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一个秋日，我上门探望我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正好他在专心致志地和一位身材矮胖，面色红润，有着一头火红色头发的老先生交谈。我为打扰他们表示了歉意，正打算告辞，福尔摩斯上前一把将我拉进房间，随手关上房门。

“我亲爱的华生，你来得正是时候。”他热诚地说。

“我看你正忙着。”

“是忙着，忙得不可开交呢。”

“那我可以去隔壁房间等你。”

“完全不必。威尔逊先生，这位先生是我搭档，在我绝大多数成功案例中，他都曾助过一臂之力。我深信，在您这件事情上他同样可以帮上大忙。”

那位身材矮胖的先生在椅子上欠了欠身，点头打了个招呼，厚厚眼皮下那双小眼睛里掠过一丝怀疑的目光。

“你坐长靠椅上吧，”福尔摩斯说着，重新坐回扶手椅里，两手指尖对着指尖，这是他进入缜密思考状态时的习惯性动作。“亲爱的华生，我知道你跟我一样，对单调乏味的生活没有兴趣，而喜爱那些别出心裁、不合常规的东西。你热衷于为我整理案例记录，正是出于你对这些东西的强烈兴趣，而且，恕我直言，你把我那么多的小探案渲染得有点儿过头了。”

“你那些案例的确是我最感兴趣的，”我说。

“你应该还记得，在着手处理玛丽·萨瑟兰小姐那个很简单的案子之前，我这么说过：我们要走进生活中去，生活永远比我们的任何想象更大胆，它会为我们提供意想不到的结果和出奇制胜的手段。”

“对你这个观点，我当时就冒昧地表示了怀疑。”

“我知道，华生，但你还是必须改变想法，接受我的观点，否则我会继续不断地提供论据，直到你的理由被越来越多的论据彻底压垮，承认我是对的。今天上午承蒙杰贝兹·威尔逊先生来访，他正在给我讲的，很可能是一段时间以来我听过的最为离奇的故事。你听我说过，最离奇、最独特的事件往往与大案无关，而跟小案有关。有时候在这类小案子里，恰恰需要查一下有没有真正的罪案。目前我所听到的，还不足以让我判断这是否是罪案，但事情的经过无疑属于我听到过的最离奇的案情。威尔逊先生，还是麻烦您再从头讲起好吗，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的朋友华生医生没有听到故事开头部分，还因为这个故事有些独特之处，使我非常希望听到尽可能多的细节。通常，当听到案发过程中某些细节时，我会从记忆中搜寻到大量类似的案例。而现在这个案子，我得承认案情看来是没有先例的。”

胖胖的委托人挺起胸脯，显出一丝得意的神态，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张又脏又皱的报纸，摊在膝头上，俯首匆匆扫视启事栏。我细细打量这个人，试图照着我伙伴的方法，尽力从他的穿着或外表看出点名堂来。

然而，这番观察收获不大。我们这位访客，怎么看也就是个普通的英国商人，肥胖，自负，动作迟钝。他穿着一条有点宽松的灰色格子裤，套着一件有点邋遢的黑色礼服大衣，前襟敞开着，露出里面的褐色背心，背心上露着一根沉甸甸的阿尔伯特铜表链，链子上挂着一枚中间有方孔的硬币作为装饰。在他身边的椅子上，放着一顶磨损了的礼帽和一件镶着皱巴巴立绒领子的褪了色的棕色大衣。我看来看去，除了一头火红色的头发和一脸的极度懊丧与愤愤不平，这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歇洛克·福尔摩斯一眼就看透了我的内心活动。他注意到我疑惑的目光，笑着摇了摇头。“他干过一段时间体力活，吸鼻烟，是共济会会员，曾经去过中国，最近一段时间做过大量书写工作，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情况，我推断不出别的什么。”

杰贝兹·威尔逊先生从椅子上突然惊起，食指指着报纸，眼睛却看着我的伙伴。

“我的天，这些事您怎么会知道，福尔摩斯先生？”他问道，“比方说，您怎么知道我干过体力活呢？这倒是千真万确，我早先在船上干过木工。”

“您的手，我亲爱的先生。您右手比左手大得多。用右手干活，肌肉比较发达。”

“这倒是，那么吸鼻烟和共济会呢？”

“我无意贬低您的智力水平，所以就不告诉您我是怎么看出来的了。不过，您戴着一枚指南针模样的弓形胸针，这可是违反你们的严格教规的。”

“啊，当然，我把这一点给忘了。可是书写呢？”

“这还不够明显吗？右手袖口磨得发亮的那块地方足有五英寸长，左胳膊肘那里经常蹭到桌面，所以还打了块平整的补丁。”

“对呀，那么去过中国呢？”

“紧靠着您右手腕上方的那个鱼形文身，只可能是在中国文的。我对文身略有研究，还写过这方面的专论。这种精致的粉红鱼鳞图案上色工艺是中国独有的。另外，我看见您的表链上挂着一枚中国钱币，事情就变得更加简单了。”

杰贝兹·威尔逊先生笑个不停。“哎呀，真想不到！”他说。“我还以为有多神奇呢，其实也没什么奥妙。”

“华生，我这会儿才想到，”福尔摩斯说，“刚才真不该说得这么明白。你也知道，Omne ignotum pro magnifico. 如果我再这么坦诚，我那点可怜的小名声也要被毁了。您还没找到那则启事吗，威尔逊先生？”

“哦，找到了，”他用又粗又红的手指指着启事栏回答，“就在这儿，事情就是它惹出来的。先生们，你们自己看吧。”

