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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

孙中山先生曾引一句外国成语:“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不知那一种是真的”。其实“自由主义”也可以有种种说法,人人都可以说他的说法是真的,今天我说的“自由主义”,当然只是我的看法,请大家指教。

自由主义最浅显的意思是强调的尊重自由,现在有些人否认自由的价值。同时又自称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里没有自由,那就好像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总有点叫不顺口罢!据我的拙见,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是:“由于自己”,就是不由于外力,是“自己作主”。在欧洲文字里,“自由”含有“解放”之意,是从外力裁制之下解放出来,才能“自己作主”。在中国古代思想里,“自由”就等于自然,“自然”是“自己如此”,“自由”是“由于自己”,都有不由于外力拘束的意思。陶渊明的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里“自然”二字可以说是完全同“自由”一样。王安石的诗:“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这就是说,这片瓦的行动是被风吹动的,不是由于自己的力量。中国古人太看重“自由”,“自然”的“自”字,所以往往看轻外面的拘束力量,也许是故意看不起外面的压迫,故意回向自己内心去求安慰,求自由。这种回向自己求内心的自由,有几种方式,一种是隐遁的生活——逃避外力的压迫,一种是梦想神仙的生活——行动自由,变化自由——正如庄子说,列子御风而行,还是“有待”,“有待”还不是真自由,最高的生活是事人无待于外,道教的神仙,佛教的西天净土,都含有由自己内心去寻求最高的自由的意义。我们现在讲的“自由”,不是那种内心境界,我们现在说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

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受外力限制,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在思想方面就是思想自由,在著作出版方面,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些自由都不是天生的,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一些先进民族用长期的奋斗努力争出来的。

人类历史上那个自由主义大运动实在是一大串解放的努力。宗教信仰自由只是解除某个某个宗教威权的束缚,思想自由只是解除某派某派正统思想威权的束缚。在这些方面……在信仰与思想的方面,东方历史上也有很大胆的批评者与反抗者。从墨翟,杨朱,到桓谭,王充,从范缜,傅奕,韩愈,到李贽,颜元,李塨,都可以说是为信仰思想自由奋斗的东方豪杰之士,很可以同他们的许多西方同志齐名比美,我们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抬出“争自由”的大旗子来做宗教运动,思想运动,或政治运动,但中国思想史与社会政治史的每一个时代都可以说含有争取某种解放的意义。

我们的思想史的第一个开山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争取思想自由的意义。

古代思想的第一位大师老子,就是一位大胆批评政府的人。他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同时的邓析是批评政府而被杀的。另一位更伟大的人就是孔子,他也是一位偏向左的“中间派”,他对于当时的宗教与政治,都有大胆的批评,他的最大胆的思想是在教育方面:

有教无类:“类”是门类,是阶级民族,“有教无类”,是说:“有了教育,就没有阶级民族了。”

从老子孔子打开了自由思想的风气,二千多年的中国思想史,宗教史,时时有争自由的急先锋,有时还有牺牲生命的殉道者。孟子的政治思想可以说是全世界的自由主义的最早一个倡导者。孟子提出的“大丈夫”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是中国经典里自由主义的理想人物。在二千多年历史上,每到了宗教与思想走进了太黑暗的时代,总有大思想家起来奋斗,批评,改革。

汉朝的儒教太黑暗了,就有桓谭,王充,张衡起来,作大胆的批评。后来佛教势力太大了,就有齐梁之间的范缜,唐朝初年的傅奕,唐朝后期的韩愈出来,大胆的批评佛教,攻击那在当时气焰熏天的佛教。大家都还记得韩愈攻击佛教的结果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佛教衰落之后,在理学极盛时代,也曾有多少次批评正统思想或反抗正统思想的运动。王阳明的运动就是反抗朱子的正统思想的。李卓吾是为了反抗一切正宗而被拘捕下狱,他在监狱里自杀的,他死在北京,葬在通州,这个七十六岁的殉道者的坟墓,至今存在,他的书经过多少次禁止,但至今还是很流行的。北方的颜李学派,也是反对正统的程朱思想的,当时,这个了不得的学派很受正统思想的压迫,甚至于不能公开的传授。这三百年的汉学运动,也是一种争取宗教自由思想自由的运动。汉学是抬出汉朝的书做招牌,来掩护一个批评宋学的大运动。这就等于欧洲人抬出圣经来反对教会的权威。

