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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震撼人心的消息旋风般地传遍整个小城：“沙皇被推翻了！”
人们不敢相信。
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慢慢驶进月台，从车上跳下来两个穿着军大衣、背着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系着红袖章的革命士兵，他们逮捕了车站上的宪兵、老上校和警备队队长。这下子，城里的人都相信了：数千人沿着白雪覆盖的街道拥上了广场。
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这些新鲜的字眼：自由、平等、博爱。
热热闹闹的，充满激情与欢乐的日子已经过去，城里恢复了平静，唯有在由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占据的市参议会大楼上空飘扬的红旗表明着所发生的变化，其余一切照旧。
严冬将尽，一支近卫军骑兵团在城里驻扎下来。每天早晨，他们都派骑兵小分队到车站上去抓从西南战线跑出来的逃兵。
这些骑兵生活富足，个个身体健壮，红光满面；军官多半是伯爵或公爵，他们的肩章是金色的，马裤的镶边是银色的，一切都和沙皇时代一样，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革命。
一九一七年快要过去了，在保尔、克里姆卡和谢廖扎·布鲁兹扎克看来，什么也没有发生，当老板的还是那班家伙。直到阴雨绵绵的十一月才出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情况：车站上来了一批又一批人，大多是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他们都有一个奇怪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这个响当当的、有力的称号是怎么来的，谁也不知道。
骑兵团要想抓住前线的逃兵并不容易。车站玻璃被武器击碎的情况越来越多，从前线溜回来的人成群结队，遇到阻挡，他们便以刺刀相拼。到了十二月初，已是整车整车的士兵拥过来了。
骑兵团封锁了车站，准备截住列车，但遭到机枪的猛烈射击。对死亡已经司空见惯的人们从车厢里拥了出来。
穿着灰色大衣的军人把骑兵团赶进市内，然后又回到车站。于是，一列又一列火车呼啸而去。
一九一八年的春天，三个好朋友在谢廖扎·布鲁兹扎克家里玩了一会纸牌便走了出来，又拐进柯察金家的小院，往草地上一躺。他们都感到无聊：平时常玩的那些把戏都已腻了。他们开始考虑，如何更有意思地消磨这天的时光。这时，背后传来了马蹄声，一个人骑着马疾驰而来。骏马一跃便跨过了公路与院子低矮栅栏之间的壕沟。骑马人对躺在地上的保尔和克里姆卡挥了挥马鞭，说：
“喂，我的小伙子们，过来！”
保尔和克里姆卡跳起身来，向栅栏跑去。骑马人满身尘土，歪戴在后脑勺的军帽和一身保护色制服上面都蒙着厚厚的尘土，在结实的军用皮带上挂着支纳卡式转轮手枪和两颗德国式手榴弹。
“孩子们，拿点水来喝喝！”骑马人请求道。在保尔进屋取水时，他问注视着他的谢廖扎：“小伙子，告诉我，现在城里是什么人掌权？”
谢廖扎急忙讲起城里的情况：
“我们这儿已经两个星期没人管事了，自卫队在掌权，夜里，老百姓轮流值班守城。那你们是什么人？”他也提出了问题。
“呶，知道事儿越多，老得越快。”骑马人笑着答道。
保尔从屋里走了出来，两手捧着一杯水。
骑马人贪婪地一饮而尽，把茶杯还给保尔，扯扯缰绳，立即策马向林间空地奔去。
“他是什么人？”保尔困惑不解地问克里姆卡。
