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

从发表《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开始，张爱玲算是步入文坛了。但《二十世纪》是洋人的文坛，张爱玲不是林语堂，不论就感受性而言，还是就对中文的喜爱程度而论，她的中国情结都要比后者深得多，她不能满足于那种轻倩的介绍方式。虽然三年没碰中文，她肯定还是不能、也不甘把洋人设想成她的主要读者，何况她自小就钟情于小说，心心念念于那个更广大的想象空间。 《到底是上海人》中恭维上海人，说“只有上海人懂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假如我们不全然当做是笼络读者的套语（事实上也不是），则我们不妨说，她想象中真正能与她心照的读者还是她的同胞。

所以就在“卖”洋文行情很不错的时候，她挟着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去叩上海文坛的门了。而且一旦在中国文坛上站稳了脚跟，张爱玲便与西文杂志挥手作别，虽然《二十世纪》一直出至1945年欧战结束才停刊，而赏识她的梅奈特肯定继续向她约过稿。这一停就是好几年，直到50年代初她离开祖国大陆以后，她才重新拣起那支写洋文的笔。

不知是因为以往投稿漫长的（有时是无望的）等待令她感到不耐，还是她学会了一点人情世故，抑或她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信，总之这一次怀着对成名急切渴望的张爱玲没有将作品投进邮筒，听任它到编辑大人的案上去碰运气。她宁可去“面试”。经母亲这一系的亲戚、园艺家黄岳渊的介绍，她带着稿子拜访了《紫罗兰》杂志的主编周瘦鹃。

周瘦鹃笔名紫罗兰庵主人，是鸳蝴派（又称“礼拜六派”）的代表性作家，很早即因发表在早期《小说月报》上的小说《爱之花》而一举成名。其后他与王钝根一起主编《礼拜六》杂志，该杂志以“宁可不讨小老婆，不可不读《礼拜六》”相号召，其消遣游戏性质一望而知；他又曾经是《申报》副刊《自由谈》的主持人，而在新文学作家黎烈文接手改组之前，该副刊一直是鸳蝴派的重镇，因此之故，周素来是新文学阵营重点攻击的对象之一。

鸳蝴派虽然从民国初年起就一直受到新文学阵营的激烈批判，并且一度为时势所迫，交出了《小说月报》等几个重要阵地，但通俗文学这一块仍然是他们的天下，都市中发行量较大的杂志、副刊也仍然是他们的地盘。周瘦鹃身为好几家有号召力的杂志、副刊的编辑，在上海滩文坛、在鸳蝴圈中——尽管新文学作家从来不把鸳蝴派的圈子视为文坛——算得上是个“泰斗”级的人物，绝非单是耍耍笔杆的寻常通俗小说家可比。有一度报纸上曾有人写文章，斥他把持文坛，外稿多掷进纸篓，甚至不烦过目，夹袋中人的稿件则即使拆烂污亦照登不误。张爱玲不会自低身价，通过关系将稿子硬塞入周瘦鹃的“夹袋”，然而此次张爱玲是经周的老交情黄岳渊（周酷爱园艺，1949年以后还写过专谈花卉草木的书，那时是黄岳渊庭园中的常客）之介到紫罗兰庵登门拜访，她又是名门世家之后（旧派文人对门第、家学之类一向是津津乐道的），紫罗兰庵主人当然另眼相看。

此次相会，老少二人谈得甚是融洽。张爱玲待人接物时给人“夹生”之感，但她在长辈面前似乎要松弛一些。她尝自言一向对年纪大的人感到亲切，对年岁相当的人稍微有点看不起，对小孩则是尊重与恐惧。这一回她在周瘦鹃面前虽是执礼甚恭，却也还自如。她向周说起她母亲和姑姑都是他的忠实读者，她母亲且曾因他一篇哀情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而伤心落泪，并写信央求作者不要安排如此悲惨的结局。周瘦鹃听了自然大为高兴。让张爱玲高兴的却是这位主编对她奉上的小说十分欣赏。还未读正文，光看了篇名《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周瘦鹃便称名字起得好，大约他闻到了传统小说的气息。“五四”以后，文学青年多将旧小说视为落伍，现在这个年纪轻轻的小姐，这个正给洋杂志写文章、理应洋派的人物居然甘于“落伍”，委实可喜。他倒没有细究这名字其实亦新亦旧，中西合璧——篇名中出现冒号是地道的洋派格式。

