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时期以来对存在主义文学的翻译

一、存在主义作品的翻译

七十年代末起，改革开放给我国的文化领域也吹来春风，“文革”期间一直受到冷落的西方现当代“资产阶级”的诸多文学思潮，开始得到大规模的翻译和介绍。1978年6月，《世界文学》第3期发表了施康强翻译的加缪的《不贞的妻子》；同年7月，《外国文艺》第1期发表了林青翻译的萨特名剧《肮脏的手》，这两部译作是进入新时期后对存在主义文学作品最早的译介。1980年4月15日，萨特的逝世在我国引发了逐渐升温的“萨特热”，也使这一年成为翻译和发表存在主义文学作品的一个高潮。因为这一年间，《当代外国文学》第1期发表了萨特的《禁闭》、《墙》和《可尊敬的妓女》；《世界文学》第4期发表了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两刊还登载了评介萨特和存在主义的文章）；《外国文学》第5期办成了“法国、意大利文学专刊”，其中发表了加缪的《沉默者》和波伏瓦的《知命之年》；《外国文艺》第5期则发表了萨特的哲学作品《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81年，罗大冈“全文直译”了《恭顺的妓女》，发表在《春风译丛》第4期上。此后在《世界文学》、《外国文艺》、《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和《小说界》等期刊上，不断有存在主义文学作品出现，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末。198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加缪的《鼠疫》，这是新时期以出书的形式出版的存在主义文学最早的译著之一。但对存在主义文学作品大量的出版工作，到八十年代中期才拉开帷幕。1985年，外国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加缪中短篇小说集》和波伏瓦的《人都是要死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萨特戏剧集》；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局外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推出了《西绪福斯神话》（郭宏安译）。进入九十年代后，出版存在主义文学作品的一个特点，就是以“文集”或“结集”的形式出现，如1995年，中国检察出版社就出版了秦天、玲子编的《萨特文集》共三卷，分别是《恶心》、《苍蝇》和《自画像》；1998年，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丁世忠、沈志明译的《自由之路》三部曲；同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李瑜青、凡人主编的包含了《萨特小说集》、《萨特戏剧集》、《萨特文学论文集》、《萨特哲学论文集》及《辩证理性批判》等在内的一套“萨特文集”。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由沈志明、艾珉主编的包括四部小说卷、两部戏剧卷和一部文论卷在内的七卷本《萨特文集》。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推出了八卷本《萨特文集》，增加了书信卷。关于加缪，译林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郭宏安主编的《加缪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柳鸣九、沈志明主编的《加缪全集》四卷。关于波伏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推出了《西蒙·波娃回忆录》四卷 ，即《闺中淑女》、《盛年》、《时势的力量》和《清算已毕》；中国书籍出版社从1998年至2000年，也出版了她的系列作品，有被视为女性“圣经”的《第二性》 以及《他人的血》、《女宾》 、《越洋情书》和《名士风流》等 。另一方面，由于Les Mots是萨特作品中颇受读者欢迎的作品，因而在我国迄今至少有五个版本和四种译名：《文字生涯》、《萨特自述》、《词语》和《我的自传：文字的诱惑》 。关于加缪，他的哲理名著《西西弗的神话》或译《西绪福斯神话》至少已由十家出版社出版。他的名著《鼠疫》表现了面对灾难人们积极行动、团结战斗的姿态，最终用集体斗争代替了《局外人》中的孤立反叛，因而在2003年春我国出现“非典”的时候再度热销，成为“瘟疫流行时期的希望之光”和“拯救心灵的最佳读本”。

从八十年代至今，除上述集中出版的情况外，萨特、加缪和波伏瓦的大部分作品或重要作品都先后由多家出版社零星出版过，一些代表作品也被“外国现代派”或“西方现代派”或“欧美现代派”或“现代主义”等名下的各种“作品选”收编。其中，再版现象（如《鼠疫》《局外人》）、复版现象（如《西西弗的神话》）、复译现象（如《词语》）和复编现象（如各种现代派“作品选”）不断出现，充分说明了三位各有千秋的法国存在主义代表作家在中国受到的欢迎之普遍、之热烈。

