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国新时期对法国存在主义的评介与研究，离不开下列几位开拓者：柳鸣九、罗大冈、施康强和冯汉津，以及哲学界的欧力同、王克千和徐崇温等。1980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发布了《法国著名作家让—保罗·萨特去世》的消息；5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张英伦的《萨特——进步人类的朋友》。为了纪念这位“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曾经访问过中国”的法国作家，罗大冈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发表了《悼萨特》。翌年他发表的《关于〈恭顺的妓女〉》
可以说是新时期最早对萨特作品进行专门评述的文章。文中着重指出了《恭顺的妓女》与《可尊敬的妓女》两种译名、改写本《丽瑟》与直译本《恭顺的妓女》两种结局，所产生的高低不同的思想艺术价值。他在不久之后发表的《试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和《关于存在主义文学》中，针对我国当时正在兴起的“萨特热”和“存在主义热”，也提出了“必须对存在主义文学做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必须对萨特的文学成就有实事求是的、严肃的看法”
。在早期对萨特的评介中，最有影响的应属柳鸣九。早在1978年11月，柳鸣九就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上，做了《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
的发言，多处提到萨特，尤其在发言稿的第三部分“如何看待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的思想基础”里，以萨特为例，从理论、创作和社会活动三个层面，肯定了他的进步思想倾向。他在1980年发表的《给萨特以历史地位》
，对作为哲学家、文学家、文艺批评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萨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提出了对从前的工作具有纠偏意义的意见：“指出萨特哲学思想中可取的部分和合理的内核……比把萨特批得体无完肤费力不讨好，但却……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研究界所应尽的责任。”他编选的《萨特研究》一书的迅速出版，为学界极早献出了最充分、最全面的研究资料，为学人和广大读者了解萨特、认识萨特、走近萨特提供了多重维度。“自由”和“自由选择”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要义，也是极易引起误解的概念，施康强在《萨特的存在主义释义》
一文中做了必要的和及时的阐释。施康强还另外撰文，从萨特具体的几部“境遇剧”展开分析，探讨了作者的自由观，指出这种自由观始终以个人的自由为出发点和归宿
。在新时期初年对萨特和存在主义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还有冯汉津。他在《萨特和存在主义》
一文中，对存在主义的演变、萨特的思想倾向、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以及萨特关于小说创作方法和技巧的理论进行了剖视；在《当代法国文学流派披涉》
中，冯汉津还为我们勾画出存在主义文学的众面相。如果说，冯汉津在上述两篇文章中，对萨特和存在主义还能从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做比较客观的评述，那么三年后，他发表在《红旗》上的《评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
，则把萨特的存在主义批得“体无完肤”了：“那种同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格格不入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注定了存在主义文学形象的畸形性和否定性”；“存在主义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现实的某些侧面加以高倍放大，掩盖了另一些侧面，把它们当作人类的永恒现实，这是存在主义思辨方法反科学和反现实的表现”。当然，像《红旗》这样的期刊登载此文，是以当时我国普遍兴起且不断升温的“萨特热”为背景的，也代表了某种倾向，表达了某种意识。除上述的柳、罗、施、冯四位法国文学研究专家外，稍后而来的是研究加缪的专家郭宏安。他在1986至1989年间，在《读书》期刊上发表了三篇评论加缪的《堕落》、《局外人》和《叛教者》的文章
