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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早期对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译介，可以上溯到1943年11月，在《明日文艺》第2期上，发表了展之翻译的《房间》，这是法国1939年出版的萨特短篇小说集《墙》中的一篇。次年3月，《文阵新辑》发表了作家荒芜翻译的《墙》，而现代著名诗人戴望舒1947年也再次翻译了《墙》，发表在9月《文艺春秋》第5卷第3期上。我国较早对存在主义文学进行介绍的期刊，应是《时与潮文艺》，因为从1945年起，编辑孙晋三就为每一期撰写了《照火楼月记》，来介绍西欧文坛概况。“照火”出自韩愈的“以火来照所见稀”句。而在这一年年初发行的第5卷第1期上，孙晋三就对“声名增高最多”的作家萨特及其新剧《苍蝇》和《此门不开》做了介绍，其中说道：《苍蝇》是“和希腊悲剧中的Orestes的主题相同”，《此门不开》“含哲理气甚浓”
。孙晋三后来还撰写了《所谓存在主义——国外文化述评》，指出存在主义既有悲观也有积极的两个方面，认识到：“只是，世上太多的人害怕自由，往往逃避人的责任，而昏昏冥冥地放弃了真正做人的机会。”
这一认识已经抓住了存在主义哲学的本质。早期对存在主义文学介绍最为热烈的时期，是1947至1948年两年间，除孙晋三外，还有盛澄华、罗大冈、吴达元、冯沅君和陈石湘等人，陆续发表了多篇文章：1947年5月，盛澄华就撰写了《〈新法兰西杂志〉与法国现代文学》，介绍说法国文坛上“最引人注目”的存在主义正在“热烈的展开”中，有可能“成为法国现代哲学思想的最高表现”；萨特是“它真正的领导人”；“《生命与虚无》是这运动的理论与法典”
。盛澄华后来还翻译了纪德的《文坛追忆与当前问题》
和《意想访问之二》
，里面都有纪德对存在主义的评论。1948年2月，罗大冈发表了《存在主义札记》连载文章，辨析了存在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区别，对存在主义的关键词如“抉择、自由、投效（即介入）、焦虑和存在”等一一做了分析。文中还指出，“无论存在主义在哲学与文学上的价值如何，无论存在主义是否如一般人所说，只是一时的‘茅柴火’，我们认为它在解答时代苦闷的一部分真理上，对于明日世界文学与思想上所留下的，不可磨灭的烙印，均有不能轻视的重要性”
。而他同年发表在《益世报》上的《〈义妓〉译序》
（《义妓》即《恭顺的妓女》，依卞之琳当时建议而改名）可被视为这一时期最有认识深度的评介文章，他剀切中理地指出：萨特的“先有存在，后有本质”，要点在于“生命即是存在的意识，或者说有意识的存在”；《义妓》的“主题似乎是种族偏见，但细读妙文，觉得作意不限乎此”，“作者从现社会的矛盾，描写到个人内在的矛盾”。随后罗大冈做了进一步的揭示：“奴隶根性，是弱者之所以为弱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存在主义者说人在因袭势力支配下，他不自己猛省，终无翻身的一日”。其实，罗大冈对存在主义的介绍从1947年就已开始，当时他已写了《两次大战间的法国文学》
。罗大冈和盛澄华那时都是从法国归来的学者，对法国存在主义自然有较多的了解和较深的认识。这一时期，法语专家吴达元也在《大公报》上对“存在派作家加缪”的新作《外人》（即《局外人》）进行了评介，用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所表达的“人生是荒诞无稽的”哲学观来阐释其作品《外人》，并提醒读者，存在主义者倡导的人道主义绝非普通人的人道主义
。而作家冯沅君翻译发表在《妇女文化》上的D.维尔登的《新法国的文学》，直接向国内学界展示了外国学者对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的领悟。文章说：我们已跨进社会文学的纪元，“文人，果真像文人，须完成一种社会的职务”，作家要“介入”社会，要调和社会的职责与个人的尊严和自由
。在这热烈的时期内，最全面地介绍法国存在主义的，当属陈石湘的《法国唯在主义运动的哲学背景》，文章以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为参照系，分析了法国存在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如两次世界大战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人的价值在现代文明中的失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造成的人的异化以及人的荒诞处境）；指出了存在主义与先前一切哲学的本质区别（在于反对传统哲学的理性观和决定论，通过具体个人的经验存在来探索个体解放和人生价值）；对存在主义的重要命题如“存在先于本质”和“自由选择”进行了评述（前者是指“人的存在是主观个体的自觉，因而人生的一切价值都要从个人的自觉的存在出发”；后者则与“个人主义的放任，以及浪漫主义中夸张的自我都是不同的”，“这样的自由自主的选择，代替了上帝的工作，一步一步创造人的新形象，因而时时对自己，亦即对全人类，负责”）。这篇文章引起我们注意的，还有作者对存在主义文学作品的描述：因为要表现反抗精神，所以写实更为大胆；因为要形成具体的主张，所以说理不落空洞；因为有具体的主张，借用古典或历史主题时，其象征的意义和兴趣更为鲜明