“我怎么知道呢？”克里姆卡耸耸肩膀。
“一定又要换政府了，所以列辛斯基一家昨天都跑了。既然有钱人往外溜，那就说明游击队要来了。”谢廖扎确定无疑地解决了这个政治问题。
他的理由十分充分，因此保尔和克里姆卡立即同意了他的猜测。
三个伙伴未及仔细谈论这件事情，公路上又传来马蹄声。他们一起拔腿向栅栏跑去。
远处，林务官的房子隐约可见。正是从森林里，从这所房子的后面出现了人群和马车，而在公路附近则有十五个骑兵，手上都横端着步枪。走在前面的两人，一个已是中年，穿着保护色弗伦奇式军上衣，腰间扎着军官武装带，胸前挂着望远镜；与他并肩而行的就是孩子们刚刚见到的骑士。中年人的军上衣上别着红色的花结。
“我说对了吧？”谢廖扎用胳膊碰碰保尔。“瞧，红花结，游击队。肯定是游击队，我敢发誓……”他兴奋地大叫一声，小鸟般越过栅栏，来到街上。
保尔和克里姆卡紧随其后。他们三人一起站在公路边上，看着骑马过来的队伍。
骑士们已经来到跟前。刚才见过的那个人对他们点点头，用马鞭指着列辛斯基家的房子，问：
“这幢房子是谁家的？”
保尔努力跟上骑士，边走边说：
“这儿是律师列辛斯基家的房子，他昨天就跑了。看来，他怕你们……”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中年人脸上露出笑容。
保尔手指红花结答道：
“这是什么？一看就明白了……”
居民们拥上街头，好奇地注视着这支开进城里的队伍。三个好友也站在路边，目送着风尘仆仆，神色疲倦的红军战士。
队伍中唯一的一门大炮在石子路上咕辘咕辘地开过去了，装着冲锋枪的几辆马车也已驶走。这时，小伙子们跟在了游击队队伍的后面，直到队伍在市中心停下，解散到各个住户家里以后，他们才各自回家。
红军司令部就设在列辛斯基家中。当天晚上，在大客厅里的四脚雕花餐桌旁围坐着四人：指挥部的三个成员和已经上了年纪、头发斑白的指挥官布尔加科夫同志。
布尔加科夫把省地图摊在桌上，用指甲在地图上画着路线，对坐在对面的一个高颧骨、长有一口结实牙齿的指挥员说：
“叶尔马琴科同志，你说应当在这儿打上一仗，可我主张明天早晨撤走。夜里撤走固然更好，但是大家都太累了。我们的任务是抢在德国人之前赶到卡扎京。用我们目前的兵力去拼，这是不明智的……一门大炮，三十发炮弹，二百个步兵和六十个骑兵——这就是我们的实力……可德国人是一股铁的洪流。我们要和其他后撤的红军会合起来才能作战。同志们，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除了德国人，路上还有各种反革命匪徒。我的意见是，明天一早开拔，开拔之前炸毁车站后面的小桥。德国人要把小桥修复起来，需要两三天的时间，这样，他们沿着铁路线的推进就会得到遏止。同志们，你们的看法呢？让我们做出决定。”他对坐在桌旁的指挥员说。
坐在布尔加科夫侧边的斯特鲁日科夫咬了咬嘴唇，看看地图，又看看布尔加科夫，终于艰难地把憋在喉咙口的话挤了出来：
“我……我支……支持布尔加科夫。”
穿着工装上衣，最年轻的指挥员也表示同意：
“布尔加科夫说得对。”
只有叶尔马琴科，就是白天保尔和他的朋友见过的那个人，否定地摇摇头：
“那我们干吗要组织队伍？难道是为了不开一枪就从德国人面前撤走？依我看，我们应当在这儿和他们干上一仗，真讨厌再这样溜之大吉了……如果我能作主，我一定要在这儿打一仗。”他猛地推开椅子，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布尔加科夫以不以为然的目光看了看他：
“叶尔马琴科，打仗要有战果，明明知道是去送死，还要让人们去做无谓的牺牲，这种事情我们不能干。这种做法也很可笑。敌人有整整一个师的兵力，还有重炮和装甲车跟着我们……叶尔马琴科同志，不能耍孩子脾气……”接着，他转向另外两人，做了结论：“就这样决定了——明天早晨撤走。”
