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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区的平衡竞争与伦理判断有关
劳拉·桑德斯
决定是杀死一个人还是救五个人——这是个让人深感不安的大脑测试题。发表在2014年3月26日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Journal of Neuroscience）的一项研究描述了在这种残忍的（即使是假设的）境况下，发生在神经中枢里的拉锯战。
普林斯顿大学的认知神经科学家阿米尼塔·舍恩哈（Amitai Shenhav）和哈佛大学的约书亚·格林尼（Joshua Greene）要求35个人在48种令人痛苦的场景下做出权衡，同时对这些人的大脑进行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
研究人员使用的场景与著名的电车困境类似：假设的困境，迫使人做出决定，是否要把一个无辜的人推出去挡住失控的电车，用他的死来避免车上的五个人丧命？这种道德困境，激起了相互抵触的行事动机：一方面有冲动要拯救最大数量的人，一方面却想要避免情感上让人厌恶的行为。在试验中，研究人员要求受试者考虑某种行为会带来怎样的情感折磨，或者只考虑更大的善，如此就把这些考量各自分开了。
在这样一个困境中，一个点燃的手榴弹被扔进了一个咖啡馆，咖啡馆里坐了10个人。他们告诉受试者，他们可以忽略手榴弹，留下那10个人等死，或是把手榴弹扔到屋外的露台上，救这10个人的命，但会杀死一名外面的用餐者。当研究的受试者只考虑情感（哪种做法让你感觉更糟糕），左侧杏仁核的活性增强，杏仁核是位于大脑深处一对杏仁状的结构体。舍恩哈和格林尼发现，受试者对某种做法的厌恶之情越强，他们左侧杏仁核的活性越高。这个试验不可能准确地描述功利主义的“更大的善”的考量是在哪儿做出的。
当要求人们对道德困境进行全面考量，不同的方案之间决定一个的时候，另一个不同的脑区登场了。而要求人们做出全面的抉择，与仅仅考虑情感相比，这时候，靠近大脑前部的一块组织，腹内侧前额叶皮质（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vmPFC）的活性增大了。在被其他脑区游说之后，vmPFC最终做出了决定。“有学说认为vmPFC整合来自杏仁核的情感评估，这是我们迄今为止见到的支持这个学说的最好的证据。”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认知神经科学家莫莉·克罗克特（Molly Crockett ）说。
之前有研究表明，vmPFC是其他类型的决策的最后仲裁者。比如说，这个脑区会参与抉择——是去吃健康食品，还是去吃引发罪恶感的食物。克罗克特告诫说，试验中所用到的道德困境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不可能遇到的。“我们感兴趣的是道德决策的形成，但我们研究的实际上却是非现实的处境，要到把人推下桥，”她说，“还不明确这些神经机制是否适用于真实的道德决策。”
理解大脑里道德是如何产生的可能具有重大的法律意义。比如，律师可争辩说被告的罪责取决于某些神经特征。一项2011年的研究发现，精神病患者的杏仁核与vmPFC 之间的连接较弱。“了解支配做道德决策的是哪些脑区，可以对这些脑区受损会带来的行为变化有更好的预见。”舍恩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