：《法官——忏悔者》一文指出，“《堕落》实际上是一位关心人类命运的作家对当代重大问题的严肃思考”；《多余人？抑或理性的人？》揭示了《局外人》隐藏的严酷的逻辑，即任何违反社会基本法则的人必将受到社会的惩罚；《我读〈叛教者〉》一文指出，“《叛教者》是以极严谨的结构和极清晰的陈述范围着一种杂乱如麻的思想的奔涌，引导着一股狂荡不羁的意识的流动”。其实，早在1982年，他就在《读书》上谈到了加缪的《鼠疫》
。
其实，对于新时期九十年代前的存在主义文学研究的情况，钱林森在《法国作家与中国》里已做了梳理。进入九十年代后，一方面研究文章继续层出不穷，另一方面，研究专著陆续出版，成为尤其是九十年代后期研究的一大特征。由于涉及存在主义文学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笔者拟就收集到的一些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梳理，具体将从下列的整体研究、本体研究、个体研究、文本研究、戏剧研究和“荒诞”研究等方面着手：
整体研究指涵盖了流派本体评述、作家个体研究和文本分析研究在内的综合性研究。1985年出版的《外国现代派小说概观》中，对存在主义文学的探讨正是属于整体研究的范围，书中既有对存在主义哲学基本概念的介绍，对萨特、加缪和波伏瓦每个个体的讨论，也有对存在主义文学本体的概要似的阐述，及对存在主义作品的选译和分析。廖星桥的《外国现代派文学导论》，也在“存在主义”两个章节中，从“概述”“哲学渊源”论述到萨特、加缪、波伏瓦的存在主义文学和“存在主义的艺术特征”。整体研究还包括江伙生、肖厚德的《法国小说论》和郑克鲁的《现代法国小说史》中的相关部分，两书都对存在主义小说的形成或特点等做了综合性的评述，对存在主义三位代表作家及代表作品做了评介。此外，张容在《法国当代文学》中，以“存在主义小说”和“存在主义戏剧”为题，也从整体上描述了二者的历史渊源、发展过程、代表人物以及代表性的理论和作品，甚至论及“存在主义小说的边缘作家”。作者还在专门的章节中探讨了“沙特存在精神分析法文学批评”。由于该书是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发行，这无疑扩大了大陆学者研究成果的影响范围。
早期以“名词解释”的形式对存在主义文学的介绍，可以说是本体研究的开端，这在不少学术期刊上都可以找到。其中评介最有深度的是1981年第3期《外国戏剧》上的“关于存在主义”，作者王文彬从人的存在、人的处境和人生的态度三方面介绍了存在主义的内涵。当然，早期介绍中还普遍存在着“定义＋背景＋批判”的模式
。时间的推移使得理论研究朝纵深发展。进入九十年代后，最有创新的本体研究是柳鸣九的《存在文学与二十世纪文学中的存在问题》
，文章也是1994年5月在西安（由中国法国文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西安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的同题学术讨论会的开幕词。作者把“存在主义文学”正名为“存在”文学，因为作者认为这一文学是有关人的存在哲理的文学，一如波伏瓦所说，存在主义文学的作家“是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而不是根据理论体系来写小说的”。就学术会议而言，研讨的内容还涉及存在主义美学、存在主义与人道主义、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存在主义与理性、存在与死亡、语言与存在等命题。《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4期还专门刊登了研讨会撮要。本体研究具有“特色”成果的还有杨剑的《本世纪法国小说创作的几种主要倾向及其美学特征》
。此外也有一些论者从“文学化的哲学与哲学化的文学”或“存在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内涵”
等不同的层面和角度，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研。在此也当提及，早在1978年，台湾就已经第四次印刷出版了李天命的《存在主义概论》，作者在书中论及了齐克果（克尔凯郭尔）、尼采、海德格、沙特、加缪、马劳·庞蒂、马色尔、雅斯培（雅斯贝尔斯）等存在主义的先驱、大师和代表人物。他做的“导引”反映了存在主义在当时的兴盛态况：“当代的西方哲学，最盛行的是分析哲学和存在主义……就一般的知识分子而言，则无论在英语国家抑或在欧洲大陆，都以存在主义为最风靡、最受人注目的一种哲学。”而牟宗三为书写的序，反映了台湾学者对存在主义的认知程度：存在主义“这一思潮既是客观地涉及时代精神问题，亦是主观地指向个人的精神生活如何超转之问题”。该书也让大陆学者了解到了台湾同仁的学术研究情况。