布尔加科夫继续主持会议：“下一个问题是联络。既然我们是最后一批撤退，敌后的组织工作就落在我们肩上。这里是重要的铁路枢纽，城里有两个车站，我们要安排可靠的同志在车站工作。现在我们就决定一下，把谁留下来，大家提名吧。”
“我想，应当把水兵朱赫来留在这里。”叶尔马琴科走近桌旁说，“第一，朱赫来是本地人；第二，他是钳工，又是电工，可以在车站里找到工作；没有人知道他是我们队伍里的人，因为他要夜里才能赶到。他是个有头脑的小伙子，能够胜任这里的工作。依我看，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布尔加科夫点了点头。
“对，我同意你的意见，叶尔马琴科。你们不反对吧？”他问其他两人。“不反对。好，就这么定了。我们给朱赫来留下一些钱，还有委任书。”
“同志们，现在谈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布尔加科夫接着说，“这是关于处理城里存放的武器的问题。这里有整整一个仓库的步枪，一共两万支，还是沙皇时期打仗留下来的。这些枪支堆放在一个农民家的板棚里，被人遗忘了。这件事是板棚的主人向我报告的，他想把这批枪支弄走……把这批枪支留给德国人，那当然是万万不可的……我的想法是把它们烧毁，而且现在就动手，赶在早晨出发前全部办妥。不过，烧起来也有危险，板棚在城郊，周围都是穷人的房屋，恐怕要殃及他们。”
身体壮实，胡子拉碴的斯特鲁日科夫动了动身子，说：
“干……干吗……烧掉？我……我想把……把武器分……分给居民。”
布尔加科夫立刻转过身来，对他说：
“你说要分掉？”
“对，好主意！”叶尔马琴科兴奋地喊道。“分给工人和其他居民，谁想要就给谁，至少在他们忍无可忍时可以对德国佬骚扰骚扰。明摆着的事情，德国人来了，日子会很难过的。到了走投无路时，人们就会拿起武器。斯特鲁日科夫说得对，分掉。要是能运一部分枪支到农村去就更棒了，农民会藏得更加隐蔽。一旦德国佬敲诈勒索，嗨，这些枪支就派上大用处了！”
布尔加科夫笑了：
“不过德国佬会命令把枪支上缴，大家还会交出去的。”
叶尔马琴科反驳道：
“不会所有的人都交出去的。有的人交，有的人就不交。”
布尔加科夫以探询的目光将大家扫视一遍。
“把枪分掉，把枪分掉。”年轻的工人也支持叶尔马琴科和斯特鲁日科夫。
“好，那就把枪支分发出去。”布尔加科夫也同意了。他说着，从桌旁站了起来。“现在，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早晨之前，我们还可以休息一下。等朱赫来到了，让他到我这儿来一趟，我和他谈谈。叶尔马琴科，你去查查岗吧！”
其他人走了以后，布尔加科夫走进与客厅相邻的原房主的卧室，他把大衣铺在床垫上，躺了下来。
早晨，保尔从配电站下班回家，他在这儿做司炉助手已经有一年了。
城里洋溢着一股不同寻常的活跃气氛，保尔立刻就感觉到了：沿路他碰见越来越多扛着一支、两支甚至三支步枪的居民。保尔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忙向家里奔去。在列辛斯基庄园旁边他看见昨天遇见的那些人正在上马，准备外出。
保尔跑进屋里，匆忙洗了把脸，听母亲说阿尔青还没回来，就又冲了出来，向住在本城另一头的谢廖扎·布鲁兹扎克家奔去。
谢廖扎的父亲是个副司机，他有一座小小的房子和一份小小的家当。谢廖扎也不在家，他的母亲，一个白白胖胖的妇女，不满地看看保尔：
“鬼知道他在哪儿！天刚亮就出去了，中了邪似的，说是什么地方在发枪，他肯定就在那儿。真该收拾收拾你们这班拖着鼻涕的勇士，实在太胡闹了，真没办法，才比那瓦罐高上两寸，也要去领枪。你告诉他这个小无赖，哪怕他只带一粒子弹回家，我也要把他的脑袋拧下来。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家里拖，你还得为他担惊受怕。你干什么，也想到那儿去？”
