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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刚刚结束，美国同苏联之间的冷战就悄悄拉开了帷幕。当年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的两位盟友，这时已经成了世界两大阵营的老大。这种格局的形成，为中情局的生存和发展赢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当时罗斯福总统刚刚去世，新上台的杜鲁门总统解散了战略情报局，只是成立了一个过渡性的机构——中央情报组，其主要的任务就是解读苏联的局势。当时美国人对苏联在欧洲的意图并不了解，也没有了解苏联的渠道，除了收买一些临时性的特工之外，据说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靠读报纸。据中情局当年的一名资深情报分析家弗里兹·W. 埃马斯后来说，当年那些所谓绝密的情报，都是从苏联的公开报刊上得来的二手货。
有一次，他指着一份题为《苏军未来战争思考》的绝密档案说：“中情局当年的专家对苏军未来30年的作战模式与意图都进行了有模有样的分析。然而，我们现在才知道，这些报告与分析完全是在公开资料的基础上发挥出来的。他们完全是靠记者或者学者提供的资料，比如说苏联领导人开会的时候进入会场的秩序，《真理报》上苏联领导人的排名，以及苏军公开报道的大演习等。”
埃马斯并没有夸大其词。不要说在二战刚刚结束的年代，就是到了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中央情报局已经成立了几年，这种现状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当时有一份关于斯大林之死的情报是这样写的：我们无法确定斯大林是否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也不知道他是否死于谋杀，或者他就是如公开的报告所说的那样死去的……
这样的话，简直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自从1946年冷战开始后，欧洲大地上不断上演着“北约”与“华约”两大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谍报战。冷战初期，欧洲著名的“中欧心脏”柏林、布达佩斯和维也纳三大都会一直是谍影重重，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情报人员都在这里各显身手，进行着全方位的较量，从而使这三座城市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欧洲谍都”。
据西方情报机构的一份资料显示，冷战时期，活跃在维也纳的各国间谍人数最多时竟达2万人，维也纳因此成为冷战时欧洲最大的间谍之都。美丽的维也纳，成了美英特工的窃听天堂。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的特工们，就在这里联袂上演了一出成功的“白银行动”。
1949年，由英国军情六处牵头组织了一次代号为“白银”的秘密行动，成功窃听了苏联人的电话，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情报。军情六处先是在维也纳的郊区买了一栋房子开了一个花店，借装修花店的名义大兴土木，暗地里却动用工程兵组成的施工队重新整修了公路地面，大面积地铺设了结实的钢筋混凝土，并且从房子下面挖了60多米长的地道，一直延伸到苏军的通讯电缆下面，安装好窃听器材，接通了苏军司令部的电缆，用录音机将苏联人的通话录下来。这样，他们坐在地下室里就可以监听到维也纳苏军司令部与莫斯科所有的通话内容。
然而令英国情报人员哭笑不得的是，他们的心思并不在花店上，可是本为作掩护的花店的生意却特别的好，每天上门买花的人络绎不绝，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情报工作。原本以为经受了二战失败的维也纳人没有经济能力购买作为奢侈品的鲜花，何况花店只进一些名贵的、罕见的花类，然而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英国情报人员选择的那些珍贵的鲜花，才吸引了大量的顾客。英国人十分苦恼，不卖花肯定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但是如果卖花的话，秘密的地下挖掘和窃听行动就容易暴露。最后，英国人实在无可奈何，便找到一个理由停止销售那种名贵却畅销的鲜花。这个理由竟然是：鲜花的产地遭受罕见的虫灾，暂时没有货源。
