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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世界文学》第11期发表了一篇不足三百字的《“新小说派”的特色》，可以算作我国早期对“新小说派”的一次介绍。文章告诉读者“新小说派”也就是“反巴尔扎克派”。甚至，我们还可以上溯到1958年第4期的《译文》，因为在这一期的《世界文艺动态》栏中，报道了米歇尔·布托尔的《变更》获得了列诺多文学奖。但当时并没有把它作为新小说来介绍，只是说明“这部作品在创作方法上有了改变，显示了作者才能的发展”。所以，真正具有研究性的评介是从1963年朱虹的《法国新小说派“新”在哪里？》
开始的。文章通过对新小说创作理论的透视，通过对《橡皮》、《漠然而视》（即《窥视者》）和《在迷宫里》等作品的分析，揭露了新小说派“反科学的荒谬的本质”，以及其欲“使文学走上脱离社会现实生活、排斥社会现实生活内容的反动道路”的“意图”，认为新小说是“当代西欧资产阶级文学腐朽性的一次恶性表现”。稍后不久，赵少侯撰文在归纳了新小说的特点和新颖技巧，分析了新小说派观察世界的方法后指出：“只有把日常的生活的现象集中起来，突出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并且把人物性格典型化，才能把现实正确地、艺术地反映出来。”
两篇文章都对新小说进行了批判，但有所不同的是，前者从意识形态领域寻找政治话语，后者则从传统现实主义的观点出发看新小说。
这一时期最全面地研究和评论新小说的文章，是柳鸣九与朱虹合作发表的长达两万多字的《法国“新小说派”剖视》
。文章首先聚焦在新小说“新颖的理论”上，指出物对人的“中立性”和“陌生性”这样的“哲学见解”与在尊重客观、反对主观的口实下提出的反人道主义的观点以及对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批判构成了新小说创作理论的核心；在论及新小说关于人物描写、作品“深度”和小说语言的问题后，指出了新小说恶劣的自然主义倾向：在罗伯—格里耶和布托尔的作品中，表现为人物在应该有思想的时候没有思想，应该有感情的时候没有感情；在萨洛特的作品中，表现为人的低级动物乃至低级生物般的“向性”。作者还从社会背景和阶级根源上加以分析，最后指出：新小说作家是通过曲折地表现资本主义世界的“荒诞”的自然性来微妙地证明这个世界的合理性。文章虽然是在敏锐的政治觉悟关照下写出来的，但很多论点对后来的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自存在主义之后在法国出现的文学流派多多少少都带有某些哲学的味道，新小说再由于其与传统文学的格格不入，在这一时期，引起了我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刊物的特别关注。在1962年至1966年间，该刊发表了从法、英、美翻译过来的有关新小说的六篇文章，其中《茶杯里的风波——法国小说家及其领域》（1962年第1期）一文，从文学史、新小说作家和作品、新小说理论和技巧以及文学批判的角度进行了概述。《试论法国新小说》（1963年第5期）则从新小说派反传统和重技巧的共同立场出发，通过对罗伯—格里耶、萨洛特、布托尔和西蒙的理论观点和各自的写作技巧的透视，旨在说明，新小说在探求一种更全面更深刻的新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已表现出无力和无可奈何的态度。《法国〈费加罗文学报〉讨论新小说派》（1964年第9期）内含三篇文章：第一篇对一批模仿罗伯—格里耶和布托尔手法而闭上“智慧之眼”的青年作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第二篇是罗伯—格里耶针对别人的问题而“为‘新小说’说几句话”；第三篇针对新小说中的神秘主义创作倾向指出，“不应把艺术和技术混为一谈”。另有两篇即布托尔的《小说是探求》（1964年第5期）和罗伯—格里耶的《从现实主义到现实》（1966年第2期），分别表达了他们的小说观和创作观。还有一篇是美国学者的研究。这些文章只反映出新小说在法国乃至欧美发生影响的一个侧面，因为当时的西方，总的来说，对于新小说应当是褒贬不一。不过，我国从自身政治出发，做了有选择的译介。所以，即便刊登了罗伯—格里耶与布托尔的理论文章，也加上了批判性的编者按。在六十年代，对新小说作品的翻译几乎为零，仅有萨洛特的《行星仪》（即《天象馆》）的开头一节紧随柳鸣九与朱虹的长文之后，也是因为文中做了引用的缘故。看来，把新小说首先归入“颓废的”“倒退的”文学现象里加以评介，不仅是《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介绍的宗旨，也是六十年代我国评介新小说的普遍倾向，其目的就是要首先形成一个批判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