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已经疲惫不堪的日本终于停止了战斗行为。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失策给日本的国土和国民带来的损失是相当巨大的。日本战前创造出来的许多财富，都因此而丧失殆尽。日本失去了68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战前领土的近一半。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多达200万以上。其中，战死者155万5308人，空袭死亡者66.8万人。除京都和奈良以外，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都因空袭而受到破坏。遭到完全毁坏的建筑物多达250万处，其中包括200万户的居民住房。东京有70万9906户受到破坏或损伤。200万吨碎片堆满街头。大阪有32万8237户、神户有13万1528人、名古屋有13万6556户的房屋都受到破坏。

日本的首都、也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东京，1940年时的人口为670万，由于战争时的疏散和死伤，到了1945年8月时只剩下280万人。而且，留在东京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满意的住房，只能在临时搭建的小屋里暂避风寒。高层建筑已被轰炸得片瓦无存，从首相官邸所在的小山丘上可以一眼直接望到远处的东京湾。

经济几乎完全陷入崩溃状态。由于战时人们不计后果地只顾提高生产，使机器受到了损伤，煤矿和森林资源也遭到了破坏。猛烈的轰炸破坏了生产设备，切断了交通。为躲避轰炸而分散了的劳动力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商船队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便能从国外买到原料也根本无法运输。在被重重困难包围的恶劣条件下，工业生产显著下降。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时的工业生产只有1941年战争开始时的七分之一，最糟糕的是从1945年末到1946年的那一个月，煤炭产量只有战前的八分之一，生铁产量只有二十分之一。

然而，最重要的问题是缺乏生活必需的粮食。日本原本就无法足量生产国民所必需的粮食，一直依靠大量的进口来弥补粮食不足。因此，海外贸易的中断给日本带来了极其严重的问题。据统计，在战争刚刚结束的二三年中，国民的恩格尔系数、即收入中用于伙食的比例尽管超过了60%，但国民所摄取的热量却低于2000卡路里。为了弥补政府按照法定牌价配售的粮食的不足，人们经常出入黑市，或者乘坐拥挤的火车去购买白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对此都是记忆犹新的。

此外，由于战败，日本人在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相当多的日本人原先都相信日本不可战胜的神话，并对日本的战争目的的正确性深信不疑，因此作出很大的牺牲去支援战争。但是，日本却战败了，而且还被告知这次战争完全是非正义的。于是，许多日本人产生了激烈的动摇。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权威都严重失去了信用。以黑市和通货膨胀为代表的战后的混乱状态，更是破坏了日本人的道德观念。不去参与黑市这种小小的非法活动就不能维持生活，有的人甚至连排好队依次乘坐火车和电车之类的事都做不到了。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最困难的时期也是人们的良好素养最能发挥作用的时候。如果对战争刚结束时养无食、居无屋的日本进行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绝大多数的日本人并没有丧失原有的优良品质，同时还可以预测到，日本不久后就会从战败的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尽管经历了十几年的战争并且最终战败，但日本人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变化。彬彬有礼和诚恳亲切的风尚虽然一度受损，但还是保留了下来，国民依然还是勤勉的。在忍饥挨饿和通货膨胀严重的恶劣条件下，靠奸诈狡猾为生的国民为数甚少。虽然内心感觉不平，但绝大多数人都能坚持认真工作。

日本人基本上都是乐天派的国民。战败确实使他们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日本国民从建设“文化国家”、复兴经济，或者重建自己的生活等方面找到了生存的意义，并对未来充满信心。那种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的悲观主义思想没能在日本人那里得到滋生。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日本人是受过高等教育、非常有才能的国民，这在日本实现工业化时成为了一项巨大的财富。这种素养，随着日本的复兴而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来。

首先，日本人坦率地承认了战败。这从在日本本土决心战斗到底的军队和遍布亚洲各地的百万驻军全部能够顺利地解散，就是最好的证明。关于这一情况，英国记者赫塞尔·蒂尔特曼 曾经这样报道：

1946年，我站在大沽码头，眺望着帝国 军队的官兵们为搭乘遣送他们回日本的美军运输船LST ，乘坐无盖货车满载到达的情景。成群的士兵一下车，军官们就开始点名、并高声下达命令。接着，士兵们将随身携带的东西背到肩上，秩序井然地列队走向运输船。此后，我在上海、新加坡和亚洲其他地方都同样看到了日军官兵被遣返的情景。在新加坡，我和几百名日本兵同船出发、前往日本。在这次航海中，全体士兵在军官的指挥下，在甲板上度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的纪律和健康状态，总体说来，和我先后两次在满洲、华北和华中做日军随军记者时所见到的情况完全一样。只是这次配有武装护送兵这一点，是战败投降军队的唯一标志。

