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划时代的巨著，它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第一次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解释了整个生物界的发生和发展，并归纳出了进化的规律。《物种起源》的出版，动摇甚至推翻了神创论在生物学中的统治地位，令生物学经历了一场大革命。

这一变革自然遭遇到保守派的强烈抵制。有人不屑一顾，有人出言讥讽，有人严词斥责……但仍有一批进步学者，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主义，甚至不惜被冠以“达尔文的斗犬”的名号，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在他看来，进化论轰开了人们的思想桎梏，启发和教育了人们，将他们从宗教迷信的束缚下解放出来。1863年，最能代表赫胥黎思想的《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一书应运而生。

赫胥黎生于伦敦西部，很早就开始对生物产生浓厚兴趣，他还接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在医学方面也有着优异成绩和突出发现（如发现了毛发内鞘中的“赫胥黎层”）。1846—1850年，赫胥黎以海军军医身份登上海船，一头扎进了南半球海洋无脊椎动物的研究中，是他将水母和水螅合并命名为水螅纲（现被称作刺胞动物）。赫胥黎在生理学和生物学上的成就，使其年纪轻轻就成为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成书的时间，恰好是《物种起源》广受争议的时期。赫胥黎梳理了类人猿的发现史，比较了各种灵长类在胚胎学、生理学和行为学等方面的异同，详细讨论了人类及其近亲物种的关系，描绘了一幅物种进化的波澜长卷。他用书中的数据和分析表达了明确的观点：人类正是、也只能是进化的产物，明确地支持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同时在书中强调，人类与黑猩猩等猿类如此接近，表明人类起源于类似的动物祖先；但他更坚信，文明人同野兽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无论人类是否由兽类进化而来，但肯定已不属于兽类。书中还收录了赫胥黎的各次演讲，这些演讲不乏他对科学方法的阐述，洋溢着他对科学研究和普通大众的热情，生动呈现了一个思想睿智、善于雄辩的学者形象。与其说赫胥黎是达尔文的“斗犬”，不如说他是捍卫科学理想的战士。

1898年，我国学者严复将赫胥黎的另一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的一部分译成《天演论》出版。之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及“优胜劣汰”等书中文字风行，使得进化论在中国深入人心。如今，在伦敦南肯辛顿博物馆内达尔文的大理石像旁，同样树立着赫胥黎的大理石像，和达尔文一样，他的名字也成为了进化论立足于科学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