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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自称“从九岁时就开始向编辑先生进攻”
，但几次投稿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那时的稿子是投给《新闻报》的本埠副刊，这一类副刊大约同晚报的副刊无大差别，总是以写当地之事，以当地人的眼光看人、看世为特色的。张家十有八九订了《新闻报》，盯准了这家报纸投稿，是张爱玲自作主张，还是家中大人的授意，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多半是家里人帮忙寄出的。生在高门大户，她不见得会有小户人家孩子的乐趣，一个人走到大街上，踮起脚把信件丢进高大的绿色邮筒。
十几年过去了，张爱玲红遍上海，当年的那位副刊编辑一定在大卖后悔药——他错过了一次当伯乐的机会。这时候是众编辑开始围攻张爱玲了。张爱玲无从应付，编辑便出主意让她翻箱底，拿些旧稿来用。她没有应命，但是却下决心去搜罗一番，来了一次自我回顾。回顾的结果是一篇题作《存稿》的散文。这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机会：看看张爱玲的少作。
如果刻意把张爱玲描绘成一个神童，如果想证明她天生就是个小说家，我们可以说她的写作生涯七岁时就已经开始。她最初的一篇小说是一个无题的家庭伦理悲剧：“一个小康之家，姓云，娶了个媳妇名叫月娥，小姑叫凤娥。哥哥出门经商去了，于是凤娥定下计策来谋害嫂嫂。”这小说未写完，一些要用到的字她还不会写，遇到笔画复杂的字，她便跑去让厨子教她。故事的内容与当时小报上的鸳蝴派小说很相似，她或者是从小报上得了灵感，或者更可能是从某个用人那里听来的。编个故事，用笔写下来，这事本身于她就是个大大的诱惑。她还是个七龄幼童，我们大可不必牵强附会，说她日后对家庭纠葛的兴趣在这篇涂鸦之作中已见端倪。
这小说半途而废的原因是她被另一个念头吸引住了：她要写一篇历史小说。篇名也没有想好，她就写起来，开头是：“话说隋末唐初的时候。”大约是背唐诗时诗中那些大气华丽的字眼给了她一种特殊的感觉和印象，从那时起她就一直认定隋唐“是一个兴兴轰轰橙红色的年代”，所以也不要问这故事的情节，单是发生在隋唐这一点就让她兴奋。小说是在一个旧账簿的空页上起的稿，她用毛笔写满了一张，恰好有个比她大二十多岁、唤作“辫大侄侄”的亲戚走来看见，半调侃地夸了一句：“喝！写起《隋唐演义》来了。”张爱玲听了很是得意。可是终于也只写了这么一张——起句套的是章回小说的句式（虽然“的”字搅在里面有点夹生），要从头到尾维持住这腔调，在一个女童实在不易。
八岁时她又换了个花样，尝试写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个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张爱玲描画这个世外桃源就像别的儿童搭积木盖房子一样兴致勃勃。
十二三岁时她继续玩空中楼阁的游戏，这一次起了个名字叫《理想中的理想村》。看她幻想中的极乐世界：
在小山的顶上有一所精致的跳舞厅。晚饭后，乳白色的淡烟渐渐地褪了，露出明朗的南国的蓝天。你可以听见悠扬的音乐，像一幅桃色的网从山顶上撒下来笼罩着全山……这里有的是活跃的青春，有的是热的火红的心，没有颓废的小老人，只有健壮的老少年。银白的月踽踽地在空空洞洞的天上徘徊，她仿佛在垂泪，她恨自己的孤独……还有那个游泳池，永远像一个慈善的老婆婆，满脸皱纹地笑着，当她看见许多活泼的孩子像小美人鱼似的扑通扑通跳下水去的时候，好快乐地爆出极大的银色水花……沿路上都是微笑的野蔷薇，风来了，它们扭一扭腰，送一个明媚的眼波，仿佛是在时装展览会里表演时装似的。清泉潺潺地从石缝里流，流，流，一直流到山下，聚成一片蓝光滟潋的池塘，在熏风吹醉了人间的时候，你可以耽在小船上，不用划，让它轻轻地，仿佛是怕惊醒了酣睡的池波，飘着飘着，在浓绿的垂杨下飘着……这是多么富于诗意的情景哟！