当时英国人的确从中得到了大量的情报，并且花钱请了一位漂亮的女大学生来为他们传递情报。那位大学生的任务就是将情报带到一个固定的公园里，那里会有一个英国军官在等待着她。可是由于这个女大学生长得太漂亮，有一次在公园里同那个英国军官接头，那个军官化装成了一个脏兮兮的乞丐，结果让一个警察误认为是乞丐在调戏美人，就把那个“乞丐”带到了警察局。后来还是通过秘密情报局向奥地利政府施加压力，才把那个军官放了出来。
在英国人的启发下，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开始了行动。1951年，中情局驻维也纳情报站获得了一份维也纳苏军司令部的地下电缆网络图。他们立即从华盛顿总部请来了电讯专家卡尔·纳尔森，对维也纳地下设施图和其他市政建设的资料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从这张电缆网络图纸中找到了一条维也纳苏军司令部通往莫斯科的通信线路。于是他们就同英国特工联手，利用这张网络图扩展“白银行动”，在维也纳建立多条窃听专线，大大提高了窃听的效率。
通用“白银行动”，中情局不仅全面了解了奥地利苏军占领区的军事布防情况，同时还了解了苏联当局其他各方面的信息和外交政策。例如，1948年由于南斯拉夫和苏联一向关系不和，加上铁托不甘受制于苏联，两国关系破裂，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开除出苏联领导的共产党情报局，使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都为如何制定对南斯拉夫的新政策而举棋不定。多数外交家认为，铁托是共产党，他与斯大林分道扬镳是想迷惑西方国家。但是，后来中情局也是通过从维也纳情报站窃听到的信息，证实了铁托与斯大林分裂的真相。他们知道苏联当时并不打算向巴尔干半岛扩张，也并不想马上逼迫南斯拉夫就范。这一情报的获得，让美国人很快就决定了对南斯拉夫的态度。当时正是朝鲜战争时期，于是美国政府就放心地从欧洲抽调了大量的兵力，投入到朝鲜战场。
“白银行动”的成功让中情局第一次尝到了甜头，也获得了经验，于是他们马上决定在柏林如法炮制。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去，当年不可一世的德国被分裂成了东德和西德两个国家，首都柏林也被一分为二，柏林和维也纳一样，也成了冷战时期的另一种战场。各国的谍报人员云集柏林，一场“暗战”又风生水起。苏联和美国的间谍部门就在柏林摆开了战场。
当时，罗斯科·亨利·希伦科特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此人足智多谋，是一位间谍老手，他认为柏林是东、西方的结合点，是从事间谍活动的最理想地点，他以一种谍报人员的敏锐看到了一种新的战机。于是决定把柏林当成维也纳，再来一次窃听行动。希伦科特认为，优质的情报比黄金还有价值，所以他就把将要开展的窃听行动命名为“黄金行动”。
1954年，杜勒斯收到由潜伏在东德的3名间谍传来的情报：在东柏林近郊的格林尼克村有一条地下电缆，可以容纳432条电话线路，其接头离西柏林近郊的鲁多夫村很近。于是，杜勒斯就命令美国特工也在地下开凿一条长约1476英尺、直径为78英寸的隧道直通东柏林地下，拦截在卡尔斯霍斯特的苏联空军司令部与柏林连接的陆上通讯线。他们选择在西柏林南郊的阿尔特格里尼克钻孔打洞。因为该地区大部分是低矮的棚屋和板房，是来自民主德国的难民用旧材料和破砖瓦搭建而成的，在这里钻孔打洞，完全可以避人耳目。
但是，要想找到这条直径只有2英寸的电缆线很不容易。为了能找到精确的挖掘点，中情局派出特工人员假装在东、西柏林交界处打棒球，故意将棒球远远地打到东德管辖的区域。然而他们的这种伎俩却被友好的东德卫兵破坏了，他们见球过来，便把球抛回西区。无奈之下，中情局又只好让两名特工伪装成美国大兵，驱车前往东柏林执行任务。他们在预定地点停车假装换车胎，冒险将两个小型无线电发射装置放在选定位置上，这才确定了隧道挖掘的精确位置。