但是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是强调的拥护民主。一个国家的统治权必须放在多数人民手里,近代民主政治制度是安格罗撒克逊民族的贡献居多,代议制度是英国人的贡献,成文而可以修改的宪法是英美人的创制,无记名投票是澳洲人的发明,这就是政治的自由主义应该包含的意义。我们古代也曾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主思想。我们也曾在二千年前就废除了封建制度,做到了大一统的国家,在这个大一统的帝国里,我们也曾建立一种全世界最久的文官考试制度,使全国才智之士有参加政府的平等制度。但,我们始终没有法可以解决君主专制的问题,始终没有建立一个制度来限制君主的专制大权,世界只有安格罗撒克逊民族在七百年中逐渐发展出好几种民主政治的方式与制度,这些制度可以用在小国,也可以用在大国。(1)代议政治,起源很早,但史家指1295年为正式起始。(2)成文宪,最早的1215年的大宪章,近代的是美国宪法(1789)。(3)无记名投票是1856年South Arsthlia最早采用的。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向来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被压的人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却渐渐养成了一种容忍异己的度量与风气。因为政权是多数人民授予的,在朝执政权的党一旦失去了多数人民的支持,就成了在野党了,所以执政权的人都得准备下台时坐冷板凳的生活,而个个少数党都有逐渐变成多数党的可能。甚至于极少数人的信仰与主张,“好像一粒芥子,在各种种子里是顶小的,等到他生长起来,却比各种菜蔬都大,竟成了小树,空中的飞鸟可以来停在他的枝上。”人们能这样想,就不能不存容忍别人的态度了,就不能不尊重少数人的基本自由了。在近代民主国家里,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久已成了当然的政治作风,这是近代自由主义里最可爱慕而又最基本的一个方面。我做驻美大使的时期,有一天我到费城去看我的一个史学老师白尔教授,他平生最注意人类争自由的历史,这时候他已八十岁了。他对我说:“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这句话我至今不忘记,为什么容忍比自由还更要紧呢?因为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至少在现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多数人若不能容忍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少数人当然不会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过来说,少数人也得容忍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因为少数人要时常怀着“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教方罢休”的心理,多数人也就不能不行“斩草除根”的算计了。最后我要指出,现代的自由主义,还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

和平改革有两个意义,第一就是和平的转移政权,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做具体改革,一点一滴的求进步。容忍反对党。尊重少数人权利,正是和平的政治社会改革的唯一基础。反对党的对立,第一是为政府树立最严格的批评监督机关,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选择的机会,使国家可以用法定的和平方式来转移政权,严格的批评监督,和平的改换政权,都是现代民主国家做到和平革新的大路。近代最重大的政治变迁,莫过于英国工党的执掌政权,英国工党在五十多年前,只能选择出十几个议员,三十年后,工党两次执政,但还站不长久,到了战争胜利之年(1945),工党得到了绝对多数的选举票,故这次工党的政权,是巩固的,在五年之内,谁都不能推翻他们,他们可以放手改革英国的工商业,可以放手改革英国的经济制度,这样重大的变化,——从资本主义的英国变到社会主义的英国,——不用流一滴血,不用武装革命,只靠一张无记名的选举票,这种和平的革命基础,只是那容忍反对党的雅量,只是那保障少数人自由权利的政治制度,顶顶小的芥子不曾受摧残,在五十年后居然变成大树了。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有解除束缚的作用,故有时不能避免流血的革命,但自由主义的运动,在最近百年中最大成绩。例如英国自从1832年以来的政治革新,直到今日的工党政府,都是不流血的和平革新,所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自由主义竟成了“和平改革主义”的别名,有些人反对自由主义,说它是“不革命主义”,也正是如此。我们承认现代的自由主义正应该有“和平改革”的含义,因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国家里,自由与容忍铺下了和平改革的大路,自由主义者也就不觉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这最后一点,有许多没有忍耐心的年青人也许听了不满意,他们要“彻底改革”,不要那一点一滴的立法,他们要暴力革命,不要和平演进。我要很诚恳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的人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

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 9asYFZBo8cdH2WBk6yJ2d7TVfne5825fHstGgMM6WsdGAUCRnzuNYdXf0I/cBXV2