保尔已经不再听谢廖扎母亲的唠叨，早就窜到街上去了。
在路上，保尔又看见一个人，两肩各扛一支步枪。他急忙走上前去：
“大叔，告诉我，你从哪儿搞到的？”
“是在维尔霍维那大街那儿发的。”
保尔拼命向维尔霍维那大街跑去。跑过两条街，他撞上一个男孩拖着重重的、带刺刀的步枪。保尔拦住他，问：
“你在哪儿拿到的枪？”
“在学校对面，游击队发的，不过已经没有了，全拿光了。发了整整一夜，现在只剩一堆空箱子。我这是第二支了。”他洋洋得意地说。
这个消息让保尔十分沮丧。
“哎呀，真倒霉！应当不回家，直接去那儿就好了！”他绝望了。“我怎么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
突然，保尔心生一计，他猛然转过身来，三蹿两跳就追上了刚刚走过去的男孩，使劲夺下他手中的枪，并用不容反驳的口吻说道：
“你已经有了一支，够了。这一支给我。”
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激怒了男孩，他向保尔扑了过去。但保尔后退一步，举起刺刀，吼道：
“走开！否则刺刀就要见你的血！”
男孩气得哭了起来，他虽然愤愤不平，但又无可奈何，只得骂骂咧咧地转身跑了。保尔心满意足，拔腿奔回家去；他跳过栅栏，跑进小板棚，把得来的枪支放在屋顶下的梁架上，然后开心地吹着口哨，进了屋门。
舍佩托夫卡城的中心地段是市区，四郊是一片农舍，在乌克兰，像舍佩托夫卡这样的小城里，夏日的夜晚十分迷人。
在这夏日迷人的、幽静的夜晚，青年人都走出家门，姑娘们，小伙子们，在自家台阶旁，在花园、庭院里，甚至就在大街上，坐在建筑用的圆木堆上，他们三五成群，对对双双，到处荡漾着歌声和笑声。
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花香，星星犹如萤火虫一般，在天空深处时隐时闪，而人声可以传得很远很远……
保尔喜欢拉他的手风琴。他会深情地把音色悦耳动听的维也纳双键手风琴放在膝上，灵活的手指轻轻触动琴键，由上而下迅速地拨出一串连续的滑音，低音键一声和鸣，手风琴便奏出了豪放、嘹亮的乐曲……
手风琴张张合合，不停地扭动。听着这委婉、悠扬的乐曲，怎么能不想跳舞呢？你的双脚会不由自主地活动起来。手风琴起劲地演奏着——生活在世界上多么美好！
今天晚上特别欢快，一群活泼爱笑的年轻人聚集在离保尔家不远的圆木堆上，笑得最响的是保尔的邻居加林娜，这个石匠的女儿喜欢和男孩子一起唱歌跳舞，她的嗓音低沉、圆润。
保尔有点怕她，因为她伶牙俐齿，能说会道。她和保尔并排坐在原木上，紧紧搂着保尔，哈哈笑个不停：
“咳，你呀，豪放的手风琴手！可惜还是个没有长大的毛头小伙子，要不就可以做我称心如意的男人了。我就喜欢拉手风琴的，他们让我的心都陶醉了。”
保尔满面羞红，幸好是晚上，别人看不见。他挪动一下身子，想离加林娜远些，但加林娜紧紧搂着他不放。
“你想往哪儿躲啊，亲爱的？真是个小女婿呢。”她开玩笑地说。
保尔的肩上感觉到她那富有弹性的胸部，这使他局促不安，心旌摇曳。周围的笑声打破了街道上惯有的寂静。
保尔用一只手抵住加林娜的肩头，说：
“你妨碍我拉琴了，离远一点。”
又是一阵哄笑，有人挑逗，有人取笑。
玛鲁霞过来解围了：
“保尔，拉一首忧郁的曲子吧，要能打动人心的。”
手风琴的风箱悠悠展开，保尔的手指轻轻弹动。这是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家乡民歌。加林娜带头唱了起来，玛鲁霞和其他人随声附和：
远离家乡的纤夫，
回到亲爱的小屋。
这里多么温暖，
这里多么欢畅。
让我们带着忧伤，
把甜蜜的歌儿唱。
年轻人嘹亮的歌声传向远处，飘进树林。
“保尔。”这是阿尔青的声音。
保尔合拢手风琴，按上皮扣。
“在叫我呢，我走了。”
玛鲁霞央求他说：
