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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个星期，被壕沟和蜘蛛网般的带刺铁丝网围绕的舍佩托夫卡城日夜处于轰隆隆的枪炮声中，只在深夜里才能得到片刻的宁静；但这片刻的宁静偶尔又被令人胆颤心惊的射击声打破，那是敌对双方在互相刺探对方的秘密。清晨，车站上的炮位旁边又忙碌起来。大炮张着黑洞洞的大嘴，不断发出凶狠、可怕的吼声。士兵又匆忙将另一组炮弹填入它的口中。炮手拉动发火栓，大地随之震动起来。炮弹呼啸着飞向离城三俄里远的、被红军占领的乡村，落下来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掀起大块大块被炸碎的泥团。
红军的炮队设在古老的、波兰式修道院的院子里。这座修道院坐落在村子中央高高的土丘上。
炮队政委扎莫斯金同志惊跳起来。他刚才枕着炮架睡了一觉。他紧一紧挂着沉甸甸手枪的腰带，留神倾听炮弹的呼啸，等它爆炸。接着，他在院子里大声喊道：
“明天再接着睡吧！同志们，起床——！”
炮兵们都睡在大炮旁边，他们像政委一样敏捷地跳了起来。只有西多尔丘克一人不乐意地抬起睡眼惺忪的脑袋，懒洋洋地不想起身。
“这帮畜生，天还没亮，就汪汪乱叫。真是群讨厌的东西。”
扎莫斯金哈哈大笑起来：
“西多尔丘克，这帮家伙太不自觉，也不考虑考虑，你还没睡够呢。”
西多尔丘克不满意地嘟囔着起身了。
几分钟之后，修道院里炮声轰鸣，炮弹在城里爆炸了。一个彼得留拉军官和电话兵挤坐在瞭望台上，这座瞭望台是用木板在糖厂高耸的烟囱上搭成的。
他们是从烟囱里面的铁架子爬上去的。
整个城市犹如托在掌上一般清楚分明，他们就从这儿指挥炮兵射击。他们能够看见围城红军的每个行动。今天，布尔什维克特别活跃，从望远镜中可以监察到红军各个部队的动静：一列装甲列车不停地扫射着，同时沿着铁路线缓慢地驶向波多尔站。装甲列车的后面是步兵散兵线。红军多次发起进攻、意欲攻下这座小城，但西乔夫的部队隐蔽在战壕内，死守道口，各个战壕都喷射出猛烈的炮火，周围一片疯狂的枪声。在冲锋的时候，枪声更加密集，汇成一片怒吼。布尔什维克在这枪林弹雨之中，经受不住非人的紧张局面，又撤退下来，战场上只留下僵硬的尸体。
今天对小城的攻击越来越顽强，愈来愈频繁，密集的炮声掀起阵阵气浪。从糖厂烟囱的高处可以清楚地看到，布尔什维克散兵线匍匐在地；虽然磕磕绊绊，但却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着，他们几乎就要占领车站了。西乔夫师调集所有兵力投入战斗，但仍然堵不住车站上打开的缺口。布尔什维克战士已经置生死于度外，他们奋不顾身地冲入车站附近的街道。经过短促、拼死的战斗，红军把守卫车站的西乔夫师三团的士兵打得落花流水，他们从最后的阵地——城郊的花园和菜园里退出，慌慌张张、七零八落地向城里狼狈逃窜。红军部队不给他们以喘息的机会，以刺刀相拼，扫清了敌人的零星阻击部队，最后占据了所有街道。
谢廖扎全家和近邻一起躲在地窖里。但是现在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谢廖扎，他一定要出去。尽管母亲再三阻拦，他还是跑出了阴森森的地窖。萨盖达奇内号装甲车正轰隆隆地从他家门前驶过，边逃边向四周扫射。跟在装甲车后面纷纷逃窜的是惊慌失措的彼得留拉败兵。有个西乔夫部队的匪兵跑进了谢廖扎家的院子，慌慌张张地卸下子弹袋，扔掉钢盔和步枪，翻过栅栏，躲进菜园子里去了。谢廖扎决心看看外面的情况。彼得留拉士兵在通向西南车站的马路上跑着，装甲车掩护他们退却。通往城里的公路空空荡荡。突然，一名红军战士跳上大路，卧倒在地，向公路的另一端射击。接着又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谢廖扎看见他们弯着身子，边走边开枪。其中有个皮肤黝黑、两眼通红的中国人，他只穿一件衬衫，腰缠机枪子弹带，双手举着手榴弹，毫无隐蔽地跑着；手提轻机枪、冲在最前面的红军战士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年轻人。这是打进城里的第一批红军战士。谢廖扎顿时心花怒放。他奔上公路，扯着嗓门使劲高喊：
“万岁，同志们！”
由于他突然冲了过来，那个中国人差点将他撞倒。中国人正要狠狠地向谢廖扎扑过去，但看到他脸上兴奋的神情，就站住了。
“彼得留拉的人跑到哪儿去啦？”中国人气喘吁吁地冲着他问道。
然而，谢廖扎已经顾不上听他讲话。他飞快地跑进院子，抓起西乔夫败兵扔下的子弹带和步枪，又奔过去追赶队伍。直到攻进西南车站时，他才被人发现。那时，部队已经截住几列满载武器和弹药的列车，把敌人赶进了树林，正在驻地休息、整顿。年轻的机枪手走近谢廖扎，惊奇地问：
“同志，你从哪儿来的？”
“我是本地人，就住在城里。早就盼着你们来啦。”
红军战士团团围住了谢廖扎。
“我认得他，”中国人高兴地笑着说，“就是他大声喊的：同志们，万岁！他是布尔什维克，自己人，小伙子，好样儿的！”他赞许地拍拍谢廖扎的肩膀，补充说道。
谢廖扎的心欢乐地跳着：他们已经把他当作自己人了，他和他们一起为争夺车站与敌人拼了刺刀。
小城活跃起来。受尽折磨的居民从地下室和地窖里爬了出来，冲到门边，去看进城的红军队伍。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和瓦利娅发现了行进在红军队伍中的谢廖扎。他没戴帽子，腰间束着子弹带，肩上挎着步枪。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两手轻轻一拍，又急又恨。