。
我们注意到，四十年代我国对法国存在主义的介绍，不是由哲学家来完成的，而是由现代作家和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来完成的，这说明存在主义在我国最初就是以文学的面貌出现的；另一方面，由于介绍者都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他们对存在主义的理解和把握已相当准确，甚至已十分深刻，如罗大冈对《义妓》的认识。他们的介绍基本反映了当时在法国风头正健的存在主义的概况。
那么，为什么我国（文）学界在四十年代会对法国存在主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呢？这里面既有客观上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在二十世纪初至二十年代间，有鲁迅、茅盾、郭沫若、田汉、朱光潜等对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或尼采的翻译、介绍和探研；在三十年代，有冯至对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存在主义的接受和阐发；所以，到四十年代，当法国存在主义崛起，“存在主义装束、存在主义发式、存在主义狂游”风行的时候，当战争灾难成为中法两国共同的不幸经历的时候，存在主义作为一种人生哲学，与最适宜表现人生的文艺作品之间的紧密联系，自然便引起我国文学工作者的极早关注。另一方面，存在主义哲学本身也有其积极的一面，至少当时它那积极的一面显得格外醒目，因为正如萨特所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使人生成为可能的学说”，“它把人类的命运交在他自己手里，所以没有一种学说比它更乐观”，“它的用意丝毫不是使人陷于绝望”，“它是一个行动的学说”
。也就是说，存在主义主张个人去选择，去行动，来实现人的真正的存在自由和存在价值，恢复人的尊严。因而，从主观方面说，这些早期的介绍者希望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能够借此新哲学唤起吾民个体的生存意识和生命价值，最终唤醒那些依然沉睡的民众。所以，盛澄华才会这样介绍说：“‘存在主义’虽以哲学性的否定作出发，却主张藉人间共同的合作以谋世间的改进。”冯沅君通过她的翻译，表达的是作家要“介入”社会，承担其责任的意旨；罗大冈对《义妓》的辨析，不啻是为了张扬存在主义“自我拯救”的人生观，其真正的用心想必在于告诉国人，只有摆脱人身上奴性之劣根，才能获得人的真正解放。
然而，尽管当年的文学工作者本着唤醒生命个体的存在价值的良好心愿，对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做了积极、迅速的翻译和介绍，但到了四十年代末，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一些党员作家在香港出版了《大众文艺丛刊》，很快确定了“文艺的新方向”，同时严厉地批判了“西欧文学的没落倾向”，其中最受非难的就是存在主义
。站在今天的立场，我们不会因为《大众文艺丛刊》里的批判而把存在主义看成毒草，也不会反过来把存在主义当作一种十全十美的人生哲学；我们已经学会从专业学术的角度，以客观公允的姿态去审视各种文艺流派。我们要说明的是，这种风云突变的批判，并不能否定四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对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工作，因为那只是一次纯粹的文化方面的传介活动，是抱着良好心愿的知识分子针对那个时代做出的一种负“责任”的“选择”。可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风云突变”呢？原来在1946年7月，萨特在法国的《现代》杂志上发表了《唯物主义与革命》，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严正而带欺骗性的学说”，他认为共产主义的政治是进步的，而其哲学却是一种歪曲。1948年，萨特的戏剧《肮脏的手》公演，又被红色苏联视为反苏宣传。法共在《人道报》上斥责萨特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难于索解的哲学家，令人厌恶的小说家，引起公愤的剧作家，第三势力的政客”
。文学遭遇政治，事情就复杂起来。萨特的“介入”导致法共和苏共的反击，因而出现了变化，这是最初介绍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我国文学工作者始料不及的。