“再坐会儿，还早着呢。”
保尔却着急了：
“不，我们明天再玩吧，现在该走了，阿尔青叫我呢。”他穿过街道，跑回家去。
保尔打开房门，看见桌旁坐着阿尔青的同事罗曼，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人。
“你叫我吗？”保尔问。
阿尔青对保尔点点头，转向那个陌生人说：
“他就是我的兄弟。”
陌生人向保尔伸出粗糙的大手。
阿尔青对弟弟说：“是这么回事，保尔，你不是说你们配电站的电工病了吗？明天你去打听一下，那儿收不收懂行的人替代他。如果他们需要，你就来告诉我。”
陌生人插话说：
“不，我和他一起去，我自己和老板谈。”
“当然要人啦。就因为斯坦科维奇病了，今天就没开工。老板跑来两次，想找个人顶替一下，但没找到。他又不敢把配电站交给司炉一个人。我们的电工得的是伤寒病。”
“瞧，事情已经十拿九稳了。”陌生人又对保尔说，“明天我来找你，我们一起去。”
“好。”
保尔碰上陌生人的目光，他那灰色的眼睛安详而专注地打量着他，这坚定、凝视的眼神看得保尔有点不好意思。从上到下扣得整整齐齐的灰色上衣紧紧绷在陌生人宽大、强壮的脊背上，显然，衣服已经嫌小。陌生人的脖子粗短健壮，浑身充满力量，犹如一颗苍劲的老橡树。
告别时，阿尔青说：
“暂时再见，朱赫来，明天你和我的弟弟一起去一趟，事情就办成了。”
游击队撤走三天以后，德军就进了城。几天来车站上一直冷冷清清，火车头的一声长鸣向人们通告了德国人的来临。消息不胫而走，顿时传遍全城：
“德国人来了。”
全城犹如被捅开的蚂蚁窝，忙乱起来。虽然人们早就知道德国人一定会来，但总还将信将疑。可现在这些可怕的德国人不是即将来临，而是已经来了，进城了。
居民们都贴着栅栏，倚在小门边：他们不敢出来。
德国人沿着路的两侧排成单行列队行进，将马路中间空着。他们身着暗绿色制服，平端着枪，枪口插着刀子般宽宽的刺刀；头上戴着沉重的钢盔，身上背着鼓鼓的行囊。他们的队伍像一根长带，接连不断地从车站开进城里，一路小心谨慎，随时准备应付抵抗。其实，当时没有人打算反抗。
走在队伍前面的是两个端着毛瑟枪的军官，担任翻译的黑特曼 [4] 军官走在大路的中间，他穿着蓝色的乌克兰外套，戴着毛皮高帽。
德军在市中心的广场上列成方阵，接着鼓声咚咚；少数居民壮起胆子围拢过来。穿着乌克兰外套的黑特曼军官走上一家药店的台阶，高声宣读了城防司令科尔夫少校的两项命令：
1.本市全体居民，限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交出所有武器，违者枪决。
2.本市宣布戒严，每晚八时起禁止通行。
城防司令 科尔夫
从前是市参议会所在地，革命后是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办公室现在成了德军司令部。门前的台阶上站着一名卫兵，他头上的钢盔已经换成缀有巨鹰帝国徽章的军帽。这儿的院子里已经辟出一块地方用以堆放收缴的武器。
白天，不断有害怕被枪决的居民上缴武器，成年人没有露面，送武器去的都是年轻人或小孩。德军没有扣留任何人。
那些不愿当面交枪的人夜里干脆把武器扔在路上；第二天清晨，德军巡逻兵把枪支捡起来，放上军用马车，运进司令部。
中午十二点以后，上交武器的期限已过，德军开始清理他们的战利品：上交枪支共一万四千。这就是说，还有六千支枪德军未能收回。而后，他们又挨家挨户搜查一遍，但收效甚微。
第二天拂晓，在郊外一个犹太人的老墓地上，两名铁路工人被枪决，因为在他们家里搜出了隐藏的枪支。
一听到命令，阿尔青就匆忙赶回家来。他在院子里遇见保尔，立刻抓住他的肩膀，小声而严肃地问道：
“你有没有从仓库里带什么东西回来？”
保尔本想瞒住枪支的事情，但不愿对哥哥撒谎，于是和盘托出。
他们一起走进板棚。阿尔青拿下放在梁架上的步枪，抽出枪栓，卸下刺刀，然后抓住枪筒举起来，使劲向栅栏的木桩上砸去。枪托被砸成碎块，四处飞散，剩余的部分被远远扔到花园后面的荒地上。阿尔青又把刺刀和枪栓扔进了粪坑。