新闻独立与言论自由

主席,各位同人:

刚才程沧波先生说我也算是一个编辑人,我的确是编过好几个报,只是没有编过日报。有一个时候,我几乎做程沧波先生的前任。上海有个大报,要我去做编辑人,那时我考虑结果,我不敢做,因为日报的工作太苦,我的生活不规则,担任不了。除日报以外,我曾编过三个周报,编过两个月报,周报最早的是《每周评论》,但最初并不是我编起来的,而是陈独秀这班朋友编的。不过在民国八年陈独秀先生被拘捕,那时没有人负责,就由我接办了几期,直到被北京警察厅封掉为止。以后又办《努力周报》,办了七十五期,有一年半,到曹锟贿选时期,我们自己宣告停止。以后的《独立评论》是三个人负责,大部分是我编的,编了五年,出了二百五十期。因为这个资格,所以我在美国做外交官的时候,美国有个新闻记者名誉协会,叫我“正在工作中的新闻记者”,并送我一个金质钥匙,因为我正在做外交官。假如我知道今天会有这样一个盛会,一定会把那个金质钥匙带来给大家看看,因为有这个资格,所以刚才我敢称大家为同人。

在参加今天这个盛会以前,我决没有想到大家要请我来说话,以为只是请我来吃饭的。到了门口才看到是讲演会,所以今天我一点没有准备,在餐桌上就请程沧波先生和曾虚白先生给我题目,他们都很客气,可是刚才主席说的话等于给了我一个范围。可是这个题目太大了,言论自由的确是个大题目。

前天在《自由中国》杂志三周年纪念的茶会上我也稍微说了几句,我说言论自由同一切自由一样,都是要各人自己去争取的。言论自由并不因为法律上有规定,或者宪法上有这一条文,就可以得来,就是有规定也是没有用的。言论自由都是自己争取来的。我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几天与朋友们也讲过,无论世界任何国家,就是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当政的人以为他是替国家做事,替人民做事,他们总是讨厌人家批评的。美国当然是很尊重自由的,绝对没有限制言论自由,但是诸位还记得的吧,前两年在华盛顿,有一个《华盛顿邮报》的戏剧音乐批评家,批评总统的小姐唱歌唱的不好,杜鲁门先生就生气了。第二天自己写了一封信送给这个音乐评论专栏记者,连他的秘书也不知道,骂他,并且说,你要再这样批评,我就要打你。这件事也曾轰传一时,成为笑谈。故事开始时,我们明白,杜鲁门总统对于人家批评他的政治,已经养成容忍的习惯,不能发脾气。批评他的行为,批评他的政策,批评他的政治,他尽管不高兴,但是没有法子干涉。不过到了人家批评他小姐的唱歌好不好时,他觉得做爸爸的忍不住了,就出出气,用粗鄙的语句说要打人家。可是他的信写出以后,得到社会上很不好的反应,我可以相信,杜鲁门先生决不会写第二次这样的信。因为他的小姐唱歌好不好,别人有批评的自由,可是他写信时并没有想到戏剧歌曲家批评唱歌好不好,这也是言论自由。而且言论自由是社会的风气,大家觉得发表言论,批评政府是当然的事,久而久之,政府当局也会养成习惯,所以言论自由是要争取的。要把自由看做空气一样的不可少。不但可以批评政治,不但有批评政策的自由,还可以批评人民的代表,批评国会,批评法院,甚至于批评总统小姐唱歌唱的好不好,这都是言论自由。人人去做,人人去行,这样就把风气养成了。所以我说言论自由是大家去争取来的。这样好像是不负责任的答复,但是我想不出比这更圆满的答案。