周瘦鹃的直觉没有错，将两篇小说一气读完，他更可以相信这一点。它们与强调严肃性、思想性，鄙薄娱乐性的新文学大异其趣，从取材同可读性看似乎倒是与鸳蝴派小说不无相共之处。难得的是周瘦鹃于坚守旧式趣味之外还是个鉴赏力较高的人，他通洋文，翻译过西洋小说，是旧文人圈子中为数不多的对西方文学有所了解的人之一，他不仅看出张的小说有《红楼梦》的影子，而且看出张在写作中受到毛姆的影响，且断言它们可与毛姆的小说媲美。 周瘦鹃很快拍板：两篇小说都用。《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随即出现在《紫罗兰》的复刊号（该杂志1922年夏由周瘦鹃创办，后因故停刊，1943年5月正式复刊）和第2期（1943年6月）的显著位置上，这可不是因为熟人关系对张爱玲的优待了。周瘦鹃还在这两期的编辑例言中花了不少笔墨向读者推介这位文坛新人，并追叙了与张相识的因由。

眼见得当小说家的夙愿将偿，闯进文坛的计划已经顺利迈出了第一步，张爱玲自有莫名的兴奋。出于对老辈人的恭敬，也出于感激之情，她请周瘦鹃到家里喝下午茶，与她同住的姑姑也在一旁陪客。不请吃饭而请喝茶，这大约又是张爱玲已经习惯的英国式的待客方式了。周瘦鹃对客厅里精致典雅的陈设、器皿以至精美细巧的点心赞不绝口，后来又将受到的这番招待形诸笔墨。

周瘦鹃待这个晚辈不可谓不厚了，奇怪的是张爱玲很快改换门庭，从此再没有替《紫罗兰》写过稿。或许她觉得同后来与她联系密切的几家杂志相比，《紫罗兰》的档次低了些，在纯文艺圈中不被人看重（《紫罗兰》后来的确也不甚景气，原为月刊，后来落到不定期出版）。或许她发现另几家刊物更与她气味相投，更愿意，也更有能力把她推向文坛的顶峰。不管怎么说，眼下《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刚出手的张爱玲急于让手里捏着的稿子来个天女散花，在更多的杂志上打响，扩大知名度，以期早日品尝到成名的喜悦。于是她同时向几家杂志进军。

张爱玲的“二炉香”并没有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但是文艺圈内却有不少有心人由此注意到这位后起之秀，《万象》主编柯灵即是其一。柯灵是以编剧本和写杂文出名的新文学作家，也是著名的编辑，先后编过《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大美晚报》副刊《浅草》、《正言报》副刊《草原》等。孤岛时期他与文载道、周木斋等人创办《鲁迅风》旬刊，以杂文形式反对投降，宣传抗日。上海沦陷后，《鲁迅风》的人大多留在上海，然而各奔前程。柯灵不改初衷，仍孜孜矻矻，想在沦陷区的乌烟瘴气中为新文学保住一块地盘。1943年夏天，柯灵受聘接编了商业性杂志《万象》。

《万象》原先的主编陈蝶衣和它的老板平襟亚都是鸳蝴派人物，该杂志的内容也是风花雪月的软性文字，大体上和《紫罗兰》一样，走的是鸳蝴派消遣娱乐的路线。柯灵接编后，《万象》的作者队伍为之一变，师陀、唐弢、郑定文、王元化、傅雷等人都为其撰稿。可以说，柯灵接编后的《万象》一方面力图办得生动活泼，一方面从一开始起就转为新文学杂志了。

接编之初，柯灵自然特别留意物色合适的作家。一日偶阅《紫罗兰》，“奇迹似地发现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柯灵的惊奇可能出于两个意外：其一，此时此地，突然冒出这等好文章；其二，这样的佳作居然出现在鸳蝴派的杂志上。柯灵有此“发现”也是他的较为温和的性情（不存党同伐异之见）、沦陷区的特殊环境（新文学作家队伍凋零、星散）以及他的身份（编辑）使然，因为新文学作家以至后来的左翼作家通常对鸳蝴派杂志上的作品是不屑一顾的。

可能多少有这方面的考虑，柯灵想通过周瘦鹃邀张爱玲为《万象》写稿时踌躇再三（当然拉旁人“发现”的新人为自己写稿也非易事），最后还是作罢。然而，张爱玲的才气给柯灵留下的印象太深，请不来这位锋芒初露的作家，心中始终不能释然。谁知就在此时，张爱玲自己找上《万象》编辑部来了。张带来了她的一部小说，请柯灵看一看。此次晤面是作者与编者的交道，不像上一次中间还夹着熟人的关系，少了一些寒暄客套，然而尽管谈话很简短，却是愉快融洽。几十年后，柯灵用“喜出望外”来描述他当时的心情。既然他早就存着这份心，那稿子实际上是必用的，这就是登在《万象》1943年8月号上的《心经》。

