏执行的实力，希望十分渺茫。

虽然我能以主席的身份向“别人”提供建议，但对自己所提供的建议是否能够奏效却没有自信，为此苦恼得一夜不曾入睡。第二天早晨，我同石黑先生以及被监禁三年后再度出任农政局长的和田博雄都商量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和田鼓励我说，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出任农林省的次官，和我一起奋斗。这番厚意使我非常感激，但我是无法接受的。

当天晚上，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在当时的外相官邸拜访了吉田先生。向他说明理由之后，谢绝了出任农林大臣的邀请。由于那时吉田先生已经受命为总理大臣，所以新闻记者包围了官邸。我去的时候是悄悄地从后门走进的，但出来的时候，以为组阁的事已与我无关，因而如释重负一般轻松地从正门走了出来。因当时还没有传出内阁成员人选的消息，所以新闻记者们只问我“是介绍粮食情况吗？”

第二天早晨，我像平时一样拿起报纸阅读时大吃了一惊，因为吉田新内阁的成员候选名单中竟有我的名字。此事一旦为世人知晓，我的家庭和家属们都将无法应付，更令我吃惊的是，吉田总理及其他有关人员竟然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吉田先生诚恳地希望我能再考虑一下。……

当然，我怀着诚意再次作了仔细考虑。社会上谣传我因为不赞成吉田内阁的性格所以不参加内阁。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十分重视这个性格问题。对我来说，问题的重点是在那不足的100万吨大米上。不过我也知道，为了筹措这些大米，新方案中规定的国内征购量要比最初定下的方案有所增加，这是和内阁的性格有关系的。因此，虽然不是绝对条件，但当时我的脑中掠过了这样一个念头，如果能请大内兵卫和我一起参加内阁，或许还能将征购量再推高一些。听说吉田先生也拜访了这位大内先生，但是没能成功邀请到他来参加内阁。

在这个期间，有许多人劝我参加内阁。我很感激他们的厚意和热情，但是除了一个人以外，谁都没有用大米给我作“礼物”。到底不愧是吉田总理，他给我送来了喜讯，说他不久前同麦克阿瑟司令部进行了交涉，已经获得进口若干粮食的保证。此后获悉，美国政府将在本年度内批准向日本出口大约60万吨的粮食，令人得到了极大的宽慰。

这段时间，吉田先生的热情使我深受感动，而且我十分钦佩他那种顽强精神以及问题一经决定后便寸步不让的固执作风。最后一天时，为了消除数日来的疲劳，我接受了弟弟的邀请一同前往他在田园调布租借的寓所去修养。路上我对他说，为了这样一点事情就把身体弄得这样疲乏，真是太无用了，可见自己决不是肩负国务的人才。平沼内阁为了缔结三国同盟条约的问题，开了一百多次会议还不能作出决定，最后只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妙语便辞了职，他那种顽强精神是可贵的。我一面和弟弟谈话一面走进他家门时，突然发现刚才访问寒舍的吉田先生和石黑先生等人已经比我们先赶到这里、在等我们了！

我们请主人腾出了客厅和里间，在那里讨论了足有五个小时之久。在我个人来说，实在感到惭愧，而对于吉田老人的这种热情和诚心，我也并不是无动于衷。他甚至把话说到了“麦克阿瑟元帅也说了，绝不让一个日本人饿死”的程度，因此，我这个对于大米问题没有信心的人，那时竟也有了一丝动摇，产生了想参加内阁试试看的念头。但是再三考虑的结果，我还是不得不低下了头请他原谅。吉田先生一定是非常扫兴的。一直到傍晚很晚的时候他们才告辞。我在门口给吉田先生穿大衣时忍不住地对他道歉。对于石黑先生，我也同样是内疚的。

（东畑精一《第一次吉田内阁时期的粮食问题》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二卷第219—222页，新潮社）

原先农林省计算的需要进口450万吨大米的这个数字有些夸大了，实际上进口了70万吨就解决了问题。因为这件事，麦克阿瑟元帅曾经指责日本编造统计数字，我对他说，战前如果日本能够精确统计数字的话，或许就不会发动那场鲁莽的战争了，即便发动，说不定还会取得胜利。说完我们都笑了。但是，事后思考这件事，农林省的官员们应该是迫切地想要解决粮食危机才做了那么夸大的估算。当然也不排除是因那种自战争开始以来就养成的习惯，就是动辄有意或无意地发表对自己有利的数字。

除了解决当面的粮食危机以外，我们的另一个困难是，要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恢复粮食和煤炭等必须的重要物资的生产。之前，因战争的需要发行了大量的纸币，现在生产急剧下降，所以出现通货膨胀是理所当然的，如何收拾这种局面是一个极有难度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占领军中有许多都是信奉统制经济的新政派人物，他们认为可以通过执行计划经济来获得成功。出于想要解决问题的热情，他们几乎每件事情都想对日本政府进行幕后领导，为此，同他们进行对接的石桥大藏大臣及属下负责人员是非常辛苦的。最后，他们出台了一个理想化的政策，即：制订新的物价体系，并使工资标准与之相协调，以此取得经济的平衡和稳定。但事实上，政府制定的物价标准很快就被黑市物价打破，人们为了要求工资标准赶上物价而举行了罢工，最终导致了物价与工资的恶性循环。

从1946年秋到1947年春，大米、煤炭、工资、罢工、追加预算、黑市物价等问题以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此起彼伏地循环出现。日本银行的纸币发行量从1945年末到1946年夏、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稳定之后便开始增长，9月的发行额达到644亿日元，12月为933亿日元，到了1947年底时猛增到了2191亿日元。实话说，我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多少是有些忐忑不安的。负责经济问题和劳动问题的内阁成员们为了解决不断连续出现的问题而辛苦万分，甚至还有一些筋疲力尽的感觉。坦率地说，我觉得在日本当时那种缺衣少食的情况下，以为人为规定的物价标准能够行得通的想法是错误的。

那么，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呢？日本当时既无经济实力，政府权力又很薄弱，似乎只能听天由命了。但是，由于那时工人的攻势非常猛烈，如果不设法创造一个能够使国民勤勉认真地进行工作的经济环境，就会落入过激分子的圈套，日本就将陷入不可挽救的混乱之中。因此，当时政府的主要课题就是如何采取措施来确保国民生活的基本稳定。现在想要回顾一下当年自己究竟做了哪些事情，竟然发现自己的记忆中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在当时的状况下，不要说什么百年大计了，就连为下一阶段考虑的余力都没有。极端地说，每一天的生活都处于困境之中。而且国民也和政府一样，每天都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为生存而奋斗。 OZ/uhCe+ZZS1KQHAfLh+ZqZ9t46gzgBCwOEp5g2PvExemLv27Pgq2DSeXGU/vA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