此外，美国进驻日本时，以深入敌国领土的思想准备制订了严密苛刻的占领计划，但进驻后并未出现他们原先担心的骚乱状态。这同样是因为日本人坦率承认战败的缘故。当然，日本人服从权威的传统性格，也在其中起到了作用。与此同时，进驻日本的美军官兵纪律严明、态度友好这一点，给日本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比如在日本狭窄的道路上，美军士兵在将要和日本人发生碰撞时会说“对不起”，不少日本人听到美军士兵这样打招呼都感到非常吃惊。

如果日本人没有坦率承认战败的勇气的话，情况也许就会完全不同。战争结束一个月后我被任命为外务大臣时，见到了当时的总理大臣铃木贯太郎。那时铃木先生对我说：“关于战争，胜者固然要有胜者的风范，而败者也要有败者的风度。就好比鲤鱼被放到砧板上，即使刀刃临身也决不退缩。希望能以这种觉悟作出战败的姿态。”铃木先生的这句话，成为之后我同占领军谈判时的原则。但仔细想来，这也许是日本人普遍都会有的想法。对于占领军的政策，若对方有认识上的错误或不符合日本国情时，我就明确地提出意见。但是，若此后事情依旧按占领军的主张作出决定时，我就采取遵从的态度，等以后有机会能纠正对方的错误或过失的时候再说。总之，我的态度就是，该说的说，说了以后就干脆照办。

或许拥有相同想法的日本人在日本的各地，都以同样的态度在和美军进行着交涉。当然，任何朝代都会有趋炎附势、令人厌恶的人。例如，有的日本人向占领军总部的人摇尾献媚，企图得到某些好处。也有人崇拜占领军，认为他们所说的全都正确。还有人利用占领军整肃日本公职人员的机会，整治自己的对立面，企图借此扩充自己的势力。但从整体来看，绝大多数日本人对占领军的态度可以说是光明磊落的。

同时，一般国民都以同样坦率的态度接受了战败的严峻现实，不吐怨言，一心工作。因此，在极其恶劣的经济条件下，仍能保持社会秩序，很少有犯罪行为，而且只在很少数人那里出现了腐败和混乱现象。在此需要提及的是，战败后的混乱现象之所以能够被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天皇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天皇在战争的最后阶段，遏制了主张抗战到底的军部，作出了停战求和的艰难决定。随后，天皇破例亲自拿起麦克风，向国民传达了接受战败的决定，并号召国民同心协力，为日本的复兴而奋斗。出于同样的考虑，天皇陛下于美军进驻日本后不久的9月27日访问了占领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根据麦克阿瑟的回忆，天皇对他说：

我，对自己的国民在战争时期，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所做的一切决定和行动负有全部责任。所以，专程为听任贵方所代表的各国对我本人进行裁决而来。

这句话使麦克阿瑟深受感动，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被极大地感动到了。天皇冒着被处死的危险，决心承担所有责任，但根据我所掌握的种种事实，这一责任显然不应由天皇来担负。这种充满勇气的态度，令我感到极度的震撼。在那一瞬间，我深深感到，在我面前的天皇，哪怕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而言，也是日本最高尚的绅士。……占领的成功，天皇的真诚协助和影响力所给予的帮助是非常多的。

——《麦克阿瑟回忆录》，朝日新闻社

此外，天皇为了亲近国民，到日本各地巡视，给正在努力重建生活的国民大众以极大的鼓励。他举起灰帽回应着国民的欢呼，视察各地时天皇那种不以英雄自居的亲民态度不仅改变了皇室的形象，还让国民产生了对皇室和它所象征的日本的深沉的热爱之情。战败的日本元首、当今天皇的性格，和两次战争 的胜利者明治天皇是完全不同的。明治天皇本人就是政治的中心，喜欢政治和军事。相反，当今天皇是作为统而不治的立宪君主成长起来的，而且爱好生物学，性情温厚恬静。但是，立宪君主制的尝试以失败告终，战争爆发了。当战争使日本陷入破局时，当今天皇为了支撑因受战败打击而濒临崩溃的日本，这才使用了自己的权威。 orq3Q6vUnaFeGp4lV3ncCFUnfooTCwqdU+nFYUhcQqZIkrQ73dP882kpui1UTl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