从这一期开始直到1944年6月，《万象》几乎每一期上都有张爱玲的作品：《心经》之后有《琉璃瓦》 ，《琉璃瓦》之后紧接着就是《连环套》的连载。但是张爱玲与《万象》的密切关系很快成为过去，在以后直至抗战结束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她再没有在这里发表过一行字，而且《连环套》未登完就不登了。个中原委，有人推测是起于迅雨（傅雷）的一篇评论，该文对《金锁记》大加赞美之余，对张的其他小说，尤其是《连环套》多有针砭，辞气诚恳而尖锐，而柯灵在编者按中对此文又有高度评价（详见后文）。当事人柯灵先生否定了这种猜想，只是对真正的起因语焉不详。 但是柯、张二人的私交一直很好，几十年后，已届耄耋之年的柯灵先生回首前尘，追述两人的交往，写下一篇《遥寄张爱玲》，情真意切，读之令人回肠荡气。

几乎与《心经》发表的同时，张爱玲的另一篇小说《茉莉香片》在《杂志》上登了出来。此番张爱玲是自己找上门去，是一般的投稿，还是《杂志》看出苗头，主动找上门来，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杂志》显然从一开始就看中了她。随后一期上登出的《到底是上海人》很可能是约稿，即便不是，此文也肯定是编辑告知她读者反应后她以小品形式给读者的一份答辞。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此后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使张爱玲青云直上，风靡上海滩的诸家刊物中，不惜血本、出力最多的，首推《杂志》。

《杂志》的背景要比《紫罗兰》、《万象》来得复杂。过去的出版物有商业性刊物、同仁刊物、党派刊物之分。商业性刊物以营利为目的，看重的是销数，全以读者大众的趣味为归依；同仁杂志是一些文学、艺术或学术上有相同志趣的人办的出版物；党派刊物则是某个党派的喉舌，受其控制，接受其津贴，人们常称其“有来头”、“有背景”。《杂志》大体上应划入第三类。《杂志》与另一刊物《新中国周报》一样，均附属于《新中国报》，而《新中国报》的后台是日本人（《新中国报》是日出一张的大报，没有过硬的后台，这样的大报在沦陷区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新中国报》报社的社长袁殊、主编鲁风（即刘慕清，1949年后曾任上海公安局长杨帆的主任秘书）都是中共地下情报人员。袁殊的公开身份除报社社长之外，还有国民党中央委员，还曾任汪伪政府的江苏省教育厅长。但是他们的使命是情报而非宣传，报刊的作用更在掩护，《新中国报》自然是亲日的面目。《杂志》的情形又有不同，它的取径似在给日伪文化活动方面撑撑场面。除不见政经外交时局等硬性文章外，包括各种类的文字，实地报道、人物述评，以及不定期刊出的特辑、座谈会记录是其显著特色。它与《紫罗兰》一类消闲杂志的不同处在于态度严肃，其社评、编者例言多次声称要走纯文艺的路线。在沦陷时期的上海，《杂志》也许是首屈一指的文学杂志，它聚集了张爱玲、洛川、郭朋、谷正魁、章羽、石挥等一批有才气的作家，又有特殊的背景，能够大张声势地活动，其实力绝非其他文学杂志可比。

因为有这样的实力，《杂志》能够给张爱玲带来的名声、风光，自然是其他刊物办不到的。《万象》一度是上海发行量最大的综合性杂志，它当然可以让张爱玲在读者大众和文学爱好者中打响知名度，但是《万象》肯定无力（当然也无心）将她推上极峰，将她引入上层社会的交际圈。《杂志》能做到这些，而且显然十分愿意为张捧场喝彩。从刊载张爱玲的作品起，《杂志》上叫好声几乎就没断过（胡兰成的《评张爱玲》也是分两期登在这里）。每期的编者按中几乎都有推许张氏小说的文字，而《倾城之恋》曾被当做重头戏，《杂志》而外，又在《新中国报》的文艺副刊《学艺》上刊载。《杂志》出版社推出了张的小说集《传奇》，随即出面组织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座谈该书。不仅如此，1943年8月份首次发表张的小说，11月份《杂志》就安排张出席了朝鲜女舞蹈家崔承喜的欢迎会（朝鲜当时也在日本的治下）；日本人投降前夕，又曾举办纳凉晚会，主宾是张爱玲和“满洲国”的电影明星李香兰。不管张爱玲本人意愿如何，她又作何感想，在这些场合，她隐然已被视为代表此间文坛做“国”际文化交流的人物。