但不管怎么说，法国存在主义于四十年代在我国的译介还是产生了效果的，因为尽管在此之前，有对丹麦的克尔凯郭尔和德国的尼采及海德格尔的介绍，但国人对“存在主义”概念形成一大体之认识轮廓，则是从法国存在主义在我国的译介开始的。而且，四十年代我国对法国存在主义的迅速反应，不仅表现在翻译和研究两个方面，还表现在对它的接受上面。作为当时一个正在发展壮大的文学思潮，法国存在主义在四十年代的我国，已经留下了可以寻踪觅影的痕迹。例如，戴望舒在翻译萨特的《墙》的同年，就发表了《我和世界之间是墙》
，显然是受了“在法国文坛风靡起来的”“生存主义”“新潮流”的影响
。汪曾祺在回忆自己在西南联大学习的时候说过：“那时萨特的书已经介绍进来了，我也读了一两本关于存在主义的书。虽然似懂非懂，但是思想上是受了影响的。”
研究汪曾祺的早期创作，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落魄》中的“荒诞”与“恶心”的存在体验、《礼拜天早晨》中的耽于“自欺”的存在状态以及《复仇》中表现“自为”和“自由选择”的存在意识，均与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创作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尚不知汪先生当时阅读的是翻译作品还是原文，但这并不妨碍论证他对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接受。至于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对人性入木三分的刻画，自然使人联想到萨特的《恶心》与加缪的《局外人》。主人公方鸿渐对既有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怀疑，对事业、爱情如同《局外人》中的默尔索那样不感兴趣的生活方式，以及“围城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间隔”与制约，也都可以成为探研《围城》作品里的存在主义思想的切入点。有论者因而认为，《围城》“是一部表现人的存在困境的形象哲学，与加缪的《局外人》和萨特的《恶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杨昌龙认为，《围城》“写出了人生的哲理内涵：两难选择中的困顿处境。这种‘围城意象’的题旨中，就渗透着存在主义的‘非理性’内容”
。解志熙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也对《围城》与存在主义的关系做了探讨，提出这样的观点：“这与其说萨特和加缪影响了钱钟书，毋宁说是钱钟书在尼采、克尔凯郭尔等存在主义思想先驱的启发下，站在与萨特、加缪相同的思想起点，而对着同样关心的现实问题，遵循着相近的思路，进行同步的哲学思考和艺术创造。”
他在萨特、加缪与钱钟书之间做了平行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钱钟书的《围城》和萨特的《理性的时代》是殊途同归，而与加缪的《局外人》则如出一辙。如果说萨特的《理性的时代》是直接从正面来肯定个人的自由和自为的勇气，并把这种自由和勇气推到极端的话，那么钱钟书的《围城》和加缪的《局外人》则是从反面来启示人们，当孤独的个人面对虚无的人生和荒诞的存在处境时，有没有一种个体主体性，有没有一种敢于独立自为的勇气，一种不畏虚无而绝望地反抗的勇气，就是生死攸关的事了。”
不过，笔者还想补充一些。钱钟书先生精通法语，自1935年起游学欧洲，“对存在主义哲学不但知之甚详，而且接触甚早——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他已读到过存在主义大师的原著了”
，甚至，“早在他写于30年代末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里，对存在主义的诸观念就多所阐发”
，因而恐怕不能排除法国存在主义对其发表于1946至1947年的《围城》
的影响。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围城》确乎受到过法国存在主义的影响，钱钟书也早已把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彻底地“化”到了家。我们知道，钱钟书向来把“化境”视作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自然也有才能把萨特和加缪的人生哲学彻底融化在自己的《围城》世界里，来灵活自如地表达超越了“围城世界”而面对整个人类荒诞的存在困境的形而上思考。这是他的过人之处。
五十年代初我国对萨特的介绍，还是承袭四十年代末对他的认识，如1951年7月25日的《文艺报》，依旧把萨特排除在“战斗的法国进步文学”家
之外，把他当作“反动的”“唯生存主义”创导者看待。这也难怪，因为就在不久前，萨特还说过，共产党人的道德“已变得因循守旧，这是一种小资产者的道德”