谢廖扎，她的儿子，居然也参加打仗了。呵，这会惹麻烦的呀！背着枪，在全城人面前大摇大摆，这还了得！以后可怎么办呢？
想到这些，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无法克制自己，大声叫喊起来：
“谢廖扎，你给我回去！马上回家！坏小子，看我不好好收拾你！要打仗，到我这儿来打吧！”说着，她向儿子走去，要把他拉下来。
但是，谢廖扎，她的那个不止一次被她揪耳朵的谢廖扎却威严地瞅她一眼，又羞又恼地涨红了脸，断然回绝：
“别叫！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他脚不停步地走过去了。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勃然大怒：
“好啊！你就是这样和你的娘老子说话！看你以后再敢跨进家门。”
“那我就不回去。”谢廖扎头也不回地大声说道。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不知所措地站在路边。这时，一队队晒得黝黑、满身尘土的战士正从她的身边走过。
“大妈，别哭，我们还要推你的好儿子当政委呢！”一个洪亮的嗓音打趣地说。
队伍里响起愉快的笑声。前面传来嘹亮、和谐的歌声：
同志们，勇敢向前进，
在斗争中百炼成钢，
为开辟自由的道路，
挺起胸膛走上战场！
整个队伍应声附和，歌声高亢、响亮。在这雄壮的歌声中，也有谢廖扎嘹亮的嗓音。他找到了新的家庭，而在这个新的家庭里，他也是战斗的一员。
列辛斯基庄园的大门上钉着一块白色硬纸板，上面写着简短的三个字“革委会”。
旁边贴着一张火红色的宣传画，画面上的红军战士逼视着观看者，并用一只手指指着他，下面的标题是：
“你参加红军了吗？”
夜里，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将这些不开口的宣传员张贴在墙上，同时贴出了革委会的第一号告舍佩托夫卡全体居民书：
同志们：
无产阶级军队已占领本市，苏维埃政权已恢复。全体居民不必惊慌，血腥的刽子手已溃逃。为了不让他们卷土重来，为了把他们彻底消灭，希望你们踊跃参加红军，全力支持劳动人民政权！本市军权属卫戍司令部司令员，政权属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主席
多林尼克
在列辛斯基庄园里进进出出的都是新人。昨天，多少人为“同志”这个字眼流血牺牲；今天，这个称呼已经随处可闻。“同志”——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字眼！
多林尼克废寝忘食地工作着。
这个木匠正忙着筹建革命政权。
别墅里一个小房间的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党委会”。在这儿工作的是伊格纳季耶娃，她是一位冷静、沉着的女同志，政治部委派她和多林尼克组织苏维埃政权。
仅仅过去了一天，工作人员已经坐在桌旁干起来了，打字机哒哒哒地响着，粮食委员会也已成立。粮食委员特日茨基是个灵活、急性子的人，他以前是糖厂的助理技师。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他就以波兰人的执着无情揭露、猛烈抨击隐藏在工厂管理部门中那些内心仇视布尔什维克的上层贵族分子。
在全厂大会上，特日茨基义愤填膺地用拳头敲着讲台的栏架，慷慨激昂地用波兰语对在场的工人们说：
“当然，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的父辈和我们自己，一生一世为波托茨基当牛做马的日子受够了。我们为他们建造宫殿，而显贵的伯爵大人对我们的回报少得可怜。他让我们饿着肚皮，却又不至于饿死，好替他们卖命。要让我们忍饥挨饿地替他们卖命。
“波托茨基伯爵和桑古什卡公爵家族骑在我们的脖子上作威作福已经多少年啦？难道我们波兰人不是和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一样，有许多人都受波托茨基的压迫吗？可是现在，伯爵老爷们的走卒却在这些工人中间散布谣言，胡说什么苏维埃政权的铁拳将要用来对付波兰人。
“这是可耻的诽谤，同志们！各个不同民族的工人还从未获得过像今天这样的自由。
“所有的无产者都是亲兄弟，而那些贵族老爷们，请你们相信，我们是要给他们点厉害瞧瞧的。”
他用手在空中画了个圆弧，又使劲敲了一下讲台的栏架。
“是谁挑拨我们的民族关系？是谁要迫使我们的弟兄流血？自古以来，国王和贵族就唆使波兰农民去攻打土耳其人，总是一个民族去袭击、去毁灭另一个民族，造成多少冤死的灵魂，造成多少苦难！究竟是谁需要这样做？难道是我们吗？如今，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这些坏蛋的末日已经来临。布尔什维克已向全世界提出使资产阶级胆颤心惊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只有各国工人都成为亲兄弟，我们才能得到解放，我们才能期望过上幸福的生活。同志们，参加共产党吧！
“波兰也会建立共和国的，但必须是苏维埃共和国，没有波托茨基之流的共和国。他们将被彻底消灭。苏维埃的波兰由我们当家作主。你们谁不认识布罗尼克·普塔希茨基？革委会已经任命他为我们工厂的委员了。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同志们，我们也会有快乐幸福的日子！千万不要听信这些隐蔽在暗处的毒蛇的鬼话！只要我们工人阶级相互信任，我们就能将全世界各民族紧密地团结起来！”
