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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
张季鸾
今日为“九一八”事变四周年之日，义应一言，以资警惕。其言曰：人类于其私人生活中，大抵皆有特殊之纪念日，尤以关于不幸事件者为不忘。尽凡死别生离之事，平时纵不省念，至其日则感慨系恋，不能自胜者，常人之情也。而倘有人焉，于叹逝伤别之外，更牵动身世问题；譬如家庭中落，沉沦逆境，举目惊心，感触今昔，是其所以纪念之者当尤挚焉。试以此喻国事，则此日之纪念“九一八”，大抵回顾过去之意义少，而感触现时之需要多。吾人根据此义，殊不屑亦不暇以感伤文字点缀成文，惟愿冷静地平庸地说明时势，解释问题，以供国人之记忆，而最后略致数语于日本国民焉。
（一)国人应记忆，自“九一八”掀起之巨大风波，迄至今日并未止息，或者过去四年间所遭逢者，倘只为风波之起点，而今后始渐接触其核心。简言之，此问题未尝告一段落也。自“九一八”迄今，国人曾犯种种之认识错误。自“九一八”当时起至锦州问题止，其间外交上料断之错误，为一般人其后所公认；然《塘沽协定》以后，又犯一大错误，其性质与初期之错误不同，而其为错误则同。盖自经协定休战之日，一部分人相信问题实际的告一段落，实则为又一新局之开始也。积四年之经验，证明重要一点：即凡强邻在华之重要步骤，凡其达到目的之日，皆即为新事态开始之日，而非纠纷结束之日。今夏之河北事件，为《塘沽协定》后之新的重耍步骤，其主张贯彻之日，国人未尝不解释为纠纷之告终，而实则为新幕之开始，此最近之例，不待详释矣。
（二)今日与“九一八”当时有一异点，即当年日本国策尚未确定，其国论亦未统一，军人亦半系乘势推演，非一一有几许步骤之完全预定，是以当时可以有外交，而中国失其机。今日局势则异是，盖日本之国论与实力皆已统一于军权指导之下，且已有一大系统国策之确定，其对华政策，乃由其退出国联废弃海约以后，根据对世界政策，并适应现时世界形势，相连而定。致其性质断非等常可谓外交方法所能牵动之者，虽其施行之际，亦固有一时之急缓显晦，而方针目的，则百变不离其宗者也。尤以近势观之，殊采急进之手段，大抵今后仍将尽可能地急进，故今后一切之推演，较过去四年间当系加速度为之也。
（三)然则其政策之全貌如何，粗浅笼统言之可分三层。第一，日本指导并守护下之东北现局，须中国承认；其意以为仅默认为未可，须中国自行放弃其四年在世界外交上之立场，换言之，即精神上自行认错，翻然改途，以分开承认之。第二，则为华北，现时先假定五省。此华北区域，须精神上事实上皆成一特殊区域。虽不必其形式上定脱离其中央政府，但实际上则须做到特殊状态，彼在此区域内，须有政治的经济的特殊地位，便与东北渐打成一片。同时当然须于内蒙有所设施。第三，此外中国全境，消极的须一致地不反对此种情形，所谓不反对者，非只取缔宣传，解消组织，须从思想上改起，至于教育问题颇加注意。积极的，则须得经济的自由发展，国际上则在共同防赤目标之下，欲中国一切追随。此外尚有二要义：一则望中国改变现行政制，一则不愿中国得欧美国家经济财政上之助力。惟须记忆者，以上为整个一套，不可分离，综合而言，全中国为其政策之对象，现时则特重华北也。
以上为现时形势之一斑也，兹将略论其事。忆“九·一八”后，一时国内曾盛行玉碎瓦全之论，实则就本质言，欲宁碎须先成其为玉；而就事实言，虽甘为瓦而苦仍不得全，此过去迄现在之情状也。中国出路根本在己身，即必须其国家组织、政治效率、经济力量、国民品性，能值得人敬重，方能得到敬重。国人自省，果何如哉。“九一八”者，乃积数十年怠惰、散漫、粗疏、腐败之原因而成，此四年来国难之增进，又系“九一八”后依然怠情、散漫、粗疏、腐败所使，今者问题之重大与真挚，又过于“九一八”当时者远甚。而形势分明，不容闪铄，此最近之未来，乃国家运命之所系，国人于此常知所勉矣。至于中日关系之将来，吾人就原则言，完全乐观，就现实言，则犹待努力。中日两国民将来定可提携共进，而现时尚隔一问，此中国国民所亟应自行努力者，何则？欲世界人俱尊重中国之统一独立自由，必须自己为统一独立自由夺斗。盖以皆应由自己挣扎得来，非他人所能赠与者。日本，世界一强国也，中国自省为何如国，在中国现势下而言提携，恐从美其名耳。吾人愿吾同胞一致注意者，不必萦心于日本政策步骤如何，宜问自已如何。我同胞所以自爱其国家者进步一分，则外交环境改良一分，此诚艰巨之事业，国人今日盖知之矣。吾人所愿寄语日本国民者，只简短数语，即中国人应认识日本之力量与需要。日本国民亦务应认识并同情中国必维护其国家之统一独立自由。中国所希望者，其实不过只如日本政治家近时常对欧美人所云之中国应自力更生，但求日本事实上行此标榜，为愿已足。中国人具有救国与睦邻之诚意，但望此二者能一致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