我从他手里接过报纸念道：

红发会启事

根据已故的伊齐基亚·霍普金斯（原住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黎巴嫩县）的遗赠安排，现有一职位空缺提供本会会员，周薪四镑，纯属挂名工作。凡红发男性，年满二十一周岁，身心健康者，均可应聘。有意者请于星期一上午十一时亲至舰队街七号教皇公寓该会办公室邓肯·罗斯处报名申请。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把这则非常奇怪的启事又念了一遍，最后禁不住大声问道。

福尔摩斯在椅子上扭动着身体咯咯发笑，这是他心情很好时的习惯表现。“这件事有点不同寻常，是吗？”他说。“现在，威尔逊先生，请把您自己和您家庭的情况，还有这则启事对您命运产生的影响，原原本本告诉我们。华生，你先记一下报纸名称和出版日期。”

“这是1890年4月27日的《纪事晨报》，正好是两个月以前。”

“很好。威尔逊先生，请开始吧。”

“好吧，就像我刚才跟您说过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杰贝兹·威尔逊先生擦拭着额头说，“我在市中心附近的科堡广场开了家小典当行。生意做得不大，这几年也就勉强维持生计。我以前还能雇两个伙计，现在只雇了一个；我本来连这一个都雇不起，幸好他为了学点东西，愿意只拿一半工钱。”

“这位好学的年轻人叫什么名字？”歇洛克·福尔摩斯问。

“叫文森特·斯波尔丁，其实他也不算年轻了，可到底多大年纪我也说不准。能找到他这么机灵的伙计可真是难得呵，福尔摩斯先生；我非常清楚，他本来可以找份更好的工作，挣到的钱比我能给的多一倍。不过，既然他自己满意，我干嘛要没事找事呢？”

“可不是？看来您运气真好，能以远远低于市价的工钱雇到一个伙计。如今这年头，这么好运气的雇主可不多见。不知您的伙计是不是也像您的启事这样可圈可点。”

“喔，他这人也有缺点，”威尔逊先生说，“真没见过像他那么喜欢照相的。不学点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成天拿着相机到处抓拍，然后像兔子钻洞一样，一头钻进地下室去冲印照片。他主要就是这个毛病，但话说回来，他是个能干的伙计，也没有什么恶习。”

“他还在您那儿吧？”

“是的，先生。除了他，还有一个十四岁的女孩，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店里就这么些人。我是单身，还没成家。如果不出什么事的话，先生，我们三个人日子过得挺安生，有地方住，又不欠债。

“给我们惹来麻烦的第一件事就是那则启事。两个月前，斯波尔丁走进办公室，手里拿着这份报纸对我说：

“‘威尔逊先生，我真希望老天爷让我有一头红发。’

“‘为什么？’我问。

“‘嗨，’他说，‘红发会又有了个职位空缺。谁要是谋到这个职位，可就能发笔小财啦。听说没什么人符合条件，遗产受托人正为怎么把钱用出去而大伤脑筋呢。我头发如果可以变色，这样的好事不就落到我头上了？’

“‘哦，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您瞧，福尔摩斯先生，我这人不爱出门，因为典当生意都是自己送上门来，我不需要外出兜揽，经常一连几个星期足不出户。所以我不太知道外面的事，很乐意能听到点儿消息。

“‘您没听说过红发会吗？’他问我，两眼睁得老大。

“‘从来没有。’

“‘嗨，怪不得呢，您倒是挺有资格申请这个空缺职位的。’

“‘给多少钱？’我问。

“‘噢，一年也就两百镑吧，不过工作很轻松，还不耽误您同时干别的活。’

“嗬，你们不难想到，这句话让我竖起了耳朵。这几年生意一直不太好做，一年能多挣两百镑，手头就宽松多了。

“‘你得好好给我讲一讲，’我说。

“‘好啊，’他指着那则启事对我说，‘您自己可以看看，红发会有个职位空缺，上面还有详细地址，告诉您去哪里应聘。据我了解，这红发会是一个名叫伊齐基亚·霍普金斯的美国百万富翁创办的。这个人行事非常古怪，他自己是红头发，就对所有红头发男人十分偏爱。他去世后留下大笔财产给遗产受托人，规定将遗产利息用来给头发颜色跟他一样的男人提供一份轻松差事。我听说这份工作报酬很不错，工作却非常轻松。’

“‘可是，’我说，‘想去应聘的红头发男人有成千上万呢。’

“‘没您想的那么多，’他回答。‘要知道，这个职位只招伦敦本地人，还得是成年人。这个美国人年轻时是在伦敦发迹的，他想为这个古老城市做点好事。我还听说，无论头发颜色是浅红、深红还是其他的红，只要不是真正鲜艳、炽热的火红色，去应聘都是白费劲。喏，您如果愿意去申请，威尔逊先生，您十拿九稳可以得到这份工作。不过对您来说，为区区两百镑专门跑一趟，不知会不会有点不值得。’

“嗯，他说得没错，二位，你们亲眼看到了，我的头发颜色的确是火红火红的，所以我心里想，如果在这件事上有竞争，我的胜算不比任何竞争对手小。文森特·斯波尔丁对这事好像知道得挺多，兴许他能帮上忙。我让他当天关门歇业，马上陪我跑一趟。他巴不得能够放一天假，于是我们关门打烊，照着启事上的地址出发了。