这些新鲜的话语是一个普通工人出自内心深处的、纯朴的呼声！
当他走下讲台的时候，青年人报以热烈的欢呼声。年长者却不敢溢于言表。谁知道呢？也许明天布尔什维克又撤退出去，那时就得为自己的每一句话付出代价，即使不被推上绞架，也一定会被工厂开除。
教育委员是身材瘦削而匀称的中学教师切尔诺佩斯基。目前，在本地教育界只有他一人忠于布尔什维克。革委会的对面驻扎着特别大队，队里的红军战士担任革委会的警卫工作。晚上，在花园里，在大门的前面架着一挺装好子弹带的、虎视眈眈的马克沁机枪，旁边是两个端着步枪的战士。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来到革委会。一个年轻的小红军战士引起她的注意。她上前问道：
“同志，您多大啦？”
“快十七了。”
“是本地人吗？”
小战士愉快地微笑着：
“是的，我是前天打仗时才参军的。”
伊格纳季耶娃仔细地打量着他：
“您的父亲是干什么的？”
“火车副司机。”
这时，多林尼克和一个军人走了进来。伊格纳季耶娃对他说：
“瞧，我为共青团区委找到了领头的，他是本地人。”
多林尼克迅速地将谢廖扎打量一番。
“你是谁家的孩子？”
“布鲁兹扎克家……”
“呵，是扎哈尔的儿子！好，你就干吧，把小兄弟们拢在一起。”
谢廖扎惊讶地看看他们，说：
“那大队的事情怎么办？”
多林尼克已经跨上台阶，他匆匆答道：
“这件事由我们安排。”
第二天下午，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就成立了。
新的生活来得突然而迅速，它占据了谢廖扎的整个身心，把他卷入漩涡之中。谢廖扎把自己的家完全抛置脑后，虽然他的家就在附近。
他，谢廖扎·布鲁兹扎克，已经是布尔什维克的人了。他无数次从口袋里掏出乌克兰共产党（布）印制的小白卡，上面写着：“谢廖扎，共青团员，团区委书记。”如果还有人表示怀疑，那么，在他的制服外面的皮带上还挂着令人肃然起敬的带帆布枪套的手枪——这是好朋友保尔送给他的礼物，这是最具说服力的委任状。真可惜，保夫鲁沙不在这里。
谢廖扎为执行革委会的各项指示日夜奔波。这时，伊格纳季耶娃正在等他，他们要一起去火车站，到政治部领取发给革委会的书报和宣传品。他急忙来到街上，政治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已经备好小汽车，在那里等候着他们。
到达车站的路程很远。苏维埃乌克兰一师的司令部和政治处就设在车站上的列车内。伊格纳季耶娃利用路上的时间详细询问了谢廖扎的工作情况：
“你在自己的部门做了哪些工作？组织建立起来了吗？你应当对你的朋友，那些工人子弟多做宣传鼓动工作。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共产主义青年小组。明天我们就起草一份共青团宣言，把它打印出来。然后把青年人召集到剧院去召开一次大会。还有，我要介绍你和政治部的乌斯季诺维奇同志认识认识，她好像是做你们青年工作的。”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原来是一个十八岁的姑娘，乌黑的头发短短的，穿着一件崭新的茶色制服，腰间束着细细的皮带。谢廖扎从她那儿学到许多东西。她还答应帮助他开展工作。分手时，她给他一包书籍、宣传品，还特意送给他一本小册子——共青团的纲领和章程。
当他们回到革委会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瓦利娅一直在花园里等他。见到谢廖扎，她就冲着他责怪起来：
“你真不害羞！怎么，你完全脱离家庭啦？为了你，母亲天天哭，父亲生闷气。这样下去，准要闹得一塌糊涂。”
“瓦利娅，不会的。我实在没有时间回家，真的没时间。今天也去不了。我正好想和你谈谈，走，到我屋里去吧。”
瓦利娅认不出弟弟了，他完全变了。他精神抖擞，仿佛有人给他上足了发条。让姐姐在椅子上坐下，谢廖扎立刻开门见山地说：
“我要你参加共青团。不懂？就是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我是团的书记。不信？呶，拿去看看！”
瓦利娅看了他的证件，不好意思地看看弟弟，说：
“那我在团里做什么呢？”
谢廖扎把双手一摊：
“做什么？怕没事儿干吗？亲爱的姐姐，我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呢。应当大力进行鼓动。伊格纳季耶娃说，我们要把所有青年人集中到剧院，给他们谈谈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她说，我应当讲话。我想，这可不行，因为，你知道的，我不会演说。就像通常说的那样，肯定会砸锅。呶，怎么样，你说说，想入团吗？”
“我不知道。如果我也入团，母亲肯定要气疯了。”
“瓦利娅，先别管妈嘛，”谢廖扎反驳道，“这些事情她还搞不清楚，她只想把自己的孩子圈在身边，对苏维埃政权她是不会反对的。相反，她会同情苏维埃。不过，她希望在前线作战的是别人，而不是她的子女。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你还记得朱赫来怎么对我们说的吗？你瞧保尔，他就不管他的母亲怎么样。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在世上好好生活的权利。怎么样，瓦利娅，难道你会不愿意？要是你也入团那该多棒！你做女孩的工作，我就做男孩的工作。克里姆卡，那个红毛鬼，今天我就要让他动起来。你到底怎么说，瓦利娅，和我们一道干还是不干？我这儿有本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
