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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天皇驾崩二年后，在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战争在给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破坏以后，终于在1918年（大正七年）宣告结束。但是战争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物质破坏却给后世留下许多问题。而且，大战的巨大负担使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的帝国政府陷于崩溃，尤其是俄国，还建立起了共产主义政权。俄国以这种不同的正义原则为立脚点，否定了以前国家的正当性，成为一个具有攻击性性格的国家。苏联的诞生给国际政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因此，以何种形式重建国际社会秩序，便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招致巨大破坏的战争，人们采取措施、建立了国际联盟。1921年（大正十年）华盛顿裁军会议召开，会议上对海军力量进行了限制，同时还否定了帝国主义，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拥有的殖民地移交国际联盟托管。但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新的国际秩序依然只是一种转换期的尝试。
例如，帝国主义虽然在原则上被否定了，但是，德国以外国家的殖民地依然原封不动地继续存在，而且托管在实质上和殖民地也没有什么不同。此外，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都没有加入国际联盟。尽管从总体上看，国际联盟盟约是一份具有极其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文件，但是日本代表提出的在盟约中列入人种平等原则的意见却未被通过，怎么看都让人感到有一种别扭的印象。毫无疑问，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比，国际政治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此后能否按照国际联盟盟约的规定行事却是值得怀疑的。
在上述国内外形势下，从大正到昭和期间的日本历史成了不断尝试和迷茫的历史。在国内，向往民主主义政治体制的运动蓬勃发展。其中，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设立的议会势力开始壮大。议会最初并没有掌握实质性的权力，但是随着基础教育的普及和国民政治意识的增强，已经无法再拒绝国民参与政治。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们也认为，与其无视议会、视其为对立面，莫如与其合作更为适宜。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伊藤博文亲自组织了政党。到了1918年（大正七年），多数党领袖原敬
被任命为首相。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民主主义国家取得了胜利，三个帝国全部崩溃，显著地提高了民主主义的威信。追求民主主义的人们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鼓舞。1919年，日本降低了纳税资格，有选举权的人数从45万增加到了300万。1925年（大正十四年）还实行了男子普选制度。
同时，那个时代也是国际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的理想
唤起了日本人发自内心的共鸣。国际联盟和华盛顿会议，尤其是后者，向国民展示了国际政治的巨大变化。日本遵照华盛顿会议的决定，从山东和西伯利亚沿海州
撤兵，不久又主动采取措施，将陆军的兵力削减了四个师。币原
外相以同英美协调合作以及不介入中国内战为中心的“和平外交”政策受到了极大的瞩目。
这些新的尝试对社会整体的气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民主主义和国际主义似乎为人们提示了一种可能，来替代开始走向穷途末路的明治国家体制。这种思潮特别符合那些因近代化产生出来的新阶级，即大学教授、医生、律师、作家和白领的要求。他们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厌恶家族主义的束缚，崇尚个人主义。他们排斥抑制欲望的儒教道德，开始公开地追求欲望。体育运动、跳舞、旅行、登山等开始流行起来。
但是，这些新的尝试根底都不深，而且并不完全适合日本国内外的现实。随着政党政治的出现，政治家之间丧失了统一。由天皇和元老构成的最高领导阶层几乎完全消灭了。继承他们的第二代领导者们，有的来自官僚，有的来自军部，有的来自经济界，还有的则是政党出身。他们不像第一代的领导者那样，因拥有共同的经验和一致的思想基础而团结在一起。结果，在日本面临的各种问题面前，政党政治未能发挥必要的领导能力，实际上还是官僚制度在政治上起到了主要作用。同时，政党政治还染上了在未成熟时期非常容易产生的腐败的弊病。结果导致了要求实行民主主义的人们对现实政治产生强烈的不满。但是，追求民主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运动基本上没有波及农村，农村的人们反而对城市出现的新风尚感到强烈的反感，他们担心那会使日本人失掉原有的优良传统。
和平外交也存在着问题。各国虽然承认国际协调的原则，但未完全落实在行动上。贸易并不自由，殖民地依旧是国力的重要源泉。因此，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等弱点，令许多人对此深感忧虑。
特别是对日本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中国，以长期内战的形式进行着民族主义革命，这给日本外交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当时领导日本外交工作的币原外相遵照华盛顿会议后的和平外交原则，采取了避免介入中国内政，守望其发展趋势的方针。这看来似乎是一种明智的政策。因为华盛顿会议以后的和平外交路线正是来自对之前的对华外交失败的反省。具体地说，就是日本提出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除了引起以美国为首的列强的反对，并激起了中国的排日运动以外，以一无所获而告终。和平外交就是对这种痛苦经验的反省。
但是也有人认为，华盛顿会议以后的日本外交是在美国和英国的压力下迫不得已的退却。的确，英国认为日俄战争以后的日本随着国力的增强已经逐渐变成一个难以对付的国家。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提出了对华“二十一条”的要求，给人留下了企图对中国进行政治统治的露骨印象。而且，虽说有日英同盟的义务，但是日本却在英国未必同意的时期、以英国未必同意的方法对德宣战，夺去了德国在青岛和山东半岛一带的势力。这就让人们认为，日本是乘英国和其他列强正在进行有关生死存亡的欧洲战争之机，采取了趁火打劫的行动。
通过大战迅速增强了实力的美国，也对日本的对华态度产生了怀疑。因此，美国利用华盛顿裁军会议的机会，向中国抛出了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原则，开始采取牵制日本的措施。不用说，“海军裁军条约”对于当时日趋激烈的全球性建舰竞赛热潮起到了刹车和镇静剂的作用，是一个有效而且恰当的措施，但是，关于中国的九国公约则明显地限制了日本的行动。美国说服英国废除了多年的日英同盟，其意图无疑就在于限制日本的行动。
对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开始时，日本国内就有人主张应该同德国结盟以对抗英国，虽然这种呼声当时并不强烈。此外，也有人坚信，必须采取对华“二十一条”那样的形式介入中国。这种人大多属于军部，他们把华盛顿条约开始、到废除日英同盟的这一系列措施理解为英美对日本的封锁政策，并且进而认为这些国家是日本向大陆发展的妨碍者。他们有这种认识也是一种无奈的必然趋势。
即使没有达到上述地步，日本在中国拥有特殊的利害关系这样一种想法也是广泛存在并根深蒂固的。尤其对于满洲，日本人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内战带来的混乱状态以及交织在内的抗日运动使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受到了压迫，满洲的中国地方军阀对日本人采取了极端的高压姿态
。对此，日本政府却并没有充分保护日本国民的利益，结果日本人不得不从满洲撤退。这就是说，对于像中国那样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要执行按法律办事的规则是有难度的。在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看来，日本政府在保护国民利益这一点上，远比英国等国要缺乏灵活性。
这个时代的各国外交，中央政府的外交和地方上的外交多少都有些不同。具体地说，即中央政府奉行以国际联盟盟约为代表的新外交原则。而在当地却仍然实行着以武力保护其利益的方法。在那些对当地玩弄权术的实际状况非常了解的人们看来，币原外相始终坚守原则的做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且，币原外相出于职业外交官的责任感和自信心，不太在意人们的舆论，因而没有为取得国民的理解而作出必要的努力。就这样，由于没有理解中国的复杂性以及相当多的日本人都对中国，尤其是满洲怀有特殊的感情，币原外相的外交虽然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却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