萨特是存在主义当之无愧的主将和旗手，对他的个体研究自然最多。早在1982年，刘放桐就在《文艺报》第8期上发表了《存在主义与文学》一文，认为对萨特评价过高或简单否定或拒斥都是不妥当的；应当把他的哲学和文学当作一个思想总体系来评价；对其存在主义文学作品既要吸取其中的合理因素，又不能低估其作品的消极影响。这些认识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对萨特较有力度的个体研究主要体现在下列几篇文章中：杨昌龙的《论萨特的文学主张》
，主要以萨特的《什么是文学？》为切入口，探讨了萨特的“创作引导论”和“召唤自由论”，提出前者是他的“文学介入论”的具体化，后者则是前者的深入化。他的另一篇文章《解读萨特》
，一改“过去那种笼统界定和简单结论”的批评研究方式，对于萨特从“绝对自由论”到“相对自由论”的人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做了分析，论证了萨特自由选择中的“人道主义向度”的确存性。萨特小说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哲理的形象化。郑克鲁的《萨特小说创作的特点》
专门探讨了萨特的创作在故事、人物和表现手法上为形象化阐释其哲学观点而形成的相应特征。吴岳添的《萨特与加缪的恩怨》
，则从两个存在主义大师的人生道路、创作风格、哲学思想和政治态度等方面，分析了两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根源。此外，针对萨特的个体性研究，在新时期八十年代就已涉及“文学的哲学倾向”、“伦理学的方法论特征”、“非理性倾向”和“自由形象说”
等命题。《法国研究》1985年第2期还开设过《萨特哲学专栏》。进入九十年代后的研究，除上述论点之外，还涉及“创作中的悲观主义”、“价值论批判”、“人生哲学”、“创作中的共时性”和“文学与政治的处境”
等。也有比较性的研究，探讨了普鲁斯特和萨特的“意识魅力和时空光彩”
。1995年8月11日至17日，《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社和九江师专在庐山举行了“萨特与二十世纪”的学术研讨会，就如何认识萨特其人，如何理解和评价其存在主义文学，如何对待其存在主义思想在青少年中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新时期九十年代，萨特个体研究的一大成果，便是众多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的专著开始面世，如黄忠晶的《萨特传》、《第三性：萨特与波伏瓦》和《爱情与诱惑：萨特和他的女人们》，杨昌龙的《存在主义的艺术人学——论文学家萨特》和《萨特评传》，余开伟的《萨特：永在爱火中燃烧》，何林的《萨特：存在给自由带上镣铐》，廖星桥的《萨特》
，杨深的《萨特传》
等。另外，李钧的《存在主义文论》中，也有关于萨特的个体研究。在此值得一提的，还有新时期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版的偏于哲学性的三部专著，即《萨特其人及其“人学”》（黄颂杰等）、《萨特伦理思想研究》（万俊人）和《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杜小真），因为它们都曾拥有过较多的大学生读者。在萨特研究中，还有一个声音应当引起学界的重视，那就是黄忠晶的《萨特研究中的难点和问题浅析》
，文章不仅指出了过去我们的研究工作中的种种缺陷和不足，也分析了造成种种缺陷和不足的众多因素。可以说，这篇文章是萨特研究向纵深进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航标。
在加缪的个体研究方面，张容的成就卓著。她先后出版了《阿尔贝·加缪》（香港版）、《阿尔贝·卡缪》（台湾版）和《形而上的反抗——加缪思想研究》。在《阿尔贝·加缪》里，作者从“地中海的儿子”、“荒诞的时代”和“反抗的时代”三个层面对一个忠实于故土、信念以及使命，不断寻求答案，把孤独、异化、罪恶、死亡和战后知识分子的迷思与幻灭描写得既独到又深刻的加缪做了全方位的刻画。该书同她的《法国当代文学》一样，扩大了大陆学者研究成果的影响。在《形而上的反抗——加缪思想研究》中，作者通过对加缪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伦理道德思想及其政治思想和美学思想的论析，展示了加缪思想发展的曲折过程，凸显出加缪上述思想的关键与实质、矛盾与两重性。以论文形式出现的研究成果，仅从新时期九十年代中期算起，就不乏优秀的篇什，郭宏安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加缪的秘密》
也值得一读。柯岚的《加缪与政治哲学》