“我可不想再看到那样的景象了，福尔摩斯先生。长着各种深浅不同的红头发的人，从四面八方拥进城里来应聘。舰队街上挤满了红发人，教皇公寓看上去就像水果贩子那辆堆满橙子的手推车。我没想到这么一则启事竟然把全城这么多人都招来了。这些人的头发颜色简直是应有尽有——稻草色、柠檬色、橘红色、砖红色、爱尔兰雪达犬色、赤褐色、陶土色；可就像斯波尔丁说的，有一头真正鲜艳火红色头发的人还真不多。看到这么多人等在那里，我有点泄气，想打退堂鼓。但斯波尔丁说什么也不让。真没想到，他拽着我连推带搡地挤过人群，居然一路挤到了通往那间办公室的楼梯口。楼梯上有两股人流，一批人满怀希望往上挤，一批人垂头丧气往下走。我们尽可能往人流中间挤，没一会儿就挤进了办公室。”

“您的这段经历非常有意思，”当委托人停下来，吸上一大撮鼻烟整理思绪时，福尔摩斯说。“请继续把这个有趣的故事讲下去。”

“办公室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张松木桌子和两把木椅，一个小个子男人坐在桌子后面，他的头发颜色比我的还要红。他跟每个前来应聘的人聊上几句，然后想方设法从他们身上挑出点毛病，把他们打发走。看来要想得到这份空缺不是件容易事。可没想到，轮到我们时，那个小个子对我的印象远远好过其他人，我们一进去，他就关上房门，准备跟我们单独交谈。

“‘这位是杰贝兹·威尔逊先生，’我的伙计说，‘他想来红发会补个缺。’

“‘他来补这个缺再合适不过了，’那人回答说，‘他符合我们所有的要求。我还真的从没看到过这么令人满意的红头发。’他退后一步，头歪向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头发，看得我浑身不自在。然后他猛地上前紧紧握住我的手，热烈祝贺我应聘成功。

“‘再不拿定主意就说不过去了，’他说，‘不过我敢肯定，您不会介意我采取一个有点俗套的预防措施。’话音未落，他就两手紧紧揪住我的头发使劲拉扯，直到我痛得大叫起来才作罢。‘您眼睛里有泪水，’他松开手说，‘可见事情不会有诈。我们如此谨慎也是迫不得已，因为我们已经被假发骗过两次，被上色骗过一次。我可以给您讲个用鞋蜡染色的故事，您听了就会知道人性有多么险恶。’他走到窗前，对着外面大声喊话说空缺已经有人填补了。从下面传来失望的叹息声，人群三三两两地朝不同方向散去。最后，除了我和这个主事人，看不见别的红发人了。

“‘我叫邓肯·罗斯，’他说，‘我自己就是我们高贵的施主遗赠基金的受益人。您结婚了吗，威尔逊先生？成家了吧？’

“我回答说没有。

“他的脸立刻沉了下来。

“‘哎呀！’他正色说道，‘这个问题确实非常严重！听到您这么说真是太遗憾了。这项基金自然是为红发人传宗接代，让他们的血脉得以延续下去而专用的。您居然还没成家，这实在是太不幸了。’

“一听这话，我脸都拉长了，福尔摩斯先生，我心想到头来我还是没法得到这份空缺了。没想到，他考虑了一会说即使这样也不要紧。

“‘这事要是换作别人，’他说，‘肯定不能通融，但是对您这样有着这么一头红发的人，理应破例给次机会。您什么时候可以过来上班？’

“‘哦，这事儿有点犯难，我还有生意要照管，’我说。

“‘嗨，这事儿您别去管了，威尔逊先生，’文森特·斯波尔丁说。‘我可以帮您照管。’

“‘工作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我问。

“‘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

“典当行的生意通常都在晚上，福尔摩斯先生，尤其是星期四和星期五晚上，那正好是在发薪日前两天。所以上午赚点外快对我来说很合适。再说我知道，我那伙计人不错，有什么事他都能办妥。

“‘这对我挺合适，’我说，‘薪金是多少？’

“‘每星期四英镑。’

“‘是什么工作？’

“‘纯粹挂个名。’

“‘纯粹挂名是什么意思？’

“‘哦，您自始至终必须待在办公室里，或至少待在这栋房子里。一旦离开，您就永远失去这份工作。遗嘱里对这一点规定得很清楚。如果您在那段时间里离开办公室，您就不再符合条件了。’

“‘一天也就待四个小时，我不离开就是了，’我说。

“‘不得以任何借口离开，’邓肯·罗斯先生说，‘无论是生病还是有生意要做，或是有任何其他事情，您都必须待在那里，否则您这份工作就丢了。’

“‘我做些什么呢？’

“‘抄写《大英百科全书》。这里有这套书的第一卷。您得自备墨水、笔和吸墨纸，桌椅由我们提供。您明天就可以来吗？’

“‘当然可以，’我回答。

“‘那好，再见，杰贝兹·威尔逊先生，再次祝贺您非常幸运地得到这份重要的工作。’他欠身送我出门，我和我的伙计一起回了家。交上这般好运，我高兴得简直有点不知所措了。

“嗨，我一整天都在想这件事，到了晚上情绪又低落下来，心里觉着，这整个事情不是一个大骗局就是一场恶作剧，尽管这么做是出于什么目的我说不上来。居然有人立了这么个遗嘱，还为抄写《大英百科全书》这么简单的工作支付这么高的报酬，想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文森特·斯波尔丁想尽一切办法来宽慰我，到了睡觉时分，我说服了自己，打定主意不去想这件事。可到了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是决定不管怎样先去看一下。于是就去买了一小瓶墨水、一支鹅毛笔和七张大页书写纸，动身前往教皇公寓。

