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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机遇之地”
回望改革开放近40年，外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3万余家。外资企业创造了我国近1/2的对外贸易、1/4的工业产值、1/7的城镇就业和1/5的税收收入。
然而，近年来随着国内要素成本上升，部分外资将目光转向成本较低的东南亚地区；美、德等发达国家鼓励制造业回归，一些企业也在回流。类似诺基亚工厂关闭的消息，一度引发了外资“出逃”的议论和猜想。
低成本优势渐失后，外资“撤离潮”是大势所趋还是言过其实？“世界工厂”未来将为世界提供什么？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当下，外资之于我国的意义发生什么变化？外资在产业流向和区域分布上有什么特点？
2015年年底、2016年年初，新华社记者深入广东、上海、江苏、陕西、四川、重庆等地，走访外资企业、工业园区、研究机构和有关主管部门，展开调查，探究“世界工厂”的现状和未来，眺望外资在华的新图景……
熊争艳 王 希 王优玲 许 晟 王 攀 康 淼 石志勇
杨 迪 周 蕊 刘巍巍 林建杨 王亚光 王秀琼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深度转型，在华外资动向引人关注：
服务业外资占比连续5年超过制造业，成为外资在华“蓝海”。
沪粤津闽四大自贸区释放改革红利，引资高地效应凸显。
中国已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美、日等国对华投资近年来呈下降趋势。
……
对外资而言，中国是否还是机遇之地？在中国经济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际，外资扮演的角色有何变化？
新华社记者前往广东、上海、江苏、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采访各级商务主管官员，对话电子、汽车、工程机械、医疗保健、化工、物流等行业的跨国公司负责人，探究研判外资在华的现状和未来。
东莞南城宏图路，原诺基亚的标志性工厂，已在2015年春季关停。记者在这里看到，昔日的工厂生活区中，每层楼的宿舍已被打通，改造成办公写字楼——一个能容纳近百家电商企业的产业园已具雏形。
近年来，随着国内要素成本上升，部分外资将目光转向成本较低的东南亚地区；美、德等发达国家鼓励制造业回归，一些企业也在回流。类似诺基亚工厂关闭的消息，一度引发了外资“出逃”的议论和猜想。
“东莞确实有诺基亚工厂等一些外资企业关闭外迁，但并没有形成‘撤离潮’。事实上，低端代工生产企业的关停，淘汰了落后产能，为引进更多优质项目腾出了空间。”东莞市商务局副局长方见波说。
2015年，东莞共有362家外企关停外迁，只占东莞外企总数的3.3%，是2008年以来外企“倒闭”数量最少的一年。从行业细分看，它们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企业，电子及仪器制造业、塑料制品生产和金属制品企业分别占44.8%、9.9%和8%。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15年东莞新签外资项目440宗，合同利用外资50.6亿美元，增长17.2%。其中，超千万美元项目达93宗，涉及商业、金融、物流、医药及先进制造业。
在我国利用外资第一大省广东，借力自贸区和CEPA（《在广东省对港澳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2015年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增长15.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42.7%，超过217亿美元。
在北京，借着成为全国首个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城市的东风，科技服务等六大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放宽，2015年新批准设立外企1068家，吸收外资95.5亿美元，分别增长10.2%和62.5%。
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大自贸区引资聚集效应凸显。2015年1—11月，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共设外资企业6040家，合同外资4458.1亿元人民币。扩展区域后的上海自贸区吸收外资占全市一半。
“不到两年，我们在湖北襄阳工厂投资近10亿元人民币，生产两款国产化车型，产能规划达6万台。这只是起步，未来我们有更多投资计划。”时任东风英菲尼迪有限公司总经理戴雷说。
“我们高度重视中国市场，把亚太创新中心建在这里，又正筹建全球肺癌研究中心，并在西安高新区兴建全球最大的制药生产基地。”强生中国区主席吴人伟说。
“再过几个月，我们追加10亿美元投资的上海研发中心将投入使用。该中心将与在美国、瑞士的研发中心同步研发。”诺华中国总裁徐海瑛说。
跨国公司负责人对中国市场的看好，与官方数据相互印证。
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我国吸收外资比上年增长6.4%，达到1 262.7亿美元，规模再创新高；新设外资企业26 575家，增长11.8%。