主要围绕着加缪的反叛哲学进行了阐发。有论者认为，加缪的反抗思想是从扎根于灵魂深处的自由主义、地中海思想以及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中孕育而出的
。而郑克鲁在《加缪小说创作简论》
中，则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分析了加缪小说的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前者表现在加缪的小说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问题，如对荒诞的认识和对命运的反抗，后者表现在加缪的小说艺术风格简洁而明晰，语言文字严谨而抒情，叙事方式多变而富有创新。黄晞耘则对加缪的叙事作品做了另一种阅读，发现“孤独”具有一种丝毫不亚于“荒诞”和“反抗”主题的重要性。黄晞耘还撰文描述了加缪曾经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面临历史理性和国家利益双重挤压而遭受的精神痛苦
。另外，《法国研究》还曾在1987年第3期上开设过《加缪研究》专栏。
波伏瓦无论在法国还是在中国，留给众人的印象，都融合了下列三个形象：存在主义的一个重要代表；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位旗手；二十世纪法国文坛杰出的女作家。这就给研究波伏瓦提供了多重侧面和视角。杨正润在评介波伏瓦时，认为她是“一个伟大时代的最后代表”
。齐彦芬通过对波伏瓦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分析，探讨了波伏瓦如何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反映了存在主义的哲学观
。张放则从波伏瓦追求真理的一生，来评说这位“资产阶级的叛逆者”、“萨特的‘圣母’和忠诚的情侣”、“女权主义运动的旗手”和“‘倾向作家’的典型”
。也有论者以《女宾》、《他人的血》和《名士风流》等作品为例，从总体上探讨了波伏瓦的小说创作特色
。由于《第二性》是“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有论者便把“第二性”的问题放到了波伏瓦自身上进行了考察，认为波伏瓦极力要将自己的价值与他人他物他值相连接的思维和行动，是造成她自己的“第二性”的根本原因
。除上述研究文章外，也出现了不少研究波伏瓦的专著，如罗长江的《西蒙波娃》、陈默的《终身的情侣——波娃与萨特》、高虹的《新夏娃的诞生：西蒙·波伏瓦》和吴康茹的《追求卓越的自由心灵：西蒙娜·德·波伏瓦传》等。另外，由李清安、金德全选编的《西蒙娜·德·波伏瓦研究》是国内目前最重要的波伏瓦资料专辑，为国内学者研究波伏瓦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关于萨特的文本研究涉及他的《恶心》、《文字生涯》和《墙》等代表作品。《恶心》是萨特最早的一篇“哲学宣言”，是《存在与虚无》的图解，它奠定了萨特在法国文学界的地位，也是萨特认为自己写得“最好的文学作品”
，因而对它的研究探讨也最多。在早期，杜小真与杨剑两人的论点各有不同侧重。前者认为，“《厌恶》一书整个来讲笔调是低沉的，充满忧郁、悲观的情绪。但不能否认，书中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乐观主义的一面”
。后者在肯定作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暴露与讽刺方面有积极意义的同时，着重指出了作品里对人生的浓厚的悲观情绪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一个致命伤
。在以后的评论中，曾杰从失乐园和复乐园两个角度，分析了具有独特艺术生命的洛根丁的形象：一个敏感多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个被喧嚣混乱的现实抛出来的孤独者，一个心理阴暗而又执着追求的探索者
。还有论者认为，《恶心》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孤独者的精神漫游，它是萨特前期哲学思想更是萨特其人的真实反映
。在众多论者中，柳鸣九的评论篇幅不长，但对作品的把握和定位却十分恰当。他指出，“不言而喻，萨特是赞赏恶心感，是提倡恶心感的，也就是提倡一种清醒的认识，一种否定的、批判性的立场”；“从各方面来说，《恶心》要算是萨特全部存在主义哲理的一个胚胎，一个雏形，是他思想发展的一个起点，是他一生战斗历程的第一站”。柳鸣九同时还将《恶心》与萨特早期的短篇小说集《墙》做了深刻比较，他说：“《恶心》中对外部存在偶然性、荒诞性的清醒认识，到《墙》里转化为一种对社会现实的尖锐的否定性的看法；《恶心》中对存在的恶心感，在《墙》中具体化为对社会人生的反感与批判；而荒诞性、偶然性、恶心的存在物，则成为具体的墙，堵塞人之生路的墙，阻碍人际沟通的墙。”