二、存在主义文论的翻译及其他

在译介存在主义文学作品的同时，存在主义作家的文论也同时被译介过来。在新时期的八十年代，最集中的文论翻译，发表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和1985年出版的《文艺理论译丛》第2和第3期上。两期分别设立了《萨特哲学文学论文选》专栏和《加缪论文选》专栏，同时还翻译发表了外国学者的诸多“评论”。此外，零星的文论翻译还出现在《文艺理论研究》、《外国文学》、《外国文学报道》、《当代外国文学》、《译林》和《外国戏剧》等期刊上。《法国研究》1986年第2期还发表了萨特的《关于存在主义的几点说明》，萨特在文中强调指出：“存在主义只是一种思考有关人的问题的方法，它拒绝给予人以某种永远凝固的本性”；“存在主义并非使人贪恋不舍的快乐，而是行动、发奋、战斗、团结合作的人道主义哲学”。萨特文论专著的翻译，除了和他的文学作品一同编入“文集”中出版的之外，单独面世的还有198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的《萨特论艺术》，1990年上海三联书店推出的《生活、境遇——萨特言谈、随笔集》和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萨特文论选》。而萨特的著名长篇文论《什么是文学？》的节译，也出现在《现代西方文论选》（伍蠡甫）、《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袁可嘉）和《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朱立元等）等多种研究资料丛书中。在《福克纳评论集》（李文俊编选）和《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等编著中，也有萨特的文论翻译。加缪的文论也散见其中。我们甚至还可以在钱钟书的随笔集《人生边上的边上》里，看到他翻译的萨特《想象的事物》 的第四部分的结论。

存在主义哲学不属于本书探讨的范围，但因为萨特总是把他的哲学思想融入其文学作品中，所以他的下列哲学著作的翻译需要一提：197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国哲学资料》第四辑上发表了《科学和辩证法》，它标志着法国存在主义哲学著作和存在主义文学著作在我国新时期的翻译工作同时启动；1987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存在与虚无》，它是萨特前期哲学思想的体现；198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它主要是《存在与虚无》的通俗性读物，同时也是对其前期哲学思想的一种补漏；1998年，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辩证理性批判》，它是萨特后期哲学思想的展现。

一个国度的文学思潮在另一个国度之所以产生影响，从翻译活动发生的功效去考察，一方面，对这一文学思潮的作品和文论的译介是最主要的诱发因素；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对国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译介。因为国外学者的研究，无论是对这一思潮的本体性研究，还是对作家个体的研究抑或对文体的分析研究，都是国外学者在这一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的种种展示，不但可以使接受国对它有拓宽的了解和加深的认识，也可以给接受国的学者开展学术研究提供多种借鉴，带来不少启发。根据查阅到的资料，关于存在主义文学的外来评论文章，除可在《译林》和《当代外国文学》等期刊上找到外，更多的刊登在《外国文艺》上面，尤其是略萨的几篇文章 ，其中《局外人该死》还引起了我国学者的争鸣。甚至《参考消息》到2000年还刊发了法国《新观察家》杂志上的《哲学同行评萨特》的编译。其中就有米歇尔·福柯对萨特的评价。而另一位哲学教授翁弗雷对萨特作品及生活的概括，在西方学术界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不过这方面翻译最多的还是外来评论专著，尤其是以作家评传为主的专著。粗略统计就有近二十部之多，其中主要有《从普鲁斯特到萨特》、《存在主义——从陀斯妥也夫斯基到沙特》、《存在与自由——让—保尔·萨特传》、《萨特传》（波伏瓦著）、《萨特、波伏瓦和我》、《西蒙娜·德·波伏瓦传》 以及《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和《加缪传》等。在此还可以提及，台湾学人叶玄翻译的荷兰学者雷登·贝克等著的《存在主义与心理分析》，从1970年至1979年五次印刷出版。书中既谈到了萨特的存在观，也谈到了海德格尔及他人的存在观。该书在大陆也有少量发行。 XCyDz5NIus80fszhujZpg4RGpGDWDBRWf2ImLcLlDvVEBRANebMPJSRg6yrOD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