这乐园满是布尔乔亚的气息，点缀在这里的舞厅、游泳池，还有比喻中出现的时装，反映出那时的张爱玲对西式生活的向往。至少在这时候，我们还看不出日后成为文坛奇人的那个张爱玲的任何征兆：她的理想国恐怕也是她的许多女同学的梦想，她的文字刻意雕琢，我们只能说小学生搜罗到这许多漂亮字眼、连成如此浓艳的句子实属不易，但充其量也只是好作文而已。学校里有学校里流行的读物，其时张资平就正是中小学生中走红的作家之一，既然流行，做作文时不免就要模仿，张爱玲是同学中才华较高的模仿者。翻检旧稿，她对这个“昨日之我”大为不满，她可以轻松地调侃她写“历史小说”时的稚嫩可笑，而对这里的矫情造作却禁不住要“恶言相向”：她称这是她“最不能忍耐的新文艺滥调”，“一种新的台阁体”。她有过一行警句：“那醉人的春风，把我化成了石像在你的门前。”多年后还能记得，自然是当时得意的佳句，说不定还是同学中传诵的名句，但是现在张爱玲真不愿意认这个账：“我简直不相信这是我写的。”
事实上即便在当时，张爱玲对这种文体也觉得别扭。她有一位要好的同学也姓张，两人各有所好，一个喜欢张资平，一个喜欢张恨水——张爱玲从那时起就是张恨水的忠实读者。所以如果不是为了取悦老师，她私下里宁可循着自己的喜好去写曲折的言情故事——多一点情节，少一点抒情。她写成第一篇有头有尾的小说是在念小学的时候：“女主角素贞和她的情人游公园，忽然有一只玉手在她肩头拍了一下，原来是她的表姐芳婷。她把男朋友介绍给芳婷，便酿成了三角恋爱的悲剧。”结局是素贞愤而投水自杀。小说用铅笔写在一本笔记簿上，这手抄本在同学中传观，众手相摩，以致弄得字迹模糊。张爱玲还记下了一桩趣事：故事中的负心汉叫殷梅生，犯了一个同学的讳，那姓殷的同学便来兴师问罪，责问“他怎么也姓殷？”自作主张就给改成了王梅生。张爱玲坚持作家的权利，复又改回去，几个回合下来，纸都擦穿了。
此后她开始尝试大部头，写了个纯粹鸳蝴派的小说《摩登红楼梦》。一共是五回，回目由她父亲代拟，前面已经提到。这小说显然写于中学时代。张爱玲对《红楼梦》一往情深，这时候情节、人物已是烂熟于胸，她把贾府中人引到现代的环境里上演喜剧，让宝玉、黛玉住楼房，让贾政坐火车，让贾琏摆出洋气派、洋礼节，但是人物仍按照原书中的性格行事：黛玉的小心眼、宝玉的惧怕父亲、贾琏的公子哥儿气……尤二姐并未吞金自逝，这会儿请下律师要控告贾琏始乱终弃；贾府里打发出去的芳官、藕官加入了歌舞团，又被贾珍父子追求；宝玉闹着要和黛玉一同出洋，负气出走，家里无奈，终于让步；最后是宝黛拌嘴闹翻，一时挽救不及，宝玉只好一人独自出国。故事情节不连贯，也别无寓意，是地道的游戏文章。可注意的是张爱玲现在驱遣章回体已经相当自如，她向我们出示的几段文字，无论叙事抑或人物对话，都已像模像样，见不出多少硬挺的痕迹。看她写贾琏得官，凤姐置酒相庆的一段：
凤姐自己坐了主席，又望着平儿笑道：“你今天也来快活快活，别拘礼了，坐到一块来乐一乐吧！”三人传杯递盏……贾琏道：“这两年不知闹了多少饥荒，如今可好了……”凤姐瞅了他一眼道：“钱留在手里要咬手的，快去多讨两个小老婆吧！”贾琏大笑道：“奶奶放心，有了你和平儿这两个美人胚子，我还讨什么小老婆呢？”凤姐冷笑道：“二爷过奖了！你自有你的心心念念的心上人放在沁园村小公馆里，还装什么假惺惺呢？大家心里都是透亮的了！”贾琏忙道：“尤家的自从你去闹了一场之后，我听了你的劝告，一趟也没有去过，这是平儿可以作证人的。”凤姐道：“除了她，你外面还不知道养着几个堂子里的呢！我明儿打听明白了来和你算一笔总账！”平儿见他俩话又岔到斜里去了，连忙打了个岔混了过去。
这与《理想中的理想村》用的全然是两副笔墨，她的同学看了一定也觉得有趣的。但这是通俗小说，上不得台盘，在学校里她还得写新文艺腔的东西。就读圣玛利亚女校期间，她在学校的年刊《凤藻》上发表了好几篇习作，有散文，也有小说。最初的一篇叫《迟暮》，千余字用来抒发一个“曾经在海外壮游，在崇山峻岭上长啸，在冻港内滑冰，在广座里高谈”，如今红颜已老的中年妇人“黄灯青卷，美人迟暮，千古一辙”的叹喟。其中的妇人或许有她母亲的影子（正合着她那时对母亲“辽远而神秘”的想象），情调、意境则像是从李清照、朱淑真一流女词人那里借来，由初二的学生写来，自然带些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味道。高二时写的一篇《秋雨》纯粹写景，捕捉具体物象的努力开始悄悄取代浮泛的感伤。字句虽是一般的雕琢，取譬设喻已见出些许奇特，比如“天也是阴沉沉的，像古老的住宅里缠满着蛛丝网的屋顶”。