关于短篇小说《墙》，我们还可以读到江龙对作品的哲学和伦理学两个主题进行的探讨
。萨特的《文字生涯》也是众家积极探研的对象。其中柳鸣九和禹慧灵的观点较为突出。前者认为，《文字的诱惑》是一本“严酷无情的自我精神分析”的书，它杂然纷呈着一个伟大人物的复杂感情和心态，显出“光光的一个人”的不同凡响的卓越人格
。后者认为，《文字生涯》是萨特精神世界的“内窥镜”，更恰当地说，是“自我意识的深渊”
。
对加缪的文本研究，除上文提及的郭宏安的研究外，主要集中在《局外人》和《鼠疫》两部作品上。《局外人》发表于1942年，是加缪的成名作。这部不到十万字的小说，故事情节简单，语言文字朴素，但哲理蕴涵层面丰富，被视为《西西弗的神话》的形象图解，尤为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局外人》在我国新时期的研究，可以说，完全体现了从起步到展开再到深入的活动过程，如八十年代中期的探讨就是从“主题思想和艺术特色”
这样笼统的基本问题开始；到九十年代初中期，围绕相同主题阐述不同见解的讨论使得学术问题进一步展开，如针对《论加缪〈局外人〉中主人公的冷漠》而写出的《莫尔索是局外人，还是局内人？》，针对《局外人该死》而写出的《局外人的悲剧》
；进入本世纪，学术研究的深化从柳鸣九的《〈局外人〉的社会现实内涵与人性内涵》
中完全展示出来。柳文指出，“《局外人》以独特的视角、简洁的笔触揭示了现代司法罗织罪状的邪恶性质，表现了法律机器对人性精神道德的残杀。作品以独特的精神情调、沉郁的感情、深邃的哲理，通过默尔索这个人物传达了丰富的人性内容”。此外，关于《局外人》的研究还涉及“荒诞的人生”、“荒谬的人生”、“如何面对荒诞的世界”和“默尔索形象新释”
等命题。比较文学研究在这一方面也取得了成果，有论者将《局外人》与陈染的《无处告别》进行了比较来探讨人生的情境
，也有论者将《局外人》同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相比较，从特殊话语标记入手，探讨了作品的叙事特征和叙述意义
。研究《鼠疫》的也大有人在，研究内容涉及“宿命思想”、“反抗的人生”和“写实的载体、存在的精髓”
等。而洪子诚的《读〈鼠疫〉的记忆》和朱正琳的《“放逐在自己家中”的生涯》
虽属随笔，却不乏深刻的认识和透视。在此还有必要提及，2003年春“非典”期间推荐《鼠疫》给读者的作家周国平，在《“非典”期间读〈鼠疫〉》
一文中指出：“人们习惯了瘟疫的境况。加缪认为，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是比绝望的处境本身更大的不幸”；“真正可悲的不是SARS，而是在SARS之后我们的生活一切照旧”。这一认识无疑提高了作品的现实意义，彰显了作品超越时代的价值。除上述两部作品的研究外，还有评论探讨了加缪的《正义者》、《堕落》和《第一个人》等作品
。
对波伏瓦的文本研究已经涉及《名士风流》、《女宾》、《他人的血》和《人都是要死的》等作品。柳鸣九曾为《名士风流》作过长序，认为这部作品是“一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写照”，描写了他们“在困顿中的自我选择”。作品是以《战争与和平》为楷模来描写战后的法国现实社会与知识阶层的状况，以《克莱芙王妃》的方式来刻画安娜的爱情心理，从而使作品实现了《战争与和平》与《克莱芙王妃》式的结合。值得注意的是，柳文还联系到波伏瓦的《第二性》指出，《名士风流》出版于《第二性》五年之后，波伏瓦正是本着她的《第二性》中的思想观和男女观，来描写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爱情故事和婚外私情
。余凤高在叙述了波伏瓦与美国作家阿尔格伦之间越洋跨国的爱情经历后，认为波伏瓦在《名士风流》中比在她的任何其他作品中，都更强烈地融入了她的自我，通过创作解脱了她与阿尔格伦爱情中断后的痛苦
。萨特曾经向波伏瓦提过建议，让她把自己融入作品里去。余凤高从这一线索出发，还作文认为，波伏瓦的《女宾》同样是作者对亲身经历的一段三重奏情感纠葛的文本再现，是为了“清除不愉快的往事”而进行的创作
。也有论者认为《女宾》宣扬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
。此外，《国外文学》和《读书》曾发表过对《他人的血》和《人都是要死的》的评论
。
之所以把戏剧研究独立出来，是因为戏剧是张扬存在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可以说，正是萨特创作的境遇剧产生的轰动的社会效果，大大推动了存在主义的思潮，大大提高了萨特的声誉。无论是作为哲学家还是作为文学家，萨特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戏剧体现出来的。至于加缪，戏剧作品不多，但也同样是出彩的。在综合研究上面，江龙和黄爱华的成果较引人关注。后者从自由意志论、自由选择论、自由界限论和自由观理论的“误区”四个方面，对萨特剧作中的“自由观”做了全面的评述