他从口袋里掏出小册子递给瓦利娅。瓦利娅目不转睛地盯着兄弟，轻轻地问：
“如果彼得留拉的人再打回来怎么办呢？”
谢廖扎还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嘛，当然和大家一起撤退。不过你怎么办呢？母亲确实会非常难过的。”他沉默了。
“谢廖扎，你把我的名字登记上去，但不要让母亲知道。除了你和我以外，不要让其他人知道。我什么都可以帮你干。还是这样办好一些。”
“你说得对，瓦利娅。”
伊格纳季耶娃走进房间。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这是我的姐姐瓦利娅，我们刚刚谈了入团的事情。她倒是很合适的，但是，您知道，母亲那一关不太好过。能不能让她秘密入团？万一我们不得不撤走，我当然拿起枪就跑，但她舍不得母亲。”
伊格纳季耶娃坐在桌边仔细地听着。
“好，这样做更妥当些。”
剧院里挤满了叽叽喳喳的年轻人，他们都是看到城里到处张贴的关于召开集会的告示后跑来的。糖厂工人管弦乐队演奏着乐曲，剧场里多数是中小学生。
他们来到剧院与其说是为了开会，不如说是为了看戏。
帷幕终于升上去了，站在台上的是刚从县里赶来的县委书记拉津同志。拉津个头不大，瘦瘦的，长着尖尖的小鼻子。他的出现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大家带着浓厚的兴趣听他演说。他谈到全国的斗争形势，号召青年人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他像一个真正的演说家，在他的讲话中用了很多诸如“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等字眼，而听众当然还弄不明白这些概念。演讲结束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他让谢廖扎接着讲话，自己先退场了。
谢廖扎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怎么也说不出话来。“说什么？谈哪方面的事呢？”他苦苦思索，想说，却又找不到话题，因而窘迫不安。
伊格纳季耶娃解救了他，她从讲台后面轻轻地说：
“说说组织支部的事情。”
谢廖扎立即谈起实际工作。
“同志们，演讲的内容你们都已听到了，现在我们应当建立支部。有谁支持？”
会场上一片寂静。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跑上前来给他撑腰，她开始向听众讲述莫斯科青年组织的情况。谢廖扎狼狈地站在一边。
到会者对组织支部的冷漠态度令谢廖扎气恼，他不时愤愤地看看大厅里的听众，而听众并没有认真地听丽达讲话。扎利瓦诺夫以蔑视的眼光看着丽达，对丽莎·苏哈里科悄悄低语；坐在前排的高年级女生，鼻子上扑着白粉，狡黠的眼睛东张西望，交头接耳地议论着。在靠近舞台入口的角落里，坐着几个红军战士，其中也有谢廖扎认识的年轻的机枪手。他坐在舞台前沿的栏杆上，不断焦躁地扭动身子，憎恨地注视着打扮入时的丽莎·苏哈里科和安娜·阿德莫夫斯卡娅，这两人正毫无顾忌地与献殷勤的男生打情骂俏。
丽达感觉到听众的心不在焉，于是草草结束了讲话，把讲台让给了伊格纳季耶娃。伊格纳季耶娃讲话从容，语气平和，听众们终于安静下来。
“青年同志们，”她说，“你们每个人都会认真考虑刚才在这里听到的讲话内容。我相信，你们当中一定会有不少同志不是以旁观者的姿态，而是作为积极的参与者投身革命。革命的大门对你们敞开着，参加不参加，取决于你们自己。我们希望你们谈谈自己的看法。愿意发言的同志请到台上来。”
大厅里又是一阵静寂。突然，后排中有人喊道：
“我想说几句。”
长得像头小熊，眼睛微微斜视的米沙·列夫丘科夫挤上前去：
“既然是这么回事，应当给布尔什维克撑腰，我不反对。谢廖扎了解我，我报名参加共青团。”
谢廖扎高兴地笑了。
他立刻冲到台前，说：“同志们！瞧，我说过嘛。米沙是自己人，他的父亲是扳道工，被火车压死了，后来米沙就失了学。别看他中学没有毕业，但对我们的事业，一听就明白了。”
大厅里响起喧哗声，怪叫声。中学生奥库绍夫要求发言，他是药铺老板的儿子，头上有一绺精心卷起的蓬发。他拉拉中学生制服，说道：
“对不起，同志们，我不明白究竟要我们干什么。要我们搞政治！那我们什么时候上学呢？我们总得读完中学吧。如果是组织什么体育协会啦，俱乐部啦，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看看书，那就另当别论了。而搞政治，那以后会掉脑袋的。对不起，我想，不会有人愿意干这种事情的。”
厅内爆发出一阵笑声。奥库绍夫跳下讲台，坐了下来。这时，年轻的机枪手已经站在讲台上了。他怒气冲冲地把制帽往额头上拉了拉，愤怒的目光一排排扫视过去，然后使劲喊道：
“笑什么，你们这帮混蛋！”
他的眼睛仿佛是两块燃烧的煤炭。他深深吸了口气，气得浑身发抖，接着说道：