。然而到了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又把萨特视为“进步作家”了，并且在他访华前后进行了肯定的宣传介绍。这种友好的转变主要鉴于下列几个客观原因：（一）1951年底，法共党员亨利·马丁因反对法国政府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拒服兵役而被捕，萨特应共产党知识分子的请求，参加了营救马丁的运动，并使后者最终获释；（二）1952年5月，法共领导人雅克·杜克洛在抗议美国侵朝将军访问巴黎的示威游行后被捕，萨特原本就痛斥美国的侵朝政策，认为“美国方面寡廉鲜耻”，这时迅速发表了《共产党人与和平》，支持法共，在政治上与法共保持接近，成了共产党的“同路人”，按他的话说，“同路人就是站在党外来思索何为真理，希望对党有所补益的人”
；（三）1955年6月，戏剧《涅克拉索夫》的上演。如果说1948年上演的戏剧《肮脏的手》在客观上确实对共产党的形象造成了损害的话，那么《涅》剧则表现出亲共的倾向，它对资产阶级新闻宣传中为制造反共高潮而运用的种种卑鄙伎俩做了无情的揭露和公开的讽刺。萨特说：“我想在我的新作中揭露反共宣传的手段……以此为争取和平的斗争作出我作为作家的一份贡献”
。
所以，1955年9月，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萨特与波伏瓦两位“进步作家”来华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访问。《译文》于1955年第10期做了报道。虽然双方未就存在主义进行探讨，但萨特的来访无疑促进了双方的相互理解。萨特说，来到中国，他所感到的只是愉快。在萨特访华之前，《译文》于1955年第8期就已发表罗大冈的《萨特的新著：〈涅克拉索夫〉》。罗文指出，《涅》剧是继《义妓》之后的又一次极大的成功，“作者锋利的笔尖，不留余地戳穿了资产阶级报纸对于法国共产党、对于苏联造谣侮蔑的一套卑鄙愚蠢的惯技”。萨特访华结束后，《译文》第11期还发表了罗大冈翻译的萨特名剧《丽瑟》（即《恭顺的妓女》）。据罗大冈回忆，“文革”前，根据该剧改编的电影《可尊敬的妓女》已在我国上映（到七十年代后期，这部进口片重新放映时，片名改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
。
从萨特来说，访华促使他写下两篇文章：一篇题为《我对新中国的观感》，发表在当年11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说，他看到“一个有了非常明确方向”的伟大的国家“正在不断地转变”，他赞叹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深信“在中国，直接的现实是未来”，并用“深切的人道主义”称颂中国“人与人之间最合乎人情的关系”；另一篇题为《法共的作家与争取和平的斗争》，发表在11月15日的《文艺报》上，文章介绍了法国进步作家为恢复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所做出的贡献，也介绍了他们为宣传社会主义国家的真实情况所做出的举动。在来华访问的前一年，萨特就曾为《法兰西文学》周刊上的中国照片集作序积极宣传，回到法国后，又在《法兰西观察家》当年12月1日与8日两期上发表了《我们所见到的中国》。波伏瓦也写下了随笔《万里长征》。
五十年代末起对存在主义的译介主要集中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据统计，从1959年至1966年间，在《文摘》上刊发的包括论及德国存在主义的译文有近二十篇，其中直接涉及法国存在主义的就有八篇，如在《学派与人物》栏目下发表的《马赛尔与沙特——两个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和《不接受诺贝尔或列宁奖金的让—保罗·萨特》；在《书刊评介》栏目下刊发的《一种存在主义美学：沙特和梅劳—庞蒂的学说》和《萨特：〈情势种种〉》；还有作为“资料”的《内在性问题：柏格森和沙特》。这一时期，对存在主义译介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转以批判为宗旨，萨特已从五十年代中期的“进步作家”又变成了反面人物，加缪更是难免，如译文《亚尔培·加缪》的编者按说，加缪“只是一个丧失了人生高贵理性的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种种污蔑……（他）反对人类为明天的幸福而斗争”；译文《无神论的存在主义》（摘自《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编者按说，“现代存在主义思潮，从其社会阶级根源来说，乃是垄断资本主义腐朽性、反动性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而《沙特，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的编者按则说，萨特“是想把马克思跟恩格斯、列宁对立起来，借‘辩证法’之名，贩卖存在主义之实，企图以存在主义来篡改并取消马克思主义”
。
