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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江
今年“九一八”十周年时，香港舆论界正在辩论“九一八”的责任。有人说这完全是由于张学良自已荒淫逸乐，不思抵抗，故罪在张学良。
我想这场公案，不难弄清。第一，张学良本人还活着，和““九一八”事件有直接关系的人，也不只张学良一人，只要政治稍为民主，言论稍为自由，我想不难水落石出。当然“九一八”以前，张学良那时的个人生活态度，是不能加以赞成。然而““九一八”"事件不抵抗主义的决定者是不是张学良，不一定就是同一件事情。
今天，最重要的是抗战现实利益，就是慢一点来清算“九一八”的责任，也是来得及的。我们的目光要放在现实的抗战利益上，东北失地怎样才能收复，如何准备大规模的反攻，才是今天的大问题。我们评价张学良，应当看他对于今后抗战是否可能有所贡献，对于收复东北失地是否有用处。如果有用处，就应当恢复他的自由，给他一定的任务。一定要把他定成“九一八”最后的罪人，一则不一定有效果，再则也不是忠于谋国者应有的态度。
不过，这里所牵涉到的对于国事的基本态度问题，确是一个根本问题。我对于这个问题开始有一点真切的了解，还是从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九一八”在南京发端。在这之前，我是完全隔离在实际政治的外边，终日在要人演说、训话、宣言、机关法规及一些所谓“学者”的大小著述与演讲之中打圈子，莫测高深地跟着一些大人物的名言谠论在转。“九一八”之前二三年间，我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地方政治改良主义者。我虽然和若干青年人一样不满意当时上层政治之设施，但是我却赞成了这样一种理论，认为中国政治之改造，只有从下层政治下手。这大概无外乎当时流行的乡村教育、农村行政、乡村调查、县政改革这一批理论和做法，这也就是现在被有些人认为改革中国政治的一大法宝的“新县制”的思想源流。这种理论不赞成谈什么革命，认为“打倒你，我来。”这样革来革去，也实在没有道理。于是这种理论主张到下层去切切实实地“干”。于是陶行知先生那时在南京附近的晓庄师范学校，河北省定县晏阳初先生的平教会，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的乔启明先生的农村调查等，都引起我无限的向往。为了研究改革地方政治的学说，我曾费相当时间去读讨论英美的地方行政组织的专书，虽然什么财务局、工务处、市议会这些枯燥无味的名词，一再减少我研究的兴趣，却未曾动摇我的信念。而且我非常看不起那时一似乎不务实际、说空话的同时代的朋友。
“到农村去！”以后有一个时期是“到边疆去！”那时像我这样的老实青年，有不少人相信这是我们青年真正的出路。一直到今天还有一位在那时同受过麻醉的朋友，真正是在西康从事开垦！不知他十年来开垦有何成绩？对国家有何贡献？整个国家毫无办法。十年来，中国差不多有一半国土暂时不能公开看见祖国的旌旗！他认为那时是难以想象的极西的地方，在雪山莽林的上空，今天也有了侵略者的踪迹！
“九一八”的消息到了南京，全国无例外地如受晴天霹雳，一般人民之悲愤可谓达到极点。我那时正在国民党最高政治干部训练机关——中央政治学校读书。那时“从政”的意味，还未十分鲜明。一般青年同学中，还有不少是满腔热血，有革命抱负的分子。但是沈阳的炮声，东北人民的惨痛，一点也没有引起这个学校当局的触动，一切课程仍照样进行。报上一行一行刺人心坎的报告，使每一个稍有热血的青年再也忍受不了。
虽然是在军事管理极端严格的学校中，学生本来绝对不得自由集会，然而在事变后一日，正在集合点名就寝的夜间，正义的吼声在群众中爆发出来了。
“诸位同学！东北这样广大的领土，这样多的人民，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送掉了！东北是在国民党掌握政权时被日本人拿去，我们国民党员应该负失地的责任！国民党当权时发生如此严重国难，说明国民党本身不健全。我们是国民党高级政治干部培养机关，我们担负改进国民党以救中国的责任。然而我们现在仍然受着平时教育，不能适应挽救国难的需要。我们应推举代表，召集全体同学大会，一面表示我们对东北事变的态度，一面与学校当局研究改革我们学校的方针。”
我不顾一切地站出行列，向全体同学慷慨激昂地发表上述的主张，全体同学用如雷的吼声表示赞成。第二天，各系的代表选出来了，全体同学大会也在群众一致行动之下召开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教职员中有不少人参加。经过几个沉痛的演说，全场哭作一团。当场大会决定全体同学出发去南京市区宣传，唤起民众，共救国难。
大会的决议，当局也不便公然反对。曾任南京汪记“工商部长”，现任伪“浙江主席”的梅思平，就是那时重要的当局者之一。他是该校行政系的主任，后来担任所谓政治改革重要措施的“实验县”的领导工作。地位上略等于北京政府时代的“京兆尹”的“江宁实验县”，他就是首任县长。
另一位更重要的当局者对我们四个比较有力的代表说：“你们好好地干！‘总司令’会知道你们！”又有一次他单独对我说：“你很有办法，‘总司令’很看重你！”然而我却从来没有听到他和我们真诚地讨论如何应付国难的问题。梅思平当时出了一个极卑鄙的办法，即表面上同情同学之爱国热情，赞成出外宣传，但以“下乡宣传”为条件，其规定来回路线，每队当日来回徒步路程约八九十里，少亦五六十里。如此，则南京市人口集中之区，不致受影响，乡间人口疏散，演讲宣传无大效力，且方言不便，讲亦不易接受。每日徒步跋涉，生活不安。梅之估计，不出三日，大多数同学必致疲劳不堪。待情绪稍衰，再另以控制，又可恢复过去读死书不问国事之常态。
果然，一切均如梅等计划安排，折磨了一群青年的热情。以后更严厉的管理，更繁重的功课，使大家完全没有关心民族危机的余地！
事实如此，我们几位看重民族利益的朋友，只好不顾环境如何，在东北事变继续扩大声中离开南京走上了我们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