。前者从必然性和绝对性、崇高性和正义性、痛苦性和无奈性、行动性和具体性四个层面，对萨特戏剧中“选择”主题的丰富内涵做了概括
。也有论者探讨了萨特的“处境剧理论的哲学阐述”、“境遇观、境遇剧”或“境遇剧与自由”或“处境观”等问题
。在《戏剧艺术》上，也能看到对萨特的综合评介
。而江龙的《解读存在——戏剧家萨特与萨特戏剧》是目前国内难得的一本研究萨特戏剧的专著。在剧本研究方面，《恭顺的妓女》（又译《毕恭毕敬的妓女》）与《丽瑟》的差别就在于结局的不同处理。杨荣认为，根据原初版本翻译的《毕恭毕敬的妓女》“超越了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具体图解，显现出深刻的揭露性、强烈的批判性”
。而罗大冈的观点显得较为朴实：“如果不改变原著的结局，并不减损原著的思想价值，反而能够更好地表现原著的艺术匠心”，“而且意义更为深刻，因为有两个牺牲者”
。关于《间隔》，徐和瑾从剧本的主题、哲学概念的阐述、他为的悲剧、脱离苦海的种种尝试、“地狱就是他人”的真正含义、形式和内容的统一等不同的维度探讨了剧中的三人存在关系
；冉东平则着重探讨了该剧的舞台空间、戏剧情境和戏剧人物的假定性问题
。冉东平还以观念戏剧的艺术特性为审美视角，探讨了萨特的《魔鬼与上帝》的戏剧冲突、人物塑造、思想价值以及在艺术实践上的突破
。还有论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探讨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与萨特的《苍蝇》中“王子复仇”的差异
。甚至对加缪的剧本《误会》也有了探讨，内容涉及“荒谬的现实与荒谬的作品”
。萨特的戏剧《肮脏的手》曾于1981年被搬上我国舞台，不久，《肮脏的手》导演胡伟民发表的《〈肮脏的手〉导演阐述》
，加上该剧本身的“问题”，引发了我国持续一年之久的热烈讨论。我们可以在1981至1982年间的《戏剧艺术》、《外国戏剧》、《书林》、《新剧作》和《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看到不同观点的交锋。总体来说，对该剧批判的声音多于肯定的声音。这次讨论一方面确实深化了大家对该剧的认识和研究，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萨特境遇剧内涵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又赋予了阐释的多重性，以至到了八十年代末，还有论者对该剧提出“脏手不脏”的新论来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杨昌龙的《多维判断论是非》
才勉勉强强给该剧的讨论画上了一个似了未了的句号：“《脏手》恰似舞台上的一朵罂粟花，它既是含毒原料，又是特效药材；既可致人死命，又可疗治痼疾；不可盲目服用，也不可简单抛弃。究竟怎样去毒取益，从中提取有用成分，恐怕最终还得靠读者自己。”
由于存在主义者的一个重要认知即世界是荒诞的，人生也是荒诞的，我国的法国文学研究者也曾从纯“荒诞文学”的角度，对萨特和加缪的作品进行了探讨和剖析。在这方面，我们至少可以读到下列三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冯汉津的《卡缪和荒诞派》
一文把《局外人》和《鼠疫》作为荒诞派小说的两个样板，分析了面对荒诞由孤立反叛转向承认集体力量的主题，也指出了加缪的荒诞哲学思想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积极、矛盾和倒退的地方。廖星桥的《荒诞文学中的理性》
一文认为，存在主义哲学属非理性主义范畴，但《恶心》和《局外人》等荒诞文学作品却“显示了一种彻悟后的清醒的理性”；“荒诞文学并不否认理性，只是揭示传统理性的局限，并寻求补充这一局限的途径”；“荒诞文学中的荒诞虽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这并不影响荒诞文学仍然是一种有理性的严肃文学”。吴岳添的《荒诞的小说与异化的世界》
则指出，从萨特的《恶心》到加缪的《局外人》，“荒诞小说是形象地反映存在主义哲学的文学，是描绘异化世界的文学，因而是使人对存在产生荒诞感的非理性的文学。但是就它向人们揭示了世界的异化而言，它又是最彻底地揭露社会现实的文学”。柳鸣九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学中的荒诞》，对此问题多有论述。不过，由于“荒诞文学”在法国当代文学史上也可以作为一个包含了贝克特和尤奈斯库的另类探讨的专题，故在此不过多展开论述。