“嘿，没想到一切都很顺当，这让我又惊又喜。桌椅已经为我放置妥当，邓肯·罗斯先生在那里照看，好让我顺利开始工作。他让我先从字母A开始抄写，交代完他就走了，但他时常会来看看我这里是否一切正常。下午两点，他过来跟我告别，还称赞我抄写得真不少，然后在我出办公室后锁上了门。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福尔摩斯先生，到了星期六，邓肯·罗斯先生走进办公室，当场付给我四个沙弗林 作为一个星期的工钱。到了下星期依然如此，下下星期还是一样。我每天上午十点到那儿，下午两点离开。这位先生过来的次数逐渐减少到每天上午来一次，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再也不来了。我当然还是不敢离开房间半步，因为保不定他什么时候会来。这么好的工作，又这么适合我，我可不愿冒丢失它的风险。

“八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我已经把Abbots、Archery、Armour、Architecture和Attica 这些条目都抄写完，再加把劲就可以开始抄写B打头的条目了。我又花钱购买大页书写纸，抄写好的手稿差不多可以装满一个书架。然后，突然间整个事情结束了。”

“结束了？”

“是的，先生。就在今天上午。我跟往常一样十点钟去上班，可房门关着，还上了锁，门框正中用平头钉钉着一块正方形小纸板。我带来了，你们自己看吧。”

他举起一块便条纸大小的白纸板，上面写着：

红发会业已解散。

1890年10月9日

歇洛克·福尔摩斯和我仔细打量着这则简短的通告和纸板后面那张表情沮丧的脸，两个人思忖半天，感觉这件事情实在滑稽至极，终于忍不住大声笑了出来。

“真搞不懂这有什么好笑的，”我们的委托人嚷了起来，脸涨得通红，一直红到头发根。“如果你们只觉得好笑，却什么事都干不了，我可以另请高明。”

“别，别，”福尔摩斯大声说，把正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的委托人推回到椅子上。“我无论如何不想错过您这件案子。它太不寻常了。不过，请容我这么说，其中某些地方确实有点好笑。请问，您发现门上的纸板以后，做了些什么？”

“当时我非常吃惊，先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找了周围几间办公室，但那些人好像对这件事也一无所知。最后我去找了房东，他是个会计，住在一楼。我问他可不可以告诉我红发会出什么事了。他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一个机构。于是我问他是否知道邓肯·罗斯，他回答说这个名字他还是第一回听到。

“‘喔，’我说，‘就是4号房间那个先生。’

“‘谁，那个红头发的？’

“‘对。’

“‘哦，’他说，‘他叫威廉·莫里斯，是个律师。他的新办公室正在装修，所以临时租用我的房间。他昨天搬走了。’

“‘去哪儿可以找到他？’

“‘噢，去他新办公室。他告诉过我地址。哦，对了，爱德华国王街17号，靠近圣保罗大教堂。’

“我立刻动身，福尔摩斯先生，照着地址找到那里，却发现那是一个护膝制作工场，那里没人听说过名叫威廉·莫里斯或邓肯·罗斯的人。”

“然后您怎么做呢？”福尔摩斯问。

“我回到萨克森——科堡广场的家，想听听我那伙计的建议。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说如果我耐心等待，应该会收到邮件。但是这种说法无法令我满意，福尔摩斯先生。我不想就这么白白丢掉一份美差。听说您经常给那些需要帮助的可怜人出主意，我就赶紧过来找您了。”

“您这么做非常明智，”福尔摩斯说，“这个案子极不寻常，我很想深入研究一下。从您刚才所说的看，我认为这件事牵连到的问题很可能比初看起来更严重。”

“足够严重啦！”杰贝兹·威尔逊先生说，“唉，我一星期就损失了四个英镑呢。”

“就您个人而言，”福尔摩斯说，“我看不出您对这个非同寻常的红发会有什么可抱怨的。按您所说的，您从那儿赚了三十英镑，更何况您还增长了不少字母A打头的学科小知识呢。您一点儿也没吃亏。”

“是没吃亏，先生。可我想弄清楚他们的来历，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为什么要跟我开这种玩笑——如果确实是开玩笑的话。开这种玩笑代价可不小，他们花费了三十二镑呢。”

“这些问题我们会尽力替您弄清楚。不过我想先提一两个问题，威尔逊先生。您这位伙计，是他最早让您对这则启事感兴趣的——他来您这儿多久了？”

“大概有一个月。”

“他是怎么找到您的？”

“看到招聘启事自己找来的。”

“只有他一个人来应聘吗？”

“不，有十来个人呢。”

“您为什么选了他？”

“因为他人勤快，工钱也要得少。”

“确切地说，只要了一半工钱。”

“没错。”

“这个文森特·斯波尔丁，是个怎么样的人？”

“小个子，体格健壮，身手敏捷，三十多岁，没蓄胡子，额头上有一块硫酸烧伤的白色疤痕。”

福尔摩斯十分兴奋地在椅子上挺直身子。“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说。“您有没有注意到他耳朵上穿了耳洞？”

“有啊，先生。他跟我说起过，小时候有个吉卜赛人给他穿的耳洞。”

“唔，”福尔摩斯又陷入了沉思。“他还在您那儿吗？”

“噢，在的，先生。他现在就在铺子里。”

“您不在那儿，生意上的事他照料得过来吗？”

“还行吧，先生。上午本来就没多少生意。”