“我叫伊万·扎尔基。我没爹，也没娘，从小就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靠讨饭过日子，晚上就缩在人家的墙根边，忍饥挨冻，从来没有安身的地方，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哪能与你们这些娇生惯养的少爷、小姐相比。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红军收留了我，把我当做全排的儿子，供我吃穿，教我学文化，最主要的是使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他们把我培养成一名布尔什维克，我至死不变。现在我有明确的斗争目标：为了我们自己，为了穷人，为工人政权而奋斗。可你们呢？在这儿放肆地大笑，却不知道在城郊还躺着二百个牺牲的同志，他们永远地走了……”扎尔基的嗓音犹如绷紧的琴弦，清脆动听。“他们为了我们的幸福，为了我们的事业，毫不犹豫地献出了生命……全国到处有人流血牺牲，前线也是这样，这种时候，你们倒在这儿逍遥自在。”他突然转过身来对主席团的成员说道：“同志们，你们却指望他们，”他用手指指台下，“找来这么一帮人，难道他们能够理解吗？不可能！饱汉不知饿汉饥嘛。这儿只有一个人愿做我们的同志，因为他是穷人，是个孤儿。”他突然愤怒地冲着大厅里的人喊道：“没有你们，我们照样前进，我们不再乞求别人，我们不需要你们这种人！你们只配挨机枪的子弹！”他气呼呼地喊出最后一句话，就从台上跳了下来，目不斜视地径直向出口处走去。
主席团的成员都没有留下来参加晚会。在去革委会的路上，谢廖扎沮丧地说：
“真是一塌糊涂！扎尔基说得对！找这些中学生来开会，一事无成，反而闹了个不痛快。”
“这也并不奇怪，”伊格纳季耶娃打断他的话，“他们当中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青年，大多是小资产阶级，或是城里的知识分子，小市民。应当在工人中间进行工作，你要把锯木厂和糖厂作为依靠对象。不过，召开一次大会总还有点好处的，学生当中也有好同志。”
丽达表示同意伊格纳季耶娃的看法，她说：
“我们的任务，谢廖扎，就是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口号灌输到每个人的意识中去。党必须使劳动人民重视每一个新的事件，我们将要多次召开群众大会，讨论会和代表大会。政治部正准备在车站举办夏天露天剧场，这两天宣传车就要来了，到时我们会全力开展工作。您要记住，列宁说过：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千百万劳苦大众参加斗争，我们就不能取得胜利。”
夜已经深了，谢廖扎送丽达回车站去。分手时，谢廖扎紧紧握住她的手，过了一会儿才松开。丽达微微地笑了笑。
回城的路上，谢廖扎顺路回家去了一趟。
他默默地忍受了母亲的责骂，没有顶嘴。但是，当父亲开口说话时，他立即转为进攻，顿时把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说得哑口无言：
“爹，你说说，德国人在家的时候，你们罢工，还在机车上打死了押车的德国兵，当时你为家庭考虑过吗？考虑过的，但你还是这么做了，这是因为你的工人阶级的良心要你这么做。我明白，如果我们必须撤退，因为我的缘故，你们会被搜捕；但如果我们胜利了，那我们就翻身了。我不能待在家里。爹，这一点你很理解，那干吗还要吵吵闹闹呢？我干的是好事，你应当支持我，帮助我，可你还发脾气。爹，我们不要再说了，这样，妈妈也就不会再骂我了。”他温和地微笑着，那对纯净的、碧蓝的眼睛自信地看着父亲。他相信他是正确的。
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局促不安地坐在凳子上。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在好久没有刮的又硬又密的胡须间露出微微泛黄的牙齿。
“你这小子，用良心来压我？你以为你挎上了手枪，我就不能用鞭子抽你？”
不过，他的话中并没有威胁的口气。他不好意思地犹豫片刻，后来，坚定地把粗糙的手伸给儿子，补充说道：
“好好闯吧，谢廖扎，既然已经上了坡，我就不再挡你了。只是不要把我们撇开不管，常回来看看。”
夜。一条亮光从微开的门缝里泻出来，洒在台阶上。在一间摆有柔软的长毛绒沙发的大房间内，五个人坐在宽大的律师桌旁。正在召开革委会会议，参加人员是多林尼克，伊格纳季耶娃，戴着哥萨克皮帽、样子像吉尔吉斯人的肃反委员会主席季莫申科和另外两名委员——傻大个儿、铁路工人舒季克和扁鼻子的机务段人员奥斯塔普丘克。
多林尼克俯身在桌上，固执的目光盯着伊格纳季耶娃，用沙哑的嗓音一字一顿地说：
“前线要给养，工人要吃饭。我们刚来，投机商和市场上的贩子就把物价哄抬上去了。他们不收苏维埃纸币，做生意只用沙皇尼古拉的旧币或者克伦斯基政府发行的纸币。今天我们就要制定固定价格。我们心里都清楚，任何一个投机商都不会愿意按固定价格出售商品，他们必然要把东西隐藏起来。这样，我们就要进行大搜查，把这些吸血鬼囤积的商品全部征收过来，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不能允许工人挨饿的状况继续下去。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提醒我们不要做得太过分，我认为，这是她的知识分子软弱性的表现。你别生气，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我是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而且，问题的症结并不在那些小商小贩身上。今天我得到消息，在旅馆老板鲍里斯·索恩的家里有一个秘密的地窖。还在彼得留拉匪徒占领本城之前，许多大店主就把大量商品囤积在那里。”他带着嘲讽的微笑，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季莫申科。