此外校刊上也有她的议论文字，几篇读书报告和一篇《论卡通画之前途》。这些文字显示出张爱玲准确的判断力和鉴赏力，评林疑今《无轨列车》和丁玲《在黑暗中》的两则写得尤其好。她称丁玲有着“特殊的简练有力的风格”，评《莎菲女士的日记》：“细腻的心理描写、强烈的个性、颓废美丽的生活，都写得极好。女主角那矛盾的浪漫的个性，可以代表‘五四’运动时代一般感到新旧思想冲突的苦闷的女性们。”评《无轨列车》的一篇这样写道：“这是一篇不甚连贯的漫画式的小说……中间插入二十余段与故事没有密切关系的都市风景描写，体裁很特别。全书开端以厦门鼓浪屿为背景，也许这地为作者所熟悉的吧，描写颇为真切流利，然而不久便不幸地陷入时下都市文学的滥调里去。写上海，写名媛，写有闲阶级的享乐，永远依照固定的方式，显然不是由细密的观察得来的……作者笔风模仿穆时英，多矫揉造作之处。”虽然寥寥数语，却要言不烦，是够格的书评。当年许广平向鲁迅请教为文之道，鲁迅称女性作文长于抒情，议论则是所短，往往说到一大篇仍击不中要害。张爱玲中学时的议论文字却比她的抒情散文更成熟老到。有趣的是，她评论的都是小说，而且对小说这样式已经颇有研究。
她更大的兴趣当然还是自己写小说。中学快毕业时，她在校刊上发表了两个短篇。“五四”以后，人道主义思潮一度成为知识界的主流。30年代，“阶级”观念流行，对下层的同情态度还是保留下来，知识分子视这态度为道德良知的标志，若发现了自己的漠然便要感到内疚。因为有太多“应该”的成分，那同情往往缺少诚挚的感人力量。但是在文学中表现对下层的同情已成半强制性的风气，很少有人能抗拒。身在教会学校高墙内的张爱玲提起笔来，也顺着这路子写成了一篇《牛》。这篇小说写的是贫穷：农人禄兴因家道艰难卖掉了耕牛，春来没有牛耕田，打算送两只鸡给邻居，租一条牛使，禄兴的女人伤心反对，挡不住要过日子，最后还是借了牛来。那是条蛮牛，不听使唤，反把禄兴顶翻刺死。禄兴女人成了寡妇。“展开在禄兴娘子前面的生命就是一个漫漫的长夜——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的晚上，该是多么寂寞的晚上啊！”用张爱玲自己的话说，《牛》“可以代表一般‘爱好文艺’的都市青年描写农村的作品”。
另一篇小说是《霸王别姬》。30年代，历史小说的创作颇为热闹过一阵，作家们往往喜欢挑选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或作翻案文章，或以现代意识重新给予解释，重头戏是作家的新眼光，历史背景描画的是否真切倒在其次。张爱玲的这一篇多少也是这种风气下的产物，它或者可以划入女性文学。仍然是英雄美人，仍然是垓下被围气短情长的一幕，这里的诗眼却是虞姬对自己命运的沉思。一场酣战后项羽沉沉睡去，虞姬走出帐篷，倚着营寨的栅栏凝神结想：“十余年来，她以他的壮志为她的壮志，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然而每逢他睡了，她独自掌了蜡烛出来巡营的时候，她开始想起她个人的事来了。她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他活着，为了他的壮志而活着。他知道怎样运用他的佩刀、他的长矛、他的江东弟子去获得他的冠冕。然而她呢？她仅仅是他的高亢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轻下去，轻下去，终于死寂了。”果真他得了天下，那就有三宫六院，她终将被冷落、被遗弃。她对自己的思想“又厌恶又惧怕”。但是虞姬犯不着想那么远了。汉军围攻上来，项王要虞姬随他一起突围，虞姬怕他分心，拔出刀来刺进自己的胸膛。她躺在项王怀中，给他留下一句他听不懂的话：“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收梢。”刚才的沉思是这谜语式句子的注脚：与其面对那样的命运，还不如有个漂亮的收场。是以此斩断无穷的烦恼，还是幻想用死换得冥冥中对项王的永久占有？或许二者兼而有之，于是虞姬的自刎成为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