“那就这样吧，威尔逊先生。我会在一两天内给您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今天是星期六，我想下星期一应该会有结论了。”

“唔，华生，”我们的访客走了以后，福尔摩斯问道，“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我什么头绪都没看出来，”我坦率地回答。“这件事太神秘莫测了。”

“通常，”福尔摩斯说，“一件事看上去越是古怪，结果就越不神秘。平淡无奇、毫无特色的罪案往往最难侦破，就跟一张普通的脸最难识别一样。不过这件事我还是得抓紧处理。”

“你打算怎么着手？”我问。

“抽烟，”他回答。“这个问题非得抽足三斗烟才能解决，还得请你在五十分钟内别跟我说话。”他蜷缩在椅子上，瘦削的膝盖几乎顶到了他那鹰嘴形的鼻子底下，眼睛闭着坐在那儿，嘴里叼着的黑色陶质烟斗戳在外面，酷似怪鸟的嘴。我瞧着瞧着，心想他大概是睡着了，自己不由得也打起瞌睡来。突然间，他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做了个拿定主意的手势，把烟斗往壁炉台上一放。

“今天下午萨拉萨蒂在圣詹姆斯厅有场演奏会，”他说，“我们一起去怎么样，华生？你的病人能给你几小时空闲时间吧？”

“今天我没什么事。我的工作从来不是那么脱不开身的。”

“那就戴上帽子走吧。先穿过市中心，可以顺路吃个午餐。我看到节目单上德国音乐不少，这比意大利或法国音乐更加合我的口味。德国音乐趋于内省，我正想要内省一番呢。走吧！”

我们乘坐地铁前往奥尔德斯盖特，然后走了一小段路，来到萨克森——科堡广场，上午听到的离奇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这个地方街巷狭小，环境破败。四排昏暗肮脏的两层砖房周围有一圈围栏，围栏里面杂草丛生，几簇凋谢了的月桂树丛，在烟雾笼罩下的极不适宜生存的环境里勉强生存。街角处一幢房子上方立着一块棕色招牌和三个镀金圆球，招牌上刻着白色大字“杰贝兹·威尔逊”，这就是我们的红发委托人典当行的所在地。歇洛克·福尔摩斯在房子前面停下脚步，头歪向一边，从上到下看了一遍，两眼在眯起的眼睑间炯炯发光。然后他缓步走到街上，随即又返回街角，目光仍然紧紧盯着那些房子。他回到那家典当行，用手杖在人行道上重击几下，走到门口敲门。一个相貌机灵、脸刮得很干净的年轻人随即出来开门，招呼他入内。

“谢谢，”福尔摩斯说，“我只是想请问一下，从这儿到斯特兰德街怎么走。”

“第三个路口右转，第四个路口左转，”伙计迅即回答，随后关上了门。

“这是个精明的家伙，”我们离开时，福尔摩斯说，“依我看，他的精明强干在全伦敦排第四，而在胆略上我不敢肯定他是否可以列第三。我以前对他有所了解。”

“显然，”我说，“威尔逊先生的伙计在这个红发会神秘事件中起了很大作用。我相信，你刚才问路就是为了看看他这个人。”

“不是看他。”

“那看什么？”

“他的裤子膝盖。”

“你看到什么了？”

“我想看到的东西。”

“你刚才为什么用手杖敲打人行道？”

“我亲爱的华生，眼下我们要做的是观察，而不是说话。我们是在对手的地盘上侦察。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萨克森——科堡广场的情况，现在去察看一下广场背面的那些地方吧。”

我们转过僻静的萨克森-科堡广场，来到一条大马路上，这里的景象跟前面看到的截然相反，犹如一张照片的正反两面。这条通衢大道是连接市中心和西北两个城区的交通大动脉。进城和出城的两股车流交汇成商贸巨流，把车道都堵塞了。人行道上黑压压的，到处是匆忙赶路的行人。望着这一长排精美华贵的商铺和富丽堂皇的楼宇，想起跟它们毗邻的、我们才离开没多久的广场另一边，竟是那样破败和不景气，真是感到难以理解。

“让我看看，”福尔摩斯说着，站在街角处，沿街边望去，“我就是想要记住这一带建筑物的排列顺序。对伦敦有个准确的了解，这是我的爱好。这是莫迪默烟草行，这是家小书报摊，再过去是城郊银行科堡分行、素食餐馆和麦克法兰马车修造厂。再过去就是另一个街区了。好了，医生，工作已经完成，该去散散心了。先来一份三明治，外加一杯咖啡，然后去小提琴的世界，那里一切都是美妙、精致、和谐的，不会有红头发委托人出难题来让我们伤脑筋。”

我的朋友是狂热的音乐爱好者，他不仅擅长演奏，作曲本领也非同一般。整个下午，他坐在正厅前排，细长的手指随着音乐节拍轻轻地挥动。此刻的他，整个身心沉浸在愉悦中，那舒展的笑脸和耽于梦境的眼神，跟那个猎犬般的福尔摩斯，那个坚韧、机智、出手敏捷的刑侦高手福尔摩斯，神态迥异，判若两人。在他独特的个性中，这种双重性格交替起着作用。正如我经常所想的，他那非同寻常的严谨缜密和机敏狡黠，与偶尔在他身上占主导地位的诗意随兴和沉思默想，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个性上的突变，令他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时而倦怠憔悴，时而精力充沛。而且我知道，当他接连数日懒洋洋地坐在扶手椅里，被围在他即兴创作的乐谱和收藏的珍本书籍中间时，那正是他最令人望而生畏的时候。往往在这种时候，他会突然滋生出强烈的追逐欲望，他那出色的推理能力会跃升到直觉力的程度，以至于那些不熟悉他这套破案方法的人会用怀疑的眼光看他，以为他有特异功能呢。那天下午在圣詹姆斯厅，看到他如此陶醉在音乐中，我感到他已做好准备，那些他正穷追不舍的人厄运即将临头。