“你从哪儿知道的？”季莫申科慌忙问道。他很沮丧，因为搜集这些情报本来应当是他季莫申科的职责，但多林尼克总是走在他的前面。
“嘿——嘿——”多林尼克笑了。“兄弟，什么都瞒不过我的眼睛。我不仅知道地窖的事情，”他继续说道，“我还知道，昨天你和师长的驾驶员一起喝了半瓶私酒呢。”
季莫申科在椅子上坐不住了，微微泛黄的面孔涨得通红。
“你这神通广大的瘟神！”他只好表示佩服。说着，瞟了一眼双眉紧锁的伊格纳季耶娃，又赶紧缄口不语了。“这个鬼木匠！他有自己的一套肃反班子呢。”季莫申科看看革委会主任，暗自思忖。
“我是从谢廖扎·布鲁兹扎克那儿了解到的，”多林尼克继续说，“他好像有个朋友，以前在餐馆当过伙计，就是这个伙计听厨师们说，以前餐馆里所需要的东西全部由索恩供应，数量不限。昨天谢廖扎又得到准确情报，确实有个地窖。但在哪儿，暂时还不清楚。季莫申科，你带上几个弟兄，还有谢廖扎，今天一定要去把地窖找出来。如果成功了，我们就有东西分给工人，供应部队了。”
半个小时以后，八个武装人员走进旅馆老板家中，还有两个守在门口。
老板活像一只大酒桶，是个矮墩墩的胖子，满脸的胡子，又短又硬。他拐着一条木头假腿，脸上堆满谄媚的笑容，用喉音很重的沙哑嗓子问道：
“什么事啊，同志们？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索恩的几个女儿站在他的身后。他们披着睡衣，被季莫申科的手电筒照得眯起眼睛。在隔壁房间里，粗壮的老板娘哼哼唧唧地穿着衣服。
季莫申科的解释只有两个字：
“搜查。”
他们认真检查了每一块地板，仔细搜查了堆满木柴的大板棚，储藏室，厨房，面积很大的酒窖，然而连秘密地窖的蛛丝马迹都没有发现。
厨房隔壁的小房间是酒馆女佣人住的地方。这时，她睡得很酣，没有听见来人。谢廖扎轻轻把她叫醒。
“你是什么人？这家的佣人吗？”他问睡眼惺忪的姑娘。
她将被子拉到肩头，用一只手挡住电筒的灯光。对发生的事情还摸不着头脑，只是惊疑地回答：
“是啊。你们是什么人？”
谢廖扎说明身份后便走开了，让她穿好衣服。
季莫申科正在宽敞的饭厅里盘问老板。老板喘着粗气，激动得唾沫四溅：
“你们想要干什么？我没有别的地窖，你们这是白白浪费时间。告诉你们，是浪费时间。我以前是开过旅馆，但我现在也是穷光蛋了。彼得留拉那帮家伙把我的东西抢光了，还差点没把我打死。我非常欢迎苏维埃政权。我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儿，你们都看见了。”他不时地张开那又短又肥的胳膊，布满血丝的眼睛不住地从季莫申科的脸上溜向谢廖扎，又从谢廖扎身上移开，瞅着某个墙角或天花板。
季莫申科急得直咬嘴唇：
“那您是打算继续隐瞒下去？给您最后一次机会，快说出地窖在哪儿。”
“啊呀，军人同志，您这是怎么啦，”老板娘插话了，“我们自己也饿着肚子呢！我们的东西都被抢光啦。”她想装哭，可是挤不出一滴眼泪。
“饿肚子？！家里还雇着女佣人呢。”谢廖扎说。
“啊呀！那哪能称女佣人呀！我们是收留了一个穷姑娘，她没人可以依靠。让赫里斯京娜自己说吧。”
“好吧，”季莫申科已经失去忍耐，他大声喊道：“再搜！”
天色已经发白，老板家里仍在进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搜查。十三个小时的行动毫无结果，这使季莫申科十分恼怒。他本来已经打算停止搜查了。这时，正要走开的谢廖扎听见女佣在她的小房间里轻轻地说道：
“肯定在厨房里，在壁炉的里面。”
十分钟以后，被拆毁的壁炉后面露出了地窖的铁门。
一个小时以后，一辆载重量为两吨的卡车满载着木桶和口袋，从老板家开走了。
炎热的中午，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挎着一个小小的包袱，从车站回到家里。阿尔青把保尔的情况告诉了她，她一面听，一面伤心地流泪。艰难困苦的日子简直度日如年。因为没法养活自己，她就去给红军洗衣服，这样，战士们为她争取到一份口粮。
一天傍晚，阿尔青快步走过窗户，推开房门，在门槛边就喊了起来：
“保尔有消息了！”
保尔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阿尔青哥哥：
告诉你，好哥哥，我还活着，就是受了点伤。我的大腿中了一颗子弹，不过快要好了。大夫说没有伤着骨头。别为我担心，很快就没事了。我可能会有假期，那我出院后一定回来。母亲那儿我没去成，结果现在成了科托夫斯基骑兵旅的一名红军战士。您一定知道英勇得出了名的科托夫斯基。像他这样的人，我还从未见过。我对这位司令员特别钦佩。妈妈回来了吗？如果她在家，请向她转达小儿子最热烈的问候，并请她原谅，我总是叫她操心。
你的弟弟
阿尔青，到林务官家中去一趟，将信中的内容告诉她。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又哭了很长时间，她那糊涂儿子居然连医院的地址都没有写上。
谢廖扎常到车站上那列写着“政治部宣传鼓动处”的蓝色客车车厢里去，丽达和梅德韦杰娃就在这节车厢里的一个小包厢内上班。梅德韦杰娃叼着一支香烟，嘴角藏着调皮的微笑。
共青团区委书记谢廖扎不知不觉与丽达亲近起来。每次离开车站，带走的不仅是一卷卷宣传品和报纸，还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由于短暂的会见产生的欢愉之感。
露天剧场上每天都挤满了工人和红军战士。铁轨上停着贴满彩色招贴画的十二军宣传列车。宣传车上热火朝天，昼夜忙个不停：这儿设有印刷厂，排印各种报纸、传单和布告。前线就在附近。一天晚上谢廖扎偶然来到剧场，他在红军战士中找到了丽达。