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增资踊跃，其中德国奥迪、大众、戴姆勒、汉莎航空，意大利菲亚特，瑞典沃尔沃，韩国现代、起亚汽车、三星电子，日本电气硝子、普利司通、伊藤忠商事，美国英特尔、克莱斯勒等在华投资或增资单项金额超过1亿美元。
2015年11月，苏州金鸡湖畔，中国台湾诚品书店在大陆第一家店开业。
这个位于苏州工业园区、面积达5.6万平方米的综合体，有书店、文具店、咖啡馆、餐饮、展览馆等。该店与全球2000多家出版社合作，带动两岸三地5万多种书籍跨海交流，开业20天就吸引了百万人次到店。
“对于大陆的阅读与文创产业，我们深具信心。”诚品总经理李介修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创立已22年的苏州工业园区，长期以来吸引的外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时任园区经济发展局局长韩江说：“2010年开始，合同外资中服务业超过制造业，2016年新增外资服务业已超六成。”
包括文化创意、研发设计等在内的服务业引资额不断攀升，是我国外资结构发展的新趋势。
自2011年占比首次超过制造业，我国服务业已连续5年成为吸引外资的“冠军”行业，2015年占比达到61.1%。
中国美国商会2016年1月发布的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在496家受访企业中，各行业企业对中国市场增长总体持乐观态度。其中，3/4的服务行业企业表示乐观。
“服务业外资的高速增长，一方面是我国服务业外资准入放宽使然，另一方面反映出我国依靠低要素成本与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阶段基本结束，要进入一个质量不断提升的新阶段。”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晓红认为。
在制造业外资总体规模下降的同时，高端制造业占比呈上升态势。2015年，高端制造业利用外资增长9.5%，在制造业吸收外资中的比重升至23.8%。
值得注意的是，钢铁、水泥、电解铝、造船、平板玻璃等传统制造业外资流入基本为“零”，外资产业链呈现由低端不断向中高端攀升的态势。大量跨国公司加快布局，在华设立研发设计中心、物流配送中心、结算中心、财务中心、跨国公司总部等。
从区域结构看，东、中、西部地区各显所长，产业分工不断深化，引资特征日益彰显。
“总部经济”成为上海名片。上海市商务委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累计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投资性公司分别达535家、312家。上海已成为中国内地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落户最多的城市。
“研发中心”多扎根北京、上海、深圳。目前，外资在华设立研发机构超过2400家。研发辐射范围由早期的主要针对国内制造业，拓展到面向亚洲乃至全球，一些研发中心呈现向研发总部升级的趋势。
自贸区集聚高端产业。商务部外资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对外开放的制度高地，四大自贸区吸引了一大批融资租赁、科技研发、创业投资、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高端产业外资。
“新生外企”涌入长江经济带区域。该区域2015年新设外资企业11 974个，占全国总量的45%，区域内外资结构逐步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升级。
中、西部引资兼顾传统与新型业态。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占全国比重已超10%，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进展明显。同时，电子、汽车、航空航天、医药制造、现代农业等高端产业和服务外包等新型业态也在中西部地区初具规模。
对于苏州工业园区的引资趋势，韩江举了一个独特的例子：园区内一家著名韩国电子企业连续两年销售收入以每年40%削减，但利润却以每年约10%增加。其中有何奥秘？
“这家企业把劳动力密集、利润薄的生产线转移到了越南，把研发中心、超薄和触控等高端新产品放在园区。这种做法挺有代表性。”韩江说。
苏州工业园区的这种变化，折射出在华外资战略转型与我国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高度契合。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桑百川说，以外部竞争倒逼国内经济改革，通过外资技术外溢效应提升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通过深度融入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巩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这是新时期我国依然重视外资的主要原因。
为提升外资质量，2016年，时任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表示，商务部将在深化外资审批体制改革、拓展自贸实验区制度创新试点领域、出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驱动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各领域扩大开放、完善营商环境等方面发力。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像一块“磁石”，吸引着众多外资。