我国对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研究，在新时期初还伴随着一场关于萨特文学思想性的论争。一方对萨特的文学思想予以了肯定，指出了它的进步性和积极的行动性；一方则予以否定，批判了它的唯心观和颓废观。前者以柳鸣九为主要代表，后者以欧力同、冯汉津为主要代表。双方观点主要阐述在柳鸣九的《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和欧力同、王克千的《关于萨特的文艺思想基础——与柳鸣九同志商榷》
以及冯汉津的《评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等文章里。在论争的过程中，罗大冈、施康强和杜小真等也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后来达成的基本共识，还是对萨特文学的进步思想倾向给予了认同。现在回过头从客观效果看，这场论争对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在我国的研究，仍然起到了诱发、推动、强化和开拓的作用。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我国围绕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展开的研究，已由初期的“介绍性”或“评介性”的工作，越来越走向深入化、学术化、专业化。总体上说，在新时期初或者说在新时期八十年代中期前的研究，尤其是对存在主义文学作品各方面的研究，深度还嫌不够。这一方面因为，过去长期形成的极“左”的意识形态观念，在政治解禁、思想解放的初期，还不可能一下子从人们的大脑中彻底消除，因而当时不少的评论还留有或多或少的政治性批判的痕迹，阻碍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因为，萨特哲学的代表作《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的译本在我国都出版于新时期八十年代中期往后，分别是1986年和1998年。只有《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样的“简易”阐释萨特哲学观的论著发表在1980年第5期的《外国文艺》上，但出书也是到了1988年。加缪的《西绪福斯神话》或《西西弗的神话》分别出版于1985年和1987年。然而，存在主义哲学和存在主义文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存在主义哲学是存在主义文学的灵魂，存在主义文学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图解。所以，这些重要的哲学著作的暂时的“缺席”，想必也是研究表层化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从新时期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对存在主义文学的研究呈现明显的深化态势。1997年，柳鸣九主编出版了《“存在”文学与文学中的“存在”》，它是1994年西安学术讨论会上的优秀论文和发言稿的选编，是我国学者在研究存在主义文学上面取得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不过，我们的研究在走向深入的过程中，偶尔也显露出认识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来。这就提醒我们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既要继续避免将存在主义文学与存在主义哲学分开，也要避免将存在主义作品与作家的现实生活和经历分开，尤其是萨特，在做到具体分析其作品的时候，也应做到多面兼顾，即是说，应把他的作品放在那个阶段他所张扬的哲学观上，放在他一生中保持不变的基本思想上去分析，同时，放在他曾经的生活现实中，放在他曾经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去把握。
近十年来，存在主义在中国的研究不但多视角，也涉及更多对象。据中国知网2007至2017年数据，在“存在主义”关键词下出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文学”、“存在主义美学”、“存在主义小说”、“存在主义心理学”、“存在主义教育”和“存在主义解读”等词条，已经列出文章106篇，其中有从存在主义视域探讨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的论文（见陈梦然、聂茂：《存在主义视域中的童话书写——以圣埃克苏佩里的童话〈小王子〉为例》，《求索》2007年第9期），而一些重要学术期刊如《文学评论》上，也依然可见相关文章（见叶立文：《语言的竞技——论新时期初存在主义文学的传播策略》，《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