张爱玲生性不喜政治甚至厌恶政治，《杂志》虽有日本人的背景，但不公开谈论政治，她当然愿意看到这一点，对《杂志》助她成名，她自是欣喜之外还要加上感激。投桃报李，她把最得意的小说都给了《杂志》：除上举登在《紫罗兰》和《万象》上的几篇，加上刊于《天地》的一篇《封锁》之外，《传奇》中的所有小说最初都登在这里。约有大半年的时间，《万象》、《杂志》都是逐期都有张的作品，但明眼人一眼即可看出，张并非不分彼此地对待两家刊物，给《万象》的稿子显然分量较轻。虽然张从内容到技巧口口声声为《连环套》辩护，但即便在当时，她自己对该作的散漫、平庸肯定也心里有数。

如果说周瘦鹃的《紫罗兰》帮助张爱玲在文坛顺利出了道，那我们可以说，是《杂志》让她成了名（她的成名作应是发在《杂志》上的《倾城之恋》）。

在小说赢来满堂彩之后，张爱玲又开始亮出她的另一样拿手戏——散文，并且立即打响。她将曾刊于《二十世纪》的两篇文章《依然活着》、《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用中文重写一过，题作《洋人看京戏及其它》、《更衣记》，投给当时名噪一时的散文半月刊杂志《古今》，很快在8月、9月登了出来。

《古今》杂志社的社长是朱朴，曾任汪政府交通部的政务次长，与周佛海关系密切，汪政府的朝野人物都在《古今》上面写文章。朱朴手下的两员大将周黎庵、陶亢德都是林语堂出版物系统的人物，后者曾编《宇宙风》，前者曾编《宇宙风乙刊》。驾轻就熟，合时合宜，该杂志走的仍然是《论语》、《宇宙风》的性灵、趣味路线，不同处是更偏重考据、掌故、文史随笔之类，绅士气减弱，而更有一种中国文化本位的隐逸气、名士气加遗老遗少气。

《古今》可说是男人的天下，当时上海各杂志的班底中都颇有几位女作家，反观《古今》，月出两期，除苏青、张爱玲外，绝少女性出现在其阵容中。这一方面是因为为其写稿的头面人物多，名流雅士多，女流之辈绝难插足其间；一方面也是刊物的取向、气味使然。张爱玲的名字接连在上面出现，也说明编辑看出她的文章实在不同凡响，不可等闲视之了。可是张爱玲很可能察觉该杂志的种种气味与自己的性情不相投，而且纵能跻身其间，它亦不能让自己昂首鹤立，独上青云。所以两篇文章之后，《古今》再不见张爱玲的名字，她转向了冯和仪（苏青）办的散文小说月刊（实以散文为主）《天地》。《天地》是上海沦陷时期另一家走红的杂志，因主持人为女性，该杂志颇多女性色彩。

张爱玲与苏青气味相投、私交甚笃，而作为主编的苏青是很乐意将张作为杂志的头号“种子”抬举的。自《天地》创刊后的第2期发表《封锁》起，张的稿件几乎与《天地》的寿命相始终，给稿最勤时，同一期《天地》上你可以看到她的名字出现三次以上（包括作插图、封面设计）。

由此我们约略可以看出张爱玲对刊物杂志取舍的标准了：档次高，实力强之外，还要加上志趣相投，肯于让她在上面唱大轴戏，虽非同仁杂志于她却有同仁杂志的意味。《杂志》、《天地》遂成为与她关系最密切的两家刊物。

从5月份在《紫罗兰》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起，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张爱玲迅速“占领”了上海滩几乎所有最出名、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而且她最杰出的作品已相继问世。且看1943年11月里同时发表的她的作品：《洋人看京戏及其它》刊于《古今》；《金锁记》刊于《杂志》；《琉璃瓦》刊于《万象》；《封锁》刊于《天地》。文坛登龙，杂志为径，文坛金字塔正是著名杂志堆叠起来的。准此而论，张爱玲可说已是一步登天。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沦陷时期的上海这个特定的时空里，文坛的方方面面，代表不同政治倾向、不同文学趣味的各个文学圈子似乎都是顺理成章地接纳了这位新人，而且均不吝于褒奖。我们大致可以说，《紫罗兰》代表了鸳蝴派的趣味，《古今》承袭了周作人、林语堂的“闲适”格调，《万象》坚持着新文学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对“新文艺腔”大张挞伐的《杂志》则想走纯文艺的路线，而它们竟一致对张爱玲表示推许。在新文学史上，这样的情形即使不是仅见，也肯定是少见的。 9RDrRwKXHja7eu9RzBlv8T8IiObpHkr9KpwSV2RWxgdeDVHX7wtENZy7f8NCFx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