做完这一切，阿尔青转身对弟弟说：
“保尔，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该明白，枪可不是闹着玩的。我郑重地对你说：不准带任何东西回家。你知道，为这种事情连命都可能送掉的。你小心点，可别骗我。要是你把这种东西带回家，被搜出来，头一个被抓去枪毙的是我；你还是个毛孩子，他们不会碰你。现在就是这么个鬼年代，懂吗？”
保尔答应不带任何东西回家。
他们穿过院子往屋里走的时候，看见一辆马车在列辛斯基家门旁边停了下来，律师和他的妻子，还有他们的孩子内莉和维克托正在下车。
“鸟儿又飞回来了。”阿尔青恨恨地说。“哼，好戏又开场啦。让雷劈死他们！”说着，进了屋子。
保尔为步枪的事情整天都不开心。这天，他的朋友谢廖扎正在一个被废弃的旧板棚内，使出浑身的力气，在墙边用铁锹拼命挖土。他终于挖好一个大坑，把领到的三支崭新的步枪包在破布内，埋了进去。他不愿意把枪交给德国人。昨天夜里，他翻来覆去折腾了一夜，怎么也舍不得把枪丢掉，于是，想出这个办法。
他用土把坑填平，又将虚土压得结结实实，然后弄来一堆垃圾和破烂堆在挖过的地方。他挑剔地把自己的劳动成果检查一遍，直至感到十分满意，才从头上摘下帽子，擦去额头上的汗珠。
“好了，现在让他们搜吧。就是找到了，他们也搞不清这是谁家的板棚。”
严峻的朱赫来在配电站已经干了一个月了，保尔不知不觉与他成了亲密的朋友。
朱赫来常对这个司炉的助手讲解发电机的构造，并让他实际操作。
朱赫来喜欢这个机灵的小伙子。空闲的日子，朱赫来常去看望阿尔青。他不苟言笑，但善解人意，总是耐心地听他们谈论各种家常琐事，特别是在母亲抱怨保尔淘气时，他更是如此。他善于好言安慰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常常使她丢开自己的烦恼和痛苦，振作起来。
有一次，保尔走过配电站的院子时，朱赫来在木柴堆中间叫住他，笑着问道：
“母亲说你喜欢打架，她说你就像一只好斗的公鸡。”朱赫来赞许地哈哈大笑。“打架并不一定是坏事，只是必须明白，应当打什么人，为什么打他。”
保尔弄不清楚朱赫来是在嘲笑他，还是说的真心话。他说：
“我从不平白无故地打架，我总是有道理的。”
朱赫来出其不意地提议说：
“要不要我教你真正的打法？”
保尔惊讶地看着他：
“什么是真正的打法？”
“那你看着。”
朱赫来给保尔上了短短的第一课，使他开始领略英国拳击的招式。
学习英国拳击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保尔掌握得很好。虽然他不止一次地被朱赫来的拳头打翻在地，但这个徒弟既很勤奋，又有一股韧劲。
这天，天气很热。保尔从克里姆卡那儿回来后，在房间里转悠了一阵，由于无事可做，他决定到他最喜欢的地方——屋后花园角落上岗棚的屋顶上去。他穿过院子，进了花园，走进板棚，踩着突出的地方，一步步爬上棚顶，又从覆盖在板棚上方浓密的樱桃树枝中钻了过去，费力地爬到棚顶中央，迎着太阳躺了下来。
岗棚有一面对着列辛斯基家的花园，爬到棚顶的边缘，就可以看见整个花园和房子的一个侧面。保尔从棚顶上探头望去，他看见了院子的一角和停在那儿的四轮马车；他还看见住在列辛斯基家中的那个德国中尉的勤务兵正在用刷子给他的主子清理衣物。保尔曾多次在庄园门口见过这个中尉。
中尉矮墩墩的，红脸膛，留着一小撮短短的小胡子，戴着夹鼻眼镜，军帽的帽舌是漆皮的。保尔知道中尉住在窗户对着花园的那个厢房里，从棚顶上看得清清楚楚。
当时，中尉正坐在桌旁写信。过了一会儿，他拿着写好的信走了出去。他把信交给勤务兵，然后沿着花园小径向临街的小门走去。在凉亭旁边他停住了脚步——显然是在和别人讲话。内莉·列辛斯卡娅从凉亭里走了出来。中尉挽住她的胳膊，与她一起从小门出去了。