在自由企业发达的国家,尤其像美国,他们的报纸是不靠政府津贴的。所用的纸,都是在公开市场上买的。他的收入完全靠广告。因为在自由企业发达的国家,商业竞争剧烈,无论有了那一样新的产品,大家互相竞争,所以花在广告上的钱往往不下于制造的费用。这是报纸经费最大的来源。杂志也是这样,这些条件我们都缺乏。在美国就没有一个报纸可以说是国家的。政府决不办报纸。有党籍的人办报也不是以党的资格来办。譬如有许多报纸,在选举期间,在候选人出来之前就有一种表示,有些表示的早,有些较晚,当初共和党人的报纸占大多数,然而二十年来共和党并不能当政。共和党人都是有钱的大资产阶级;民主党向来是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的党。照党的背景看来,报纸老板共和党的人特别多,应该是共和党永远当政。但是社会并不因为共和党报纸多而影响选举。英国也是一样,有一个时期,工党只有一个报,销路很小,叫做《H.R.报》,后来销路增加,那时自由党有无数报社,然而工党已经当政了两次。这就说明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报算是政府的,他们是独立的,能够自立的。这与我们有很大的区别。像我们现在的困难状况之下,纸的来源要政府配给,一部分材料也得要政府帮忙,至于广告,在我们工业不发达的国家等于没有。所以广告的收入不算重要。尤其在这个困难时期,主要的报纸都是政府报,或是党的报纸,因为是政府的报、党的报,言论自由当然就比较有限制,我个人的看法,感觉到胜利之后,政府把上海几个私家报纸都收归政府办、党办,至少党或政府的股东占多数,这个政策我想是不对的。应该多容许私营的报纸存在,而且应该扶助,鼓励私家报纸,让它发展,这也是养成言论自由的一个方向。政府要靠政策行为博取舆论的支援,而不靠控制来获取人民的支持。我觉得这是言论自由里面一个重要问题,值得大家考虑的。

关于材料,包括纸、原料的配给,在现在艰难的时期,我觉得应该养成一种习惯,由编辑人协会,报业公会,外勤记者联谊会等团体,参加支配报纸。因为言论自由不应该受这种不能避免的物资的影响,这是值得讨论的,不过要想在这困难时候做到完全自由独立,确是很难。

回想我们办《独立评论》时,真是独立。那时销路很广,销到一万三千份。我们是十二个朋友组织一个小团体,预备办报,在几个月之前,开始捐款,按各人的固定收入百分之五捐款,这是指固定收入而言,临时的收入不计算,几个月收了四千多元,就拿来办报。我们工作的人不拿一个津贴,也没有一个广告,因为那时广告要找国家银行或国营机关去要,那么就等于接受了政府的津贴,等于贿赂,所以五年之中,我们除了登书刊的广告之外,没有收入。我们发表的文章有四千篇,没有出一个稿费,因为那时我们这班人确是以公平的态度为国家说话,为人民说话,所以我们即使不给稿费,人家也把最好的稿子送来。最初我们的稿件百分之九十是自己写的,后来外稿逐渐增加,变成自己的稿只有百分之四十五,外稿占百分之五十五,甚至有许多好的文章先送到我们这里来,如果我们不登,再转投其他有稿费的刊物去发表。在民国三十五年回国的时候,许多朋友说:“胡先生,我们再来办个《独立评论》”,但是那时排字工人的工资比稿费还要高,我拿不出这些费用,非政府帮忙不可,而且人人都要稿费,我也拿不起,若是我办杂志而要求人的话,我就不办了。这并不是责备任何人,而是事实。这就表示在自由企业不发达的国家,又在这种局面之下,当然有许多方面不容易有完全独立或完全自由的言论。不过无论如何,自由的风气总应该养成。就是政府应该尊重舆论,我说这话是一个事实,大家应该谅解。我觉得,不要以为自己党来办报、政府来办报,就可以得到舆论的支持,没有这回事的。这种地方,应该开放,越开放越可以养成新闻独立,越可以养成言论自由,而政府也就可以得到舆论的支援。至于支配纸张材料的机关,应该由有关的团体参加,政府不要以配给政策影响言论的自由。

有人说只有胡适之有言论自由,这话不是这样说的。从前我们办《努力周报》,正在北洋军阀时代;办《每周评论》是民国八年,也是军阀时代;办《新月》杂志是国民革命后的头两年,后来办《独立评论》,完全是国民党当政时候,是在九一八事件发生以后的几个月,我们受了“九一八”的刺激才办的,一直办了五年,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出最后的一期,二十八日北平就丢了。在这个时期,人家就曾说过胡适之才有言论自由,其实不然。我承办的头一个报就是被北平警察厅关闭的。第二个在曹锟贿选时代,当时的局面使我们不能说话,所以就自己将它取消了。后来的《新月》杂志也曾有一次被政府没收,《独立评论》也曾被停止邮寄,经过我打电报抗议以后才恢复的。当宋哲元在北方的时候,那时是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我新从国外归来,一到上海就看见报纸上说“北平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把《独立评论》封了”。这是因为我12月1日到了上海,所以就给我一个下马威。那时我也抗议,结果三个月后又恢复出版,所以我并没有完全失掉言论自由。为什么那时我们的报还有一点言论自由呢?因为我们天天在那里闹的。假使说胡适之在二十年当中比较有言论自由,并没有秘诀,还是我自己去争取得来的。