这篇小说的确没有多少中国味道，不唯古装的人物披挂着全副现代思想的甲胄说话，而且虞姬在四面楚歌声中不想眼下的处境，却要多此一举地对另一种看来她已经不会有机会碰上的命运想入非非，实在也有几分蹊跷。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女性意识。张爱玲借这个古装的故事探讨了当代女性的处境：她们意识到自己对男人的依附，洞悉了这依附后面的空虚，却又无力摆脱这种依附，她们就在这两难之境中苦苦挣扎，虞姬的自刎不是真正的解脱，而是将这挣扎定格了——定格为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霸王别姬》当然还有太多观念演绎的痕迹，几年后张爱玲将为我们勾画出女性的种种“苍凉手势”，那时她已经在其中注入了难以明言的人生感慨。
上学以前，张爱玲的家人是她的读者，在学校里她则有了更多的读者。老师对她的作文大加称道，同学中传观她的小说，这一定是校园生活中最让她愉快的时候。她没有可恃的美貌，也无活泼的性情，交际场中肯定不是个活跃人物，但是她的文章却让她小有名气。学生时代无忧无虑，正是容易醉心于文学的年纪，她的中学同学中试着写诗写小说的也不在少数，像她的同学张怀素，写的《若馨》已是篇幅颇大的小说，而校刊上也尽有名字出现得比她更频繁的作者。可是张爱玲仍然是最受老师、同学看重的一人。
学校的性质很可能也助成了一种文学的气氛。因为是女校，又是贵族化的教会学校，学生大都家境优裕，它的目标不是培养各种专门人才，倒是造就有教养的淑女，日后好做称职的夫人、太太。文学虽然不像钢琴那样可以充作标准淑女的金字招牌，但也是教养之一端，于陶冶性情大有益处的，当然也受到鼓励。
这样的环境很容易造就出几个闺秀派的作家，她们的写作颇多消遣自娱色彩，并不指望以此谋生，也不把文学当做须全力以赴的事业，嫁人或是其他一些原因都可轻易地使其放弃写作，出现在校刊上的大多数作者便是如此。所幸张爱玲没有踏上这条路，她有更浓厚的文学情结，当一个作家是她最绚丽的梦想，这个梦有时做得近乎痛苦，如她在《天才梦》里告诉我们的那样。
从中学毕业到一举成名，这中间数年时间里我们只有一个机会去追踪张爱玲作为一个作家的演进轨迹，这也是她步入文坛前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的唯一一篇文字，那就是获《西风》杂志征文比赛名誉奖第三名的《天才梦》。
因为它是一位被视为“天才”的敏感少女早熟早慧的告白，更因为它已然是一篇近乎“流言体”的散文，研究者均将其视为张爱玲的处女作。
《西风》是30年代极走红的一种综合性杂志，它以“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相号召，注重趣味性、可读性，栏目五花八门，实为西式的鸳蝴杂志，然而因为沾了“洋”的光，虽通俗却仿佛有些身份，故而倾慕西式生活方式的中上阶层体面人家常以读《西风》为时髦。钱锺书在《围城》中写一洋买办的客厅堆了一大堆《西风》，便涉笔成趣将这种风气调侃了一番。《西风》的编辑兼发行人是黄嘉德和黄嘉音，黄嘉德最早将林语堂《生活的艺术》译成中文，林语堂的文章也一直是《西风》的重头戏，而且林语堂还是它的首席顾问，所以说该杂志是林系出版物的外围亦无不可。
仿佛是要让西方之风的影响及于国人的文字，这家杂志对提倡“西洋杂志文”尤感兴趣。所谓杂志文实质上就是一种适于副刊登载的文字，轻松、随便、家常，是林语堂鼓吹的那流小品文的普及版或大众化，其标本似乎就是美国《读者文摘》上最常见的那种文体。为刺激读者都来做杂志文，各将身边事款款道来，《西风》早就搞过征文活动，题目似乎是“我的家庭、婚姻”之类。创刊三周年之际又登出启事，“现金百元悬赏征文”。这一回的题目是“我的——”：我的奋斗、我的志愿、我的梦、我的朋友……我的衣食住行，乃至我的头发、我的帽子等等，均无不可。张爱玲母亲家中大约也订有这种杂志，而林语堂既然那时正是张爱玲羡慕的人物，她多半也是《西风》的忠实读者。看了启事，她选了梦做文章，于是便有了这篇《天才梦》。
