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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父亲自己虽然失学，但他在我们儿辈的教育问题上是很费了一番苦心的。我们家里自己起了一个家塾，请了一位专馆先生。
先生姓沈名叫焕章，是一位廪生。他是犍为县的人，在我未出世之前便来我们家里主教，我们的大哥、我们的二哥（三伯父的儿子）都先后进了学了。因为这样的原故，先生是很有名望的。我们家里人尊敬他，乡里人也尊敬他。
我自己是四岁半发的蒙。我的发蒙是出于自己的要求。我为什么那样早的发生了读书的好奇心呢？这儿是有几个原故。
第一是我母亲教我念诗，这是很有趣味的一种游戏。最有挑拨性的是那首《翩翩少年郎》的诗句：
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
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
这对于儿童的好胜心真是一服绝好的兴奋剂。儿童的欲望并不甚奢。他要“骑马上学堂”，也不必一定要真正的马，只要有根竹竿便可以代替。骑起竹马，抱着书本上学，这是怎样得意的事情哟！要想实现这种情景，这是使我早想读书的一个重大的原因。
其次是我有能够听懂说善书的自信了。
我们乡下每每有讲《圣谕》的先生来讲些忠孝节义的善书。这些善书大抵都是我们民间的传说。叙述的体裁是由说白和唱口合成，很像弹词，但又不十分像弹词。这些东西假如有人肯把它们收集起来，加以整理和修饰，或者可以产生些现成的民间文学罢。
在街门口由三张方桌品字形搭成一座高台，台上点着香烛，供着一道“圣谕”的牌位。在下边的右手一张桌上放着一张靠椅，如果是两人合演的时候，便左右各放一张。
讲《圣谕》的先生到了宣讲的时候了，朝衣朝冠的向着“圣谕”牌磕四个响头，再立着拖长声音念出十条《圣谕》，然后再登上座位说起书来。说法是照本宣科，十分单纯的；凡是唱口的地方总要拖长声音唱，特别是悲哀的时候要带着哭声。有的参加些金钟和鱼筒、简板之类，以助腔调。
这种很单纯的说书在乡下人是很喜欢听的一种娱乐。他们立在圣谕台前要听三两个钟头。讲得好的可以把人的眼泪讲得出来。乡下人的眼泪本来是很容易出来的，只要你在悲哀的地方把声音拖得长些，多加得几个悲哀的嗝顿。
在我未发蒙以前，我已经能够听得懂这种讲《圣谕》先生的善书了。
我在未发蒙以前，记性也好像不很坏。比我长四五岁的次兄（我们依着大排行叫他是五哥），在家塾的先生回家去了的时候，每每要在灯下受父母的课读。读的当然不外是些《易经》、《书经》。那种就像符咒一样莫名其妙的文句从我次兄的口中念了出来，念来念去总是不能念熟。那种带睡的、无可奈何的声音真是扰人，真是就像蚊虫一样。我睡在床上或者在灯下游戏，听着他读得几遍，我倒可以成诵了。
这或者也是使我把读书看成一件容易事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原故，所以我在四岁半的时候便要求读书；我的父母也怕是看我也还聪明，便允许了我的。
那是一八九七年的春天，我父亲引我到家塾里去向沈先生拜了师，是用一对蜡、三炷香，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磕了几个响头的。我从此以后便穿了牛鼻了。——我们乡下人说发蒙叫“穿牛鼻”，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譬语。我想从前的儿童教育之痼没儿童性灵，恐怕比用麻绳穿坏牛儿的鼻中膈还要厉害些罢。
发蒙读的是《三字经》，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样很暧昧的哲学问题，撇头撇脑就搁在儿童的头上，你教他怎么能够懂？你教他怎么能够感觉趣味？我读不上三天便逃起学来，怎么也不愿意再上学。但已经是穿了鼻子，你便怎样反抗也没有办法了。这回是我父亲用强制手段把我抱进学堂里去的。别人都笑我是“逃学狗，逃学狗”，我那个时候真是无可如何了。
所谓“朴作教刑”，这是我们从古以来的教育方针，换句话说，要教育儿童就只有一个字，一个字，一个“打”字。——“不打不成人，打到做官人。”——读书是为要做官的。你要想做官，那就不能不挨打。你要想你的子弟做官，那就不能不叫人打。大约能打徒弟的先生在当年也就是很好的先生了。我们的沈先生是很有名望的，不消说他的教刑也很严。
他的刑具是一两分厚、三尺来往长的竹片。非正式的打法是隔着衣裳、隔着帽子的乱打；正式的打法是打掌心，打屁股。
这打屁股的刑罚真是再野蛮也没有了。小小的犯人要把板凳自己抬到“大诚至圣先师孔老二”的神位面前，自己恭而且敬地挽起衣裳，脱下裤裆，把两爿屁股露出来，让“大诚至圣先师孔老二”的化身拿起竹片来乱打。儿童的全身的皮肉是怎样地在那刑具之下战栗哟！儿童的廉耻心、自尊心，是怎样地被人蹂躏到没有丝毫的存在了哟！