保尔把这一切都看在眼中。他还看见勤务兵走进中尉的房间，把军服挂上衣架，打开面对花园的窗户，把房间打扫干净后走了出去，随手关上了门。这时，保尔已快要进入梦乡。他又看见勤务兵已经到了拴有几匹马的马厩里。
保尔从打开的窗户里清清楚楚地看到整个房间：桌上放着一些皮带，还有一件发亮的东西。
受到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保尔蹑手蹑脚地从屋顶攀上樱桃树，顺着树干溜入列辛斯基家的花园。他弓着身子，连跳几步就来到敞开的窗户底下。保尔偷眼往房间里看去，只见桌上放着刀剑佩带和枪套，套里装着一支绝好的、十二响曼利赫尔手枪。
保尔顿时惊喜得屏住了呼吸，他的内心斗争了片刻，但还是胆大包天地跳进房间，抓住枪套，从里面拔出那支崭新乌亮的手枪，又匆忙回到花园。他警惕地看看四周，把手枪塞进口袋，又穿过花园爬上了樱桃树。保尔像猴子一样灵活，飞快地爬上棚顶，又回头张望一下，只见勤务兵正若无其事地与马夫聊天，花园里静悄悄的……
他溜下板棚，冲回家去。
母亲正在厨房里忙着做饭，对保尔没有留意。
保尔从箱子后面抓起一块破布，塞进口袋，人不知鬼不觉地溜出了屋门，穿过花园，跳过栅栏，上了通往树林的大路。他用一只手抓住不时重重撞他大腿的手枪，拼命向已经倒塌了的老砖瓦厂跑去。
他的双脚好像腾空似的，耳边响着呼呼的风声。
老砖瓦厂里没有一点声响。已经开始塌陷的木板房顶、一堆堆破砖碎瓦和残缺不全的砖窑显得满目凄凉。这儿杂草丛生，只有他们三个好友有时聚在这儿玩耍。保尔知道几个秘密地方，那儿可以隐藏偷来的宝贝。
保尔从砖窑的缺口钻了进去，小心地回头望了望：大路上空无一人，只有松林发出轻轻的声响，微风卷起路边的尘土，空中弥漫着浓郁的松脂气味。
保尔把手枪包在破布里，放在炉底的一个角落里，然后盖上一堆破砖。钻出炉膛，他又用砖头封住炉口，做了记号，然后才慢悠悠地回家。
他的双腿一直在微微发抖。
“会惹祸吗？”他感到一阵恐慌，心都紧缩起来。
只是为了不待在家里，保尔早早来到配电站。他从看门人那儿拿了钥匙，打开安放发电机房间的大门。他擦风箱，往锅炉里装水，生炉子，心里却一直在想：
“不知现在列辛斯基家里情况怎么样了？”
已经很晚了，大概十一点左右，朱赫来来找保尔，把他叫到院子里，低声问道：
“为什么今天有人到你家里去搜查？”
保尔吓了一跳：
“搜查？”
朱赫来沉默片刻，又说：
“是的，事情不太妙。你知道他们在搜什么吗？”
保尔当然清楚地知道他们寻找什么，但他不敢说出偷枪的事情。他吓得浑身发抖，战战兢兢地问：
“把阿尔青抓走了吗？”
“没有抓人，不过把家里统统翻了个底朝天。”
听到这句话，保尔才稍稍放心，但仍处于惊恐之中。几分钟内，他们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一个知道搜查的原因，为由此产生的后果提心吊胆；一个不知底细，因而开始警觉起来。
“真见鬼，是不是他们对我的情况有所觉察？阿尔青对我的情况一无所知，为什么会到他家去搜查呢？必须更加谨慎行事。”这是朱赫来的想法。
他俩默默分手，回到各自的岗位上。
在列辛斯基的庄园里则乱作一团。
中尉发现手枪不翼而飞，便把勤务兵叫来询问；当确认手枪已经丢失，平时处事稳重、待人彬彬有礼的中尉甩手对着勤务兵就是一记耳光，勤务兵被打得趔趄一下，重又挺直身子，认罪地眨着眼睛，恭顺地听候处罚。
被叫来查问的律师也很激愤，他为在他家里发生如此不愉快的事件向中尉连连道歉。
当时在场的维克托对父亲说出了他的判断，他认为手枪可能是被邻居偷走的，最大的嫌疑犯就是小流氓保尔·柯察金。父亲急忙将儿子的想法报告了中尉，中尉立即下令派值勤兵搜查。
搜查毫无结果。这次偷枪事件使保尔确信，即使做出这类冒险行为有时也能安然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