启事是1939年的9月刊出的，截稿期是1940年1月15日，所以此文应该写于1939年的年底。《霸王别姬》是两年以前写的，这两年里，张爱玲一定不时打磨着她的那支笔。这一出手真是金声玉振、不同凡响。这里再见不到“新文艺腔”的痕迹，虽是一样喜好雕琢字句、一样爱用华美的字眼，然而遣词行文已然又是一番手眼，别是一个境界了。因为是征文，因为张爱玲善度人意，我们当然多少应该考虑其中“遵命”的成分（“新文艺腔”或说书体在《西风》多半是要碰壁的），但是《天才梦》亮丽的色调、尖新奇警的设喻、清新脱俗的文风，在在流露出张爱玲过人的禀赋、早熟的聪慧，绝非寻常“杂志文”所能拘囿——那只能出自张爱玲的手笔。
征文规定了那是“夫子自道”式的文章。《天才梦》起首便写道：“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怪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怪”和“才”，恰恰是张迷谈论张爱玲时断断不肯放过的两点。接下来的文字都用来发展这个主题，一半演绎她的“才”：她三岁即会背诵唐诗，七岁写她的第一部小说，她对色彩、音符、字眼的敏感；一半演绎她的“怪”：她不谙女红，她怕见客，她不懂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常识，总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这里举出的一些细节我们还将在《童言无忌》、《私语》一类自传性的散文中读到，眼下则是取了断然的排比对照方式，告白、预言的成分大于“私语”。
假如前面的文字才华高些的人都能写得出，那么文末的一段则非张爱玲莫属。她辩称她虽不谙俗务，不会做人，却不是不懂生活。“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最后一句结得峭拔突兀，是人所共知的警句。爬满了蚤子的华美的袍这一意象自有一种艳丽颓废的美，用来比喻生命，而又出自一个十八岁的少女之口，令人不由更要对张爱玲的才与怪啧啧称奇。张爱玲的喜好炼字炼句到此也成了正果——她的文字终于捉住了她敏锐的感受。
在《天才梦》中，日后张爱玲散文中交叠互见的两个方面也已经显山露水：一方面是机智俏皮，一方面是隐隐的悲哀。文章的前面部分一直保持着轻松的调子，作者挂了会心的微笑叙说她幼时一本正经的做作，诙谐地调侃揶揄她的“天才”、她的可笑的自信心。可是渐渐地调子低下去，说到她等于废物，说到她的愚笨，仿佛真的便有些烦恼，就好像局外人慢慢走入了局中，到了结尾处，竟是不由得悲从中来。
但是，烦恼虽如同蚤子挥之不去，写作却是令人愉快的，造出了那样的佳句，她一定得意非凡，一开始她也一定在急切地等待着结果。等待却是漫长的，等到征文揭晓，她已在大学里发奋攻书了。
1940年4月号的《西风》上登出了征文获奖者的名单，六百八十五名应征者中有十三人得奖，照启事的规定，得奖者应是十人，因投稿踊跃，难以割舍，组织者又增设了三个名誉奖，张爱玲叨陪末座，得了名誉奖的第三名。同年的8月号上，《天才梦》与另一篇获第二名的文章一同登了出来。
任何评奖终不免是综合平衡的结果，《天才梦》在杂志文里是奇文，亦可说是偏锋文章，得不到头奖也是意料中事。令张爱玲高兴之余感到遗憾的还不是前几名获奖文章与《天才梦》相比实在平平，而是在刊出之前她不得不忍痛割爱，对她的文章大加删削：征文启事原本限的字数是五千字，但是结果公布之后却没有一概全文照登，名誉奖带安慰性质，自然被打入另册，《天才梦》压缩到了两千字。
几十年后张爱玲提起此事犹有不平，因为压缩影响了它的“内容与可信性”，而第一名或者是全文照登，就长出了许多。那篇文章是《断了的琴弦——我的亡妻》，一篇悼亡之作，内容、文笔俱是平平。
《天才梦》的获奖照理应激发张爱玲的创作欲，再接再厉地不断写出新作，可是此时她已在大学读书，正做着留英深造的美梦，无暇分心于写作，直到三年后自香港归来，她才开始重温她的“天才梦”。《天才梦》遂成为她的少作的压卷之作，而当她重新拿起笔时，她已经少了一些苦恼和困惑，多了几分自信，我们看到的将不是梦，而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