深夜，谢廖扎送她回车站上政治部工作人员宿舍去。突然，他自己也感到十分意外地问道：
“丽达同志，为什么我总是想看见你？”接着，他又补充说：“和你在一起非常愉快！每次见面以后，我都感到精神更加振奋，有使不完的劲，想不停地工作下去。”
丽达停住了脚步。
“你听着，布鲁兹扎克同志，让我们约法三章，往后你别再这样抒发情感了，我不喜欢这样。”
谢廖扎像受到申斥的中学生一样，满脸绯红。
“我只是把你当做好朋友才说这番话的，”他回答说，“可你对我却……我说了什么反革命的言论吗？乌斯季诺维奇同志，今后我当然不会再说了。”
他急匆匆地握了握她的手，拔腿就朝城里跑去。
谢廖扎接连几天没有再去车站。当伊格纳季耶娃叫他去时，他就以工作繁忙为由，加以推托。不过，他也确实很忙。
一天深夜，革委会委员舒季克在回家的路上遭到枪击，这条街上的居民多半是糖厂的波兰高级职员。事发之后，进行了搜查，查出了毕苏斯基分子 [18] 的组织“射手”的武器和文件。
丽达到革委会来参加会议，她把谢廖扎叫到一边，平心静气地问道：
“怎么，小市民的自尊心作怪啦？怎么能把私人的事情搅和到工作上去呢？同志，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于是，谢廖扎只要有机会，又往绿色车厢那儿去了。
一次，县里召开代表大会，热烈的争论持续了两天。第二天，谢廖扎和代表们一起带着武器，到河对岸的森林里追剿扎鲁德内部下残留的彼得留拉匪徒，跑了一天一夜。回来之后，他在伊格纳季耶娃那儿碰上丽达。谢廖扎送她回车站去。告别时，把她的手紧紧地、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中。
丽达不高兴地抽回了自己的手。此后，谢廖扎又有很长时间没有去宣传处的车厢。在需要与丽达见面时也故意回避。丽达执意要他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他用力把手一挥，粗声粗气地说：
“我和你有什么可说的？你又会给人扣帽子，什么小市民啦，背叛无产阶级啦。”
高加索红旗师的列车驶进车站，三个肤色黝黑的军官来到革委会办公室。腰间扎着模压皮带的瘦高个儿以强制的口吻对多林尼克说： [19]
“废话别说，给我弄一百车草料。马都快饿死了。”
谢廖扎和两个红军战士被派去征集干草。不料，在村子里突然遭到富农匪帮的袭击。富农分子解除了红军战士的武装，把他们打得半死。由于谢廖扎年龄尚小，富农分子手下留情，所以他的伤势轻一些。后来，贫农委员会的成员把他们送回城里。
又派了一支队伍来到村里。第二天，征集干草的任务终于完成了。
谢廖扎不愿惊动家里的人，就在伊格纳季耶娃的房间里卧床调养。丽达也来探望。这天晚上，谢廖扎第一次感受到她的握手是那么热情，那么温柔。而他是不敢这样和她握手的。
一个炎热的中午，谢廖扎来到车厢，把保尔的来信念给丽达听，并向她讲述了保尔的事情。临走的时候，他不在意地说了一句：
“我到森林里去，在湖里洗个澡。”
丽达放下手中的工作，拦住他说：
“等一等，我们一起去。”
他们来到湖边。平静的湖水光滑如镜，透明而温暖的湖水散发出清新的气息，十分诱人。
“你到路口去一下，我要洗澡。”丽达以命令的口吻说。
谢廖扎在小桥旁的石头上坐下，仰面对着太阳。
在他的身后传来溅水声。
透过树丛，他看见冬妮亚和宣传列车的政委丘扎宁沿着大路走来。英俊的丘扎宁穿着帅气的弗伦奇式军服，束着军官武装带，登着咯吱咯吱响的软革皮靴。他挽着冬妮亚的胳膊，和她边走边谈。
谢廖扎认出了冬妮亚：保尔的纸条就是她送来的。冬妮亚的目光也盯着谢廖扎，显然，也认出了他。当冬妮亚和丘扎宁走到与他并排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对冬妮亚说：
“同志，请等一下。我这儿有封信，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是与您有关的。”
他把一张写得满满的信纸递给冬妮亚。冬妮亚抽出手，开始看信，信纸在她手中微微颤动。把信还给谢廖扎时，冬妮亚问：
“您还知道他的其他情况吗？”
“不知道。”谢廖扎答。
后面响起丽达踩在鹅卵石上的声响。丘扎宁看见丽达，急忙转身对冬妮亚说道：
“我们走吧。”
但是丽达已经叫他了，言语间带有讥讽、蔑视的口吻：
“丘扎宁同志，宣传车上的人找了您一整天啦。”
丘扎宁忿忿地瞟了她一眼：
“没关系，我不在，他们照样办事。”
丽达看着冬妮亚和政委的背影，说：
“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骗子赶出去！”
橡树浓密的树冠摇晃着，飒飒作响。清澈凉爽的湖水令人神往。谢廖扎也不禁跳入水中，洗了个痛快。
上岸以后，他看见丽达坐在距林间小道不远的一棵被伐倒的橡树上。
谢廖扎和丽达，一边絮絮交谈，一边走向林子的深处。前面是一块林中空地，长满茂盛的野草，他们决定在这儿休息一下。树林里静悄悄的，只有橡树在窃窃私语。丽达躺在柔软的草地上，头枕着弯起的手臂，匀称的双腿藏在高高的草丛中，脚上是一双打着补丁的旧鞋。谢廖扎的目光偶然掠过她的双脚，看见了她皮鞋上整整齐齐的补丁，再看看自己的靴子，脚趾已经从窟窿里露了出来。他不禁笑了。
“你笑什么？”
谢廖扎指指靴子：
“穿着这样的靴子，我们怎么去打仗？”
丽达没有讲话，她嘴里咬着草茎，心里想着其他事情。
“丘扎宁是个坏党员。”她终于说话了。“我们所有的政治工作人员全都穿得破破烂烂，而他只顾自己。他是到我们党里来混混的……现在，前线的形势确实相当严峻，我们的国家还得经受长期的、残酷的斗争。”静默了片刻，她又说：“谢廖扎，我们不仅要进行口头上的宣传，还要拿起枪去战斗。你知道吗，党中央已作出决议，要动员四分之一的共青团员上前线。我想，谢廖扎，我们在这儿不会待很久了。”