“看来你是打算回家了，华生，”走出音乐厅时他说。

“对啊，是该回家了。”

“我还有点事要办，估计要花些时间。科堡广场发生的这件事令人担心。”

“为什么？”

“有人正在筹划一桩重大罪案。我有充分理由相信，我们还来得及阻止。不过今天是星期六，情况有点复杂。今天晚上我需要你的帮助。”

“什么时候？”

“十点吧。”

“那我十点到贝克街。”

“很好。听着，华生！可能会有一点儿危险，所以请你把左轮手枪带上。”他挥了挥手，转过身，一眨眼工夫就消失在了人群中。

我自信并不比旁人愚笨，但是跟福尔摩斯在一起时，我总感觉自己头脑迟钝并为此而苦恼。就拿眼前这件事来说，他听到的我也听到了，他看到的我也看到了，但从他的话里我明显感觉到，他不仅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还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有先见之明，而我对整个事件的感觉仍然是云里雾里，莫名其妙。在坐车回我在肯辛顿的家的一路上，我把整件事情回想了一遍，从抄写《大英百科全书》的红发人的离奇故事，到我们对萨克森——科堡广场的探访，还有他跟我分手时说的那句类似警告的话。这次夜间行动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我带枪？我们要去哪里？要去干什么？福尔摩斯有过暗示，说这个表面上温文尔雅的典当行伙计不太好对付——没准就是他在暗地里搞鬼。我试图琢磨出这些话的真实含义，但最终还是绝望地放弃了，把这个悬念搁在一边，到了晚上一切自然会见分晓。

我九点一刻从家里出发，穿过公园，走牛津街转到贝克街。门口停着两辆双轮双座马车，走进门廊时听到楼上传来说话声。刚进房间就看到福尔摩斯正和两个人你来我往地谈着什么，我认出其中一个是警方探员彼得·琼斯，另外那人又高又瘦，苦着个脸，头戴一顶亮闪闪的礼帽，身穿一件做工考究的厚大衣。

“哈！人都到齐了，”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扣上粗呢上装的纽扣，从架子上取下那根又粗又重的猎鞭。“华生，苏格兰场的琼斯先生你应该认识吧？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梅里韦瑟先生，他今晚跟我们一起行动。”

“您瞧，医生，我们又联手行动啦，”琼斯摆出他惯有的那副趾高气扬的架势说道，“我们这位朋友可是个捕猎高手，他想要的就是找一条老狗来帮他把猎物逮到手。”

“但愿不要折腾半天，结果白忙乎一场，”梅里韦瑟先生脸色阴沉地说。

“先生，您尽可以对福尔摩斯先生抱有信心，”琼斯警探傲慢地说，“他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只是这套方法，恕我直言，稍多了几分理论色彩，有时不太现实。不过他完全具有做侦探的素质。说句公道话，有过一两次，比如在肖尔托谋杀案和阿格拉珠宝失窃案中，他的判断比警方还略胜一筹哩。”

“哦，既然您这么说，琼斯先生，我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那陌生人顺应着他的话说，“不过说实话，今晚我错过了一场牌局。我这还是二十七年来第一次星期六晚上没去玩牌呢。”

“我想您会发现，”歇洛克·福尔摩斯说，“您今晚下的赌注比您以前下的都要大，赌局也会更加刺激。对您来说，梅里韦瑟先生，赌注高达三万英镑；而对您来说，琼斯，赌注就是您一直想要把他抓到手的那个人。”

“约翰·克莱，杀人犯、撬窃犯、假币制造和使用犯。他年纪不大，梅里韦瑟先生，但在他那个团伙里可是个头面人物，伦敦所有罪犯中，他是我最想抓的。这小子可不能小觑。他祖父是王室成员、公爵，他本人上过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他的大脑像他的手指一样灵巧，尽管我们每次都发现了他的踪迹，却始终不知道去哪里找他这个人。他这星期在苏格兰撬门行窃，下星期却跑到康沃尔筹钱建孤儿院。这几年我一直在追踪他，却始终没有见到他的人影。”

“希望今天晚上我可以有幸介绍您认识他。我和约翰·克莱先生曾经交过一两次手，我赞同您的观点，他在那帮人里是领头的。现在已经十点过了，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你们两位坐第一辆马车，华生和我坐第二辆跟在你们后面。”

在漫长的路途中，歇洛克·福尔摩斯不怎么说话，靠在椅背上，哼着下午听的那些曲子。马车行驶在迷宫般的、点着煤气路灯的街道上，仿佛永无尽头，走了很久才驶进法灵顿街。

“我们快到了，”我的朋友说，“梅里韦瑟是个银行董事，他本人对这件事十分关注。我想过，让琼斯跟我们一起去也有好处。虽然他在这一行里是个十足的蠢货，但人不坏。他有个长处，一旦缠住对手，他就跟斗牛犬一样勇猛，像龙螯虾一样紧咬不放。我们到了，他们正等着呢。”