另外，在窃听技术方面，美国人也遇到了难题。当时苏军对西方间谍已相当警觉，将领级的官员通电话必须按规定加密干扰声音。不过，中情局通信专家经长期研究发现，声音受干扰的一瞬间，原声仍留在电话线上，如能运用特殊技术截收原声，就可清晰听到通话内容。中情局决定继续同英国秘密情报局合作。中央情报局自己做的工作首先是选择场地，使隧道的位置正好处在苏联人的电缆线下面；然后录下所有收集到的电讯信号，最后把所有电讯材料送到华盛顿处理。英国同行的任务是建造通讯管道，在苏联的电缆线上搭线，将有用的信号输送到隧道顶端的窃听室录音；帮助在现场再建立一个处理录音材料的工作室。为了确保隧道的挖掘工作万无一失，分工后双方分别做了试验和研究。
“黄金行动”一切准备就绪后，窃听隧道于1954年8月正式开始挖掘。可想而知，这个工程将是多么的复杂和艰难。它要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位置很危险。这条隧道要从西柏林南郊的阿尔特格里尼克开始，穿过勃兰登堡，再延伸到东柏林阿尔特—格林尼克区的公墓，直通索恩法尔德公路地下。由于苏军和东德边防军日夜在地面巡逻，要挖的隧道正好处在苏联和民主德国巡逻队的脚下，一不小心就会被发现；挖掘时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声响，也必然会引起敌人的注意；挖隧道会带来大量的泥土和沙石，如果敌人发现凭空多出这么多的土石必然会起疑心；在挖掘时和挖掘后，隧道里都需要大量的空气，否则隧道里会使人窒息，因此需要有相当数量的排风扇；还有，电子仪器工作时热量不能传到地面……
面临着这么多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杜勒斯认为只有一个人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他就是比尔·哈维。比尔·哈维是中情局的高级特工，又与苏联间谍打了多年交道，所以隧道的施工就由他负责全面指挥，具体的挖掘工作由美国工兵承担。
谁知挖掘工作一开始就进行得十分困难。先是遇到了地下水，接着又在另一处碰上了奇臭无比的化粪池排放区，美国工兵只好头戴防毒面具，身穿防水服工作。
为了解决多出来的泥土等问题，比尔·哈维想出了声东击西的一招。为了迷惑苏联人，他命令工兵部队先在两德交界处修建一个地下大仓库，而这个大仓库就是为了吞掉挖隧道所产生的几千吨泥土。从表面上看，从这个大仓库里进进出出的是装有电子仪器和泥土的车辆，会被人误认为这里将要建造一个无线电雷达拦截站。而当时建立无线电拦截站是十分平常的事情，苏联并不会对其产生疑虑。他们把掘出来的土先放进雷达站的地下室，然后装进一只只大木箱，木箱外面再贴上各种标签，趁黑夜用卡车偷运出去。当时苏联间谍也曾对此产生过怀疑，但当他们得知是建仓库和雷达站时，也就不再在这方面浪费时间和精力了。
经过半年的挖掘，隧道最终于1955年2月竣工，其中有一段直通索恩法尔德公路下面，竟然接通了苏军总部的通信电缆！这条地下隧道长2500米，直径2米，隧道的四壁全用厚铁板镶接而成，铁板表面贴有隔音材料。隧道里装有空调设备来调节温度和湿度，用水泵来排除渗出的地下水。隧道的主体工程是窃听室，窃听室里设有交换台和432个扩音器。这些扩音器又都和东柏林的那条地下电缆中的电话线路对应。此外，还有一套精密的窃听和录音装置。窃听线路用厚厚的铅皮包着，穿过一层木头隔板、一条陡直的甬道和两重结实的铁门，最后接到东柏林的电缆接头上。这样就能听到“铁幕”那边电话的声音了。这些电话的声音经过扩音器扩大音量后，输送到隧道上面的雷达站。在雷达站里设有432台磁带录音机，它们能把窃听到的所有电话声音都录下来。
为了解决潮湿空气影响电子设备正常工作的问题，比尔·哈维将隧道与其毗邻的窃听室进行隔绝，使窃听室成了近乎封闭的独立小屋，并在窃听室外面15码处，安装了一扇钢筋混凝土的坚固大门，门上用德语和俄语写着：“军事重地，禁止入内！”安装这扇门是有道理的，中央情报局估计到这条秘密隧道迟早会暴露，一旦被发现，有人沿着隧道查到门前时，便无法继续向前，窃听室的人就可以利用这点时间进行必要的准备。
这就是间谍史上著名的“柏林隧道”。隧道修成后，中情局就可以极其方便而又准确地窃听到东柏林和莫斯科之间往来的电话了。利用这个布满窃听器的隧道，中情局每天可以录制800盘录音磁带，打印至少4000米长的文传打字带。每个星期，中情局把这些材料送回华盛顿处理，经过翻译后，供分析人员研究。大约50名精通俄语和德语的人员挤在一间只有25平方米的密室里从事翻译工作，而为了防止克格勃窃听，这栋房子周围用铁板裹得严严实实，而且没留窗户。人们给这个房间起个绰号叫“袜厂”。