争取言论自由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得到政府的谅解,得到各地方政府的谅解。政府当然不愿意你批评,但要得到政府谅解,必须平时不发不负责的言论。比方中日问题,我们的确对于政府有一百分的谅解,在报上不说煽动的话,即使有意见或有建议,只见之于私人的通信,而不公开发表。在那时,我们曾提出一个平实的态度,就是公正而实际,说老实话,说公平话,不发不负责的高论,是善意的。久而久之,可以使政府养成容忍批评的态度。

人家说,自由中国言论自由不多,不过我看到几个杂志是比较有言论自由的,譬如杜衡之先生办的《明天杂志》,臧启芳先生办的《反攻杂志》,我觉得他们常有严厉的批评。《反攻》上的文章对于读经,有赞成的,有反对的,这个也是言论自由。我还看见几个与党有关系的杂志,对于读经问题,批评的也很严厉。《明天杂志》对于政治的批评也颇有自由,这都是好的现象。只要大家能平实,以善意的态度来批评,是可以争取言论自由的。况且我想政府也需要大家的帮助,只要大家都说公平的话,负责任的话。今天我因为没有准备;讲的很草率,请大家原谅。 9asYFZBo8cdH2WBk6yJ2d7TVfne5825fHstGgMM6WsdGAUCRnzuNYdXf0I/cBXV2



为学生运动进一言

我在十五年前,曾提出一条历史的公式:

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

这条公式是“古今中外”都可以适用的。从东汉北宋的太学生干涉政治,直到近年的“公车上书”,留学生组织革命党,五四运动,民十三以后的国民革命,共产党运动等等,这都是“古今一例”的。从中国两千年的学生干政,到欧洲各国最近三百年中的种种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到眼前全世界的各种学生干政运动,也都是“中外一理”的。

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中年老年的人,壮气早消磨了,世故深了,又往往有身家之累,所以都容易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肯轻易参加各种带有危险性的政治活动。只有少年学生的感情是容易冲动的,胆子是大的;他们没有家室之累,理智也不曾完全压倒情绪,所以他们一受了义愤的鼓动,往往能冒大险,做出大牺牲,不肯瞻前顾后,也不能迟徊犹豫。古今中外,同是一样的。

懂得了这一条很浅近的历史公例,我们就应该明白,这几年中国国难之下青年学生的沉寂只是一种变态,而不是常轨。这沉寂的原因,一部分固然是自身能力脆薄的觉悟,一部分还是政治势力的压抑。绝大多数学生确然觉悟了这回国难的空前严重性,觉悟了口号标语游行示威的绝对无力,所以他们决心向图书馆实验室里去寻求他们将来报效国家的力量。然而这不是近年学生界沉寂的主因,因为这一类学生本来是沉寂的,他们压根儿就不是闹政治运动的材料,凡是干政运动总是少数“好事”“好动”的青年们鼓动起来的。而近年“特务机关”的密布,秘密告讦的盛行,往往使各地学校里的好事分子销声匿迹。此项政治活动的策动人物的被压抑,似是近年学生界沉寂的主要原因。

一个开明的政府应该努力做到使青年人心悦诚服的爱戴,而不应该滥用权力去摧残一切能纠正或监督政府的势力,在外患最严重压迫的关头,在一个汉奸遍地的时势,国家最需要的是不畏强御的舆论和不顾利害的民气。我们这个国家今日所缺少的,不是顺民,而是有力量的诤臣义士。因此,近年政府钳制独立舆论和压迫好动的青年的政策,我们都认为国家不幸的事。

我们试回头想想,在三四年前,我们还能自信,国家的军备不能作战时,我们还有经济的武器可以使用。如今呢?可怜我们只许谈经济的提携了!这一项经济的武器的失其效能,一半由于没有政府的后盾,一半也由于舆论和爱国青年的被钳伏。

今年五六月之间,华北受了压迫,报纸不登一条新闻,不发一句评论,全国青年睡在鼓里,无声无息的几乎丢了整个的华北!