我们来到上午去过的那条拥挤的大街。马车被打发走了，在梅里韦瑟带领下，我们沿着一条狭窄的通道鱼贯而入，穿过他为我们打开的侧门，进门是一个小走廊，尽头有一扇巨大的铁门。门打开后，是一段蜿蜒往下的石阶，走到底又是一扇令人望而生畏的大门。梅里韦瑟先生停下脚步，点亮一盏提灯，然后引导我们走下充满泥土气的幽暗通道。就这样，随着第三扇门被打开，我们进入一个巨大的地窖模样的地下室，里面四处堆放着大木箱和大铁箱。

“这儿从上面突破不太容易，”福尔摩斯举起提灯，环顾四周说。

“从下面突破也不容易，”梅里韦瑟先生用手杖敲着地下铺着的石板说，“哎，怎么回事，听上去下面是空的！”他惊愕地抬起头说。

“请您务必保持安静！”福尔摩斯口气严厉地说，“您已经危及到我们这次行动的成功。请您坐到那边的箱子上，不要妨碍我们，行吗？”

一本正经的梅里韦瑟先生，满脸备受委屈的表情，走过去坐到板条箱上。福尔摩斯跪在地上，手里拿着提灯和放大镜，开始仔细检查石板间的缝隙。几秒钟后他露出满意的神情，霍地站起身来，把放大镜放入口袋。

“我们至少还得等一个小时，”他说，“在这位开典当行的老兄睡安稳之前，他们不会贸然行动。一旦开始行动，他们就会争分夺秒，因为动作越快，留给他们逃跑的时间也就越多。此刻我们是在——华生，你肯定已经猜到了——伦敦一家大银行市中心分行的地下室里。梅里韦瑟先生是这家银行的董事会主席，现在他会向你解释，为什么这帮伦敦最胆大包天的罪犯对这个地下室这么感兴趣。”

“这是冲着我们的法国金币，”银行董事低声说，“我们多次接到警告，说有人在打它们的主意。”

“你们的法国金币？”

“是的。几个月前，我们因加强资金储备需要，专门从法兰西银行拆借了三万拿破仑 。各位现在知道了，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开箱启用这批钱，这些金币仍然存放在银行地下室里。我坐着的这个板条箱里有两千枚拿破仑，用铅箔一层层隔开叠放。目前我们的黄金储备量远大于一家分行平时的储备量，董事们对这个情况一直忧心忡忡。”

“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福尔摩斯说，“现在该部署一下行动计划了。我预计不出一小时事情就会见分晓。在这段时间里，梅里韦瑟先生，我们必须把提灯遮光板翻下来。”

“在黑暗中坐等？”

“恐怕只能这样。我口袋里带着一副牌，原想既然我们是四个人，您照样可以玩牌。但我发现对手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所以我们就不能冒险亮着灯玩牌了。我们首先必须各自找好位置隐蔽。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尽管我们会攻其不备，打他们个措手不及，但只要稍有不慎，就也有可能被他们伤到。我就站在这个板条箱后面，你们分别隐蔽在那些箱子后面。看到我用灯照住他们，你们就迅速冲上去。如果他们开枪，华生，别手软，开枪把他们撂倒。”

我把扣下扳机的左轮手枪放在木箱上，在箱子后面蹲下。福尔摩斯翻下提灯遮光板，我们陷入黑暗中——我还从来没有在这么漆黑一片的地方待过呢。金属灯罩受热发出的气味让人确信灯还亮着，随时都能重放光明。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我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置身于突如其来的黑暗中，而且是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里，令人感觉非常郁闷和压抑。

“他们只有一条退路，”福尔摩斯小声说，“就是退回屋内，再从那里进入萨克森——科堡广场。我想您已经按我的要求部署好了，是吗，琼斯？”

“有一名警官和两名警员守在前门。”

“这下就万无一失了。现在我们要做的事，就是静静地等待。”

时间过得真慢！经事后核对，其实当时只等了一小时十五分钟，但给我的感觉就像整整等了一个晚上。由于不敢随便乱动，我两腿都站得发麻了。然而我的神经却高度紧张，听觉也异常灵敏，不仅能听到伙伴们轻柔的呼吸声，还可以从中辨别出高大肥胖的琼斯深沉的吸气声和银行董事微弱的叹息声。从我所在的位置，可以看到箱子前方的石板地。忽然，我眼前隐约闪现出光亮。

起初，只是从石板地面缝隙中透出一丝血红色光亮。接着，光亮延伸开来，变成一缕黄色光条。然后，没有任何预兆或响动，地面仿佛裂开一条缝，从里面探出一只手来，这只白净的、近乎女性的手，在光亮四周摸索着。过了一分来钟，那只手扭动着伸出地面，随即又像刚才突然出现时那样，迅速缩了回去。四周重归黑暗，只剩下石板缝隙中透出的一小点光亮。

但那只手只消失了一小会儿。随着一阵刺耳的断裂声，一块宽阔的白石板翻倒在一边，露出一个方形大洞，从下面透出提灯的光亮。一张清秀而略显孩子气的脸从洞里探了出来，目光锐利地朝四下观望，随后双手撑住洞口两边，先是露出肩膀，继而腰部，最后一只膝盖抵住洞沿。一眨眼工夫，他已经站在洞口旁边的地上，往上拽他的同伙，那人像他一样，瘦小轻盈，面色白净，有一头浓密的红发。

“一切顺利，”他轻声说，“凿子和袋子呢？啊，出事了！快跳，阿奇，跳下去，我来对付他们！”

歇洛克·福尔摩斯早已一跃而起，冲上去揪住了他的衣领。另外那个迅速退回洞里，琼斯抓住了他的衣服下摆，我听见衣服撕破发出的声音。灯光下，一支左轮手枪的枪管闪着光，但福尔摩斯的猎鞭击中了此人的手腕，手枪当的一声掉落在石板地上。