为什么萨特在中国又变成了一个被否定的对象呢？原来在1957年，萨特发表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后改名《方法论若干问题》，收入《辩证理性批判》），文中他虽然表明，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环境还没有被超越”，但他同时又认为，“由于偶然的历史原因”，马克思主义构成的知识“已经停滞了，变成了一种僵化的教条，它无法解释人类现象的实际方面，虽然它试图解释这些现象，但却并不‘包括’它们。正由于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所患的这种营养缺乏症使存在主义应运而生。存在主义……试图与马克思主义结为一体以便从内部复活马克思主义”
。在1960年出版的《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又系统阐述了他的“存在主义”观点，指出存在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自己产生了却同时弃绝了它”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块‘飞地’”，由于马克思主义“停滞”了，有一块“人学的空场”，所以应该用存在主义来“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具体说就是要用“人学辩证法”去取代唯物辩证法，用“历史人学”去代替历史唯物论。那时，他甚至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被共产党完全歪曲了、变质了”
。这样一来，萨特就结束了他与共产党“同路人”的关系，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大不敬在我国必然要遭到人们旗帜鲜明的批判。
在六十年代对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反动的”存在主义思潮的批判性的介绍中，最有代表性最有力度的文章，是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存在主义文学印象》。作者“以萨特为脉络论述了存在主义文学的概略”，对存在主义术语（“存在先于本质”和“自由观念”），存在主义“社论”（《争取倾向性文学》）、小说（《厌恶》和《自由之路》）和戏剧（《闭塞》）都阐述了一种否定的“印象”，给萨特做了反映那个年代评论特点的定性结论：萨特的文艺思想属于法国传统的自由资产阶级，而自由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是同一阶级的两个集团，所以尽管萨特也写过少数有一定进步因素的剧本，参加过和平运动，“但是一定要看到，存在主义文学在根本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末期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精神产物，这才是它本质的一面”
。
尽管那个年代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在我国受到了严肃的批判，但还是有一些存在主义作品作为内部读物被翻译过来，如1963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过萨特的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同年，中科院编译的《存在主义哲学》中，收录了他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和《存在与虚无》的部分篇章。从1962年至1965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过让·华尔的《存在主义简史》、卢卡奇的《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以及包含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人道主义、人性论研究资料》等哲学著作和材料。文学方面则有196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孟安翻译的加缪的《局外人》和196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郑永慧翻译的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在六十年代前前后后，存在主义同西方任何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一样，翻译不是为了宣传，介绍是为了批判。正如《厌恶及其他》的“后记”所言：萨特的作品既“荒谬”又“反动”，其哲学是“狼的哲学”。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下，西方现代主义只能被归入扫荡之列，造成中国文坛现代主义的长期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