独立的舆论,爱国的青年,都无声无息的时候,所谓“自治”运动却公然抬头露面了。这是必然的结果。偌大的地面早已成了“无人之境”,奸人们还不公然活动,更待何时!

所以12月9日北平各校的学生大请愿游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的一件最可喜的事。我们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况这些血气方刚的男女青年!

那一天下午三点多钟,我从王府井大街往北去,正碰着学生游行的队伍从东安门大街往南来,人数不算多,队伍不算整齐,但我们望见他们,真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了。

那一天的学生反对“自治”大请愿,虽然平津各报都不许记载,却是天下皆知的壮举。天下人从此可以说,至少有几千中国青年学生是明白表示不承认那所谓“自治”的傀儡丑戏的。

但是9日以后,各校学生忽然陆续有罢课的举动,这是我们认为很不幸的。

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在十几年前,学生为爱国事件罢课可以引起全国的同情。但是五四以后,罢课久已成了滥用的武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这是很浅显的事实,青年人岂可不知道?

罢课不但不能丝毫感动抗议的对象,并且决不能得着绝大多数好学的青年人的同情。所以这几天鼓动罢课的少数人全靠播弄一些无根的谣言来维持一种浮动的心理。城内各校传说清华大学死了一个女生;城外各校传说师范大学死了一个女生。其实都是毫无根据的谣言。这样的轻信,这样的盲动,是纯洁的青年学生界的耻辱。捏造这种谣言来维持他们的势力的人,是纯洁的青年运动的罪人。

我们爱护青年运动的人,不忍不向他们说几句忠告的话。第一,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目标。在这样的变态政治之下,赤手空拳的学生运动只能有一个目标,就是用抗议的喊声来监督或纠正政府的措施。他们的喊声是舆论,是民意的一种表现。用在适当的时机,这种抗议是有力量的,可以使爱好的政府改过迁善,可以使不爱好的政府有所畏惧。认清了这一点,他们就可以明白一切超过这种抗议作用的直接行动,都不是学生集团运动的目标。

第二,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而组织必须建筑在法治精神的基础之上。法治精神只是明定规律而严守他。一切选举必须依法,一切讨论必须使人人能表现其意见,一切决议必须合法。必须如此,然后团体的各个分子可以心悦诚服,用自由意志来参加团体的生活。这样的组织才有力量。一切少数人的把持操纵,一切浅薄的煽惑,至多只能欺人于一时,终不能维持长久,终不能积厚力量。

第三,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方法。他们都在受教育的时代,所以一切学生活动都应该含有教育自己训练自己的功用。这不是附带的作用,这是学生运动的方法本身。凡自由的发表意见,虚心的研究问题,独立的评判是非,严格的遵守规则,勤苦的锻炼身体,牺牲的维护公众利益,这都是有教育价值与训练功用的。此外,凡盲从,轻信,武断,压迫少数,欺骗群众,假公济私,破坏法律,都不是受教育时代的青年人应该提倡的,所以都不是学生运动的方法。团体生活的单位究竟在于健全的个人人格。学生运动必须注意到培养能自由独立而又能奉公守法的个人人格。一群被人糊里糊涂牵着鼻子走的少年人,在学校时决不会有真力量,出了校门也只配做顺民,做奴隶,而已。

第四,青年学生要认清他们的时代。我们今日所遭的国难是空前的大难,现在的处境已够困难了,来日的困难还要千百倍于今日。在这个大难里,一切耸听的口号标语固然都是空虚无补,就是在适当时机的一声抗议至多也不过临时补漏救弊而已。青年学生的基本责任到底还在平时努力发展自己的知识与能力。社会的进步是一点一滴的进步,国家的力量也靠这个那个人的力量。只有拼命培养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是报国的真正准备工夫。 9asYFZBo8cdH2WBk6yJ2d7TVfne5825fHstGgMM6WsdGAUCRnzuNYdXf0I/cBX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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