“没用了，约翰·克莱，”福尔摩斯不动声色地说，“你一点机会都没有。”

“看来是这样，”此人极其冷静地回答说，“好在我朋友没事，你们只抓住了他衣服的下摆。”

“门口有三个人在等着他。”福尔摩斯说。

“哦，是吗？看来你们考虑得很周到。我真该恭贺你们。”

“彼此彼此，”福尔摩斯回答，“你那个红发会的创意也很新颖，令人印象深刻。”

“你马上又可以见到你的朋友了，”琼斯说，“他钻起洞来比我还快。把手伸出来，让我铐上。”

“请不要用你那双脏手碰我，”罪犯被铐上手铐时说，“你们要知道，我有王室血统。还有，请在称呼我时用‘先生’和‘请’。”

“可以，”琼斯盯着他，忍住笑说，“好吧，先生，请您挪步上楼，我们再用马车送阁下去警局，如何？”

“这样好些，”约翰·克莱平静地说。他向我们三人鞠了一躬，在琼斯探长的押送下坦然地走了出去。

“真的，福尔摩斯先生，”当我们跟随那两人走出地下室时，梅里韦瑟先生说，“真不知道我们银行该怎么感激您、酬谢您呢。毫无疑问，您无懈可击地发现并挫败了一起精心策划的银行抢劫案，这种事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我自己就有一两笔小账要跟约翰·克莱先生算，”福尔摩斯说。“我在这件案子上有些花费，我想贵行会补偿我这笔费用的。不过，除此之外，我还从这件案子中得到了丰厚回报，从中获得的经验在许多方面都很难得，还听到了红发会这么个很不寻常的故事。”

“你看，华生，”当我们大清早坐在贝克街寓所里喝着掺苏打水的威士忌时，福尔摩斯对我说，“从一开始就很明显，之所以刊登这个相当荒诞的红发会员招聘启事，还让他抄写《大英百科全书》，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位脑子不太机灵的典当行老板每天支开几个小时，免得他碍事。这种安排方式有点匪夷所思，但确实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那个帮凶的头发颜色很可能给了克莱灵感，使他别出心裁地想出这么个办法。一星期四英镑的诱惑足以让典当行老板上钩，而他们为得到那笔巨款，花这点小钱算得了什么？他们登了招聘启事，一个骗子租了一间临时办公室，另一个则鼓动老板去应聘，然后两人一起设法确保他每天上午不在铺子里。那天一听说那个伙计愿意拿半薪，我就觉得事情明摆着，此人有强烈的动机想要得到这份工作。”

“那你是怎么猜到他的动机的呢？”

“如果典当行里有成年女性，我会怀疑这纯粹是件俗不可耐的男女私情案。但事实不是这么回事。这个人做的是小生意，铺子里没什么东西值得他们像现在这样大费周折，既要挖空心思准备，又要花费这么多钱。所以可以肯定，这不是铺子里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我想起那个伙计喜欢拍照，还三天两头往地下室跑。地下室！这团乱麻的线头就在这儿。我对那个神秘的伙计作了调查，结果发现我是在跟伦敦头脑最冷静、最胆大妄为的罪犯打交道。他正在地下室里忙什么事情——这件事竟然要一连几个月每天花几个小时才能忙完。我再次问自己，那是什么呢？我想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在挖一条通往另一栋建筑的地道。

“这些推理结果是在我们踏勘犯罪现场之前得出的。当时我用手杖敲击人行道路面，你感到很惊奇。其实我是想确定一下地下室是向前还是向后延伸的。它不是向前延伸的。我去按门铃，如我所愿，是那个伙计来开的门。我跟他较量过几次，但从来没有面对面打过交道。我几乎没看他的脸，我要看的是他的膝盖。你应该也注意到了，两条裤腿磨损、褪色、起皱得厉害，这表明他们在挖掘地道上花费了不少时间。唯一剩下的问题是他们挖地道要干什么用。我拐过街角，看到城郊银行紧挨着那位仁兄的典当行，便感到整个问题迎刃而解了。音乐会结束后你坐车回家，我去了一趟苏格兰场，又去拜访了那个银行董事会主席，后面的事你都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在今天晚上动手呢？”我问。

“这个嘛，他们关闭红发会办公室，说明他们已经不在乎杰贝兹·威尔逊先生是否在场——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挖通了地道。但是他们必须尽快利用这条地道，因为它随时可能会被发现，那些金币也可能会被转移走。星期六动手比其他日子更合适，因为这会留给他们两天的逃跑时间。出于所有这些理由，我认为他们今天晚上会来。”

“你的这些分析推理堪称完美，”我由衷地赞叹说，“这么一长串分析推理，每个环节都无懈可击。”

“分析推理帮我摆脱无聊，”他打了个呵欠回答说，“唉！我已经感觉到生活中充满了无聊。我一直在努力，不让自己陷入平庸的生活无法自拔，这些小小的案子帮我做到了这一点。”

“你这是在造福人类呢，”我说。

“哦，也许吧，它们毕竟还会有点用处，”他耸耸肩膀说，“就像古斯塔夫·福楼拜给乔治·桑的信中所写的：‘L’homme c’est rien——l’oeuvre c’est tout.’ ” s4IPYtMgNngZ/oivH2iE/VnbG4mqJOuk5xmj+L4sQ16wLDlmKAWq9c1ua77dAF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