1954年8月，柏林隧道开凿后不久，监听设备就开始试验截听苏军电话了。第一个重要信息于当年底被截获，是苏联军方传达克里姆林宫的指示，要求驻东德苏军保持良好纪律，不可破坏和谐气氛，配合政府同西德改善关系。分析人员根据这份情报做出判断：柏林战争状态有望结束。果然，1955年1月，苏联宣布与西德结束战争状态，9月13日双方正式建交。
在正式运作一年多的时间里，经由这条线缆的所有电话都被监听，每天都有大量的磁带和情报分析源源不断地送往华盛顿，而那些重要情报则由此流向中情局，中情局的良苦用心似乎终于得到了回报。他们凭借这条隧道掌握到苏联夸大在东德的驻军实力，根本不可能突然向西柏林发动进攻。同时，他们还获知，苏军在东德修筑了特殊的武器库，分析专家推测，苏联人可能会在东德部署原子弹。从秘密隧道传来的大量重要情报令中情局大喜过望。
然而好景不长，中情局很快就发现他们再也听不到有价值的情报了。就连后来苏联出兵匈牙利那样重大的事件，竟然没有从隧道里获得一点消息。于是美国人开始产生了怀疑——难道苏联人已经发现了隧道的秘密？后来的事实证明，克格勃并不是吃干饭的。
原来，早在隧道还未动工之前，有一个间谍就已经把这项绝密计划的相关文件泄露给克格勃了。他就是世界情报史上有“间谍王子”之称的乔治·布莱克。
乔治·布莱克原姓贝哈，于1922年11月11日生于荷兰鹿特丹。父亲是英籍土耳其人，母亲是荷兰贵族后裔。乔治·布莱克在还是孩子的时候便失去了父亲，同他的叔叔，后来成为埃及共产党领导人的亨利·库里尔朝夕相处了几年，受到了早期共产主义教育。在英国，他开始了情报工作，从事密电码的截收和破译，后来被外交部录用。朝鲜战争期间，乔治·布莱克成为朝鲜人民军的阶下囚，并秘密被克格勃招募。
回到英国后，乔治·布莱克继续为英国秘密情报局工作。他利用这个机会，向克格勃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而且将英国秘密情报局隐藏在苏联内部的特工名单交给了苏联人，让英国情报局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有42名英国间谍因此失去了生命。这一回又是他把柏林隧道的真相报告给了克格勃，向中情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开了一个大玩笑，让他们毫无颜面。
1956年4月22日，在东柏林郊外的索恩法尔德公路上，一小队苏联通信兵正在对地下通信电缆做例行的检查维修。一名年轻的士兵“突然发现”了一条包着厚铅皮的电线。于是他们顺着这条线路一直向一条陡直的甬道走去，很快就发现甬道前面是一条水平的隧道，在不远处，一扇钢筋混凝土的大门堵住了去路，门上用德文和俄文写着“军事重地，严禁入内”。
在得到上级的指示后，大门被炸开了，全副武装的士兵冲了进去，眼前的一切让他们目瞪口呆：这是一间独立的钢制小屋，里面摆满了各种精密的电子窃听仪器，不同颜色的指示灯还在闪烁。屋内空无一人，电炉上已经煮沸的咖啡还在咝咝地响着，暗示主人刚刚离去。在小屋后面，是一条宽敞齐整的隧道，向远处延伸……
苏联通信兵发现了隧道中的窃听室后，立即向上级报告。莫斯科方面这才发表声明，原来他们早就知道美国人在搞地下活动，他们并没有马上揭穿中情局的阴谋，而是来了个“将计就计”，把机密情报改在其他线路上传送，同时又利用这几条电缆向西方传送假情报，愚弄美国。他们要等到时机成熟才一举粉碎美方的地下阴谋。
苏联随即召开记者会，指责美国人入侵苏联管辖区，并让众多记者参观这条通向美占区的隧道。东柏林的报纸、广播都发表了头条新闻，苏联政府用最严厉的措辞向美方提出抗议，要求严惩开凿隧道“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并说美国中情局长杜勒斯的妹妹、美国务院德国问题专家埃兰娜·兰辛·杜勒斯女士曾两次到这个地下隧道“检查工作”。东欧一些国家的报纸也相继发表评论，指责这种窃听行为严重损害了东德的主权。
不久以后，苏联政府把这条地下隧道作为游览项目向公众开放，并安排向导向游客讲解中情局是如何在这里搞窃听的。据说，在不到两个月的开放时间里，就有大约4万人参观了这个地下隧道。
中情局吃了个哑巴亏，“黄金行动”最终变成了“废料行动”。美国当局除了通过舆论界表示对这个地下隧道“一无所知”外，对苏联的抗议指责和抨击均保持沉默。
直至1961年布莱克的间谍案曝光后，中情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才意识到自己确实是被苏联人给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