削竹片的大抵是我们家里的用人，我们很不敢得罪他，差不多事事都要讨他的欢心。但是事实上我们用的刘老么他是很能体贴我们的。他为先生削竹片总是择选嫩的竹子，而且两头都是不当着节疤的。这样的竹片打起人来不大痛，又容易破。不过破了有一点不好处，就是打下去的时候，两个破片有时会挟着皮肉，特别疼痛。
还有不好处便是竹片容易破的时候，先生省得麻烦，便从学堂的篱栅上把细竹抽来打人。那可不得了！那是囫囵的，打得人非常疼痛。打一节，断一节。打在皮肉上的总是节头。
我发蒙不久便受了打掌心的刑罚。先生把我的右手打出了血来，那是被破了的竹片刺破了的。
事实上这种打掌心、打屁股的正式的打法比较起来还要好受些。因为受刑的人是有意识的，他的皮肉已经有接受竹片的准备。最难受的是那隔着帽子、隔着衣裳的乱打。隔着衣裳的打法在冬天不大适用，总是在夏天。这单薄的衣裳、单薄的便帽，怎么也抵不住那竹片的侵入，尤其是那编篱栅的细竹。
我最忘记不了的是那“铁盔”的故事。
那在发蒙以后怕已经有一两年了，先生是爱用细竹打人的时候。小小的一个头脑打得一面都是疱块，晚上睡的时候痛得不能就枕，便只好暗哭。母亲可怜起来，她寻出了一顶硬壳的旧帽子给我，里面是有四个毡耳的。
这顶帽子便是一个抵御刑具的“铁盔”了。先生打起来只是震空价的响，头皮一点也不痛。我的五哥便和我争起这顶帽子来。有一天在进学堂的途中他给我抢去了，我便号啕痛哭起来。这使先生发觉了那个秘密，他以后打我的脑壳时，要揭去帽子再打了。
就这样又打得一头都是疱块，晚上又不能就起枕来。我们母亲这回也没有办法了。
像这样的刑罚我们叫做“笋子炒肉”，先生骂我们的时候就说是“牛皮子在痒”——其实何尝是痒和搔痒的那样轻快的事体呢！
除这“笋子炒肉”的刑罚之外，我们还要受各种各样的刑罚：罚站，罚跪土地。
跪土地是跪在“大成至圣先师孔老二”的神位面前的。我们家塾里的土地是三合土，那真是硬得难受。单跪土地还不要紧，先生不高兴的时候还要把一条板凳来顶在你的头上，家里的板凳多半是楠木的，而且还有牙齿，那真是又重又痛。但这还不够的时候，先生还叫你顶水。在板凳的两端一头放一碗满满的水，这是要使你伸直大腿、伸直腰、伸直颈子，长跪着动也不准一动的。动了一下，水如昃了一珠，那可不得了，那又要惨受“笋子炒肉”的非刑了。
从前的做官的人就是这样打出来的，所以他们一做起官来便在百姓的头上报仇。他们的严刑峻法不消说是“青出于蓝”的了。当然，像我们这样超过了三十的人大都是受过这样的教育的，所以这种教育的应用我们也用不着太说远了，就在上海的所谓文明都市，就在我们自己的目前，不是还有铁锯分尸、钉板抓背、硫酸灌头、电流刺脑，各种各样新发明的花样吗？……
在家塾里所受过的非刑中，我自己觉得还有一种更残酷的便是“诗的刑罚”。这东西真把我苦够了。我在发蒙两三年之后，先生便要教我作对子。起初是两个字，渐渐做到五个字，又渐渐做到七个字以上。这已经是够受的刑罚。因为连说话都怕还不能说条畅的小孩子，那里会能了解什么虚实平仄，更那里能够了解什么音律对仗呢？但是做不出也还是要叫你做，做到后来，公然要做试帖诗
了。什么“赋得‘山雨欲来风满楼’得‘楼’字”、或是“赋得‘漠漠水田飞白鹭’得‘飞’字之类的诗题。你看，这是不是就和巫师画的神符一样呢？
假使是教育得法的时候，这样不自然的工作也未尝不可以叫小孩子做出。因为在温室的栽培里，一切的草木都可以早期的开花。但我们所受的不仅不是温室教育，尽可以说是冰窖教育。就是应时也怕开不出花来，那里还能早期呢？那种痛苦，回想起来都还犹有余痛。每三天一回的诗课，早饭过后把应读的书读了，便对着课本子瞑坐。翻来覆去地把前面改了的旧课拚命地观摩，想在油渣里面再榨点油出来。用陈了的老套头什么“二月风光好”、“三月风光好”、“四月风光好”之类，差不多把周年十二月都用完了，就是小孩子的自己也觉得难乎为情。起初是无聊的枯坐，后来渐渐变成焦躁的熬煎了。做不出来是不准你出去玩耍的。由上午坐到下午，由下午又坐到黑，仍然做不出来，那就只好逼得流眼泪了。
这就是所谓“诗刑”。这“诗刑”怕足足受了两三年的光景，这是怎样的一个有期徒刑呢？不过在为受这“诗刑”的准备上我也算得到过一点好处。
我们家塾的规矩，白日是读经，晚来是读诗。读诗不消说就是为的是做诗的准备了。我们读的是《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这些虽然是一样的不能全懂，但比较起什么《易经》、《书经》、《周礼》、《仪礼》等等，总要算有天渊的悬隔了。只有这一点，可以说是一日的家塾生活的安全瓣，但都还不能说是十分的安全。
关于读诗上有点奇怪的现象，比较易懂的《千家诗》给予我的铭感很浅，反而是比较高古的唐诗很给了我莫大的兴会。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韩退之的诗我不喜欢，文我也不喜欢，说到他的思想我更觉得浅薄。这或许是后来的感情也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