谢廖扎听着，惊讶地发现，她的声音中包含着不同寻常的音调。丽达那双又黑又亮、水汪汪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他。
谢廖扎几乎忘情了，差点要对她说：她的眼睛就像一面镜子，他从里面可以看见一切；不过，他及时控制住了自己。
丽达撑起手臂，欠起身来。
“你的手枪呢？”
谢廖扎难过地摸摸空空的皮带：
“上回在村子里被富农匪帮抢走了。”
丽达把手伸进制服口袋，掏出一支锃亮的勃朗宁手枪：
“看见那棵橡树吗，谢廖扎？”她用枪口指着离他们约有二十五步远的一棵有深深裂痕的树干，然后举起手枪，与眼睛相平，几乎没有瞄准，就把子弹射了出去。被击碎的树皮纷纷落下。
“看见了吗？”她得意地说，接着又开了一枪，树皮又纷纷落在草地上。
“给你，”她把枪递给谢廖扎，逗弄地说，“让我们看看你的枪法如何。”
谢廖扎开了三枪，只有一枪没有命中。丽达笑着说：
“我没想到你会打得这么好！”
她把手枪放下，在草地上躺了下来。制服上衣清楚地勾勒出她那富有弹性的胸部。
“谢廖扎，过来。”她轻轻说道。
他把身子朝她挪近了点。
“看见天空吗？天空是碧蓝色的。你的眼睛也是碧蓝的。这种颜色不好。你的眼睛应当是灰色的，像钢铁那样。碧蓝色显得过分温柔了。”
说着，她突然搂住谢廖扎长着浅色头发的头，不由分说地吻住他的嘴唇。 [20]
两个月过去了，秋天已经来临。
暮色悄悄降临，乡村淹没在夜幕中，朦朦胧胧。师参谋部的报务员正俯身在电报机上收报，随着电报机发出急促断续的响声，他用手指夹出从机上滑出来的细长的纸条，然后迅速地将这些点和短线译成文字，写在公文纸上：
师参谋长并抄送舍佩托夫卡市革委会主任：兹命令接报后十小时内疏散市内所有机关，留一个营驻守，划归战区指挥官、N团团长指挥。师参谋部、政治部、所有军事机关撤至巴兰切夫车站。执行情况，及时通报。
师长（签名）
十分钟后，一辆闪耀着车灯的摩托在舍佩托夫卡市寂静的街道上飞驰，噗噗地喷着气，停在了革委会门前。通讯员将电报交给革委会主任多林尼克。大家立即开始行动起来，特别警卫队整装待发。一个小时以后，载着革委会财物的马车已经启程，然后在波多尔车站装上火车。
听完电报内容，谢廖扎跟在通讯员后面跑了出去，问道：
“同志，能带我去车站吗？”
“坐在后面吧，抓牢点。”
在距离已经挂好的车厢十步远的地方，谢廖扎抱住丽达的双肩，带着一种即将失去最最亲爱的无价之宝的感受，轻轻地说：
“再见了，丽达，我亲爱的同志！我们还会见面的，你千万别把我忘记。”
他觉得自己快要哭出来了，非常担心克制不住。该走了，不能再说下去了，他只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把她的手都握疼了。
第二天早晨，被丢弃的城市和车站空空荡荡。最后一列火车拉响了最后一声汽笛，仿佛在与这个城市告别。车站外面，铁轨的两边布下了由留守营组成的警戒线。
枯黄的树叶纷纷下落，树林变得光秃秃的。蜷曲的落叶被秋风掀起，在马路上旋转，飘荡。
谢廖扎身穿军大衣，身上束着帆布子弹带，和十个红军战士一起，守卫着糖厂附近的十字街口，等候波兰军的到来。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敲敲邻居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的门。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还没穿好衣服，打开门探出头来问道：
“出了什么事？”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指着持枪行进的红军战士，对朋友使了个眼色，说：
“走啦。”
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忧虑地看看他，问：
“你知道波兰人用的是什么旗子？”
“好像是一只独头鹰。”
“哪儿可以搞到？”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愤愤地搔了搔后脑勺。沉思片刻后，他说：
“他们倒不要紧，说走就走了。可我们就苦了，还得大伤脑筋，想法迎合新政权哪！”
突然，哒哒哒的机枪声击破了沉寂。车站那边响起火车的汽笛声，同时传来大炮的轰隆声。接着，沉重的炮弹悲惨地呼啸着，呻吟着，高高飞起，划破长空，落在工厂后面的大路上，蓝色的烟雾吞没了路边的灌木丛。神情严峻的红军队伍沿街默默撤退，不时回头张望。
一颗冷冰冰的泪珠沿着谢廖扎的脸颊滚了下来。谢廖扎急忙将它擦去，回头看看身后的同志，还好，没有被别人发现。
走在谢廖扎身旁的是又高又瘦的锯木厂工人安捷克·克洛波托夫斯基。他把手指按在步枪的扳机上，脸色阴沉，忧心忡忡。他的眼睛碰上了谢廖扎的视线，便掏出了心窝里的话：
“我们家里的人要遭殃了，特别是我家的人。他们会说：他是波兰人，还去反对波兰兵团。他们准会把我家父亲赶出锯木厂，用鞭子抽他。我要父亲和我们一道走，但他舍不得丢下这个家。哎，这帮该死的东西，赶快和他们拼吧！”安捷克烦躁地往上推了推滑在眼睛上的红军钢盔。
……谢廖扎默默地告别这座平平常常、肮脏难看的小城，告别那些简陋的房屋和高低不平的街道。再见啦，我的亲人们！再见啦，瓦利娅！再见啦，转入地下的同志们！凶狠残暴的异族侵略者——波兰白军已经逼近了！
机务段的工人们穿着油迹斑斑的衬衫，目送着红军战士，眼神忧伤、悲凉。
“同志们，我们一定还要回来的。”谢廖扎激动地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