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赛亚丁说，2016年，其商会会员企业中近八成是专门为中国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比10年前增长约50%。
东莞商务局2015年年底对当地2500家外企所做调查显示，2016年，22.1%的企业有增资计划，43.9%的企业计划加大研发投入，60.5%的企业要开展在中国的内销业务。
市场准入不断扩大，将拓展外资在华发展空间。
“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促进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扩大银行、保险、证券、养老等市场准入条件”。
深耕中国40余年的工程机械巨擘卡特彼勒，2004年成为工程机械行业首家在华开展融资租赁的跨国企业，创新性地为客户提供像按揭买房子那样的融资支持。
“我们在中国市场享受过‘改革红利’，相信以后会在中国进一步开放中获得更多机遇。”卡特彼勒全球副总裁兼卡特彼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其华表示。
一些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也要进一步推进解决。“知识产权保护是一场持久战。希望中国继续加强立法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优化执法环境、提高侵权行为的成本。”陶氏化学亚太区首席技术官姚维广说。施耐德电气中国区副总裁王洁等跨国公司负责人也希望中国的投资政策更加稳定。
创新，是中国的机遇，也是外资的机遇。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超过90%的受访企业认为创新对其企业在中国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硬币的另一面，挑战依然严峻。
2015年，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及新加坡仍是我国吸收投资的重要来源地，而美、日、英等部分发达国家对华投资在下降。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葛顺奇分析，在世界范围内，美、英、德、法是对外投资大国，4国多年来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出量四成左右，但这4国却是对华投资的小国。
数据显示，这4国2015年对华投资之和约占中国吸收外资总量的5%。
“中国应加大外商投资体制改革，减少投资准入限制，提高负面清单含金量，吸引更多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葛顺奇说。
外资来源地更加多元也是中国吸引外资的目标之一。
“以前，人们通常认为，比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对中国投资才是外资，未来这个理念要转变，外资的来源地会更加多元。比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它们会跟中国产生更大经济协同作用。”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说。
此言不虚。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达84.6亿美元，已超过美、英、德、法对华投资之和。
谁能预料，“一带一路”这条跨越时空的彩练，未来将给中国开放型经济带来多少机遇？
王 希 熊争艳 叶 前
这里是中国制造业重镇，“世界工厂”的名号蜚声海内外。
这里曾诞生全国第一批“三来一补”工厂，中国经济从此与世界有了割不断的脐带。
能否率先在后金融危机的转型“阵痛”中转身？低成本优势渐失后，外资“撤离潮”是大势所趋还是言过其实？“世界工厂”未来将为世界提供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新华社记者来到广东省东莞市调查。
岁末年初，已近午夜时分，地处广深经济走廊中段的东莞市常平镇上，仍有不少大货车满载货物呼啸而过。
这是一座靠制造业起家的城市。
2015年东莞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约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迈入了“6000亿元俱乐部”，智能手机、电子元器件，以及服装、鞋帽等产品产量位居全国乃至全球前列。“东莞堵车，全球缺货”，并非只是一句玩笑。
“世界工厂”招牌的背后，占东莞对外贸易额和工业增加值六成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过，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外企一样，他们正承受着当下国内要素成本上升、经济转型升级带来的种种压力。唯一的不同是，这种“不适”感或许来得更早一些。
“2008年金融危机刚发生，我们走访企业时就发现订单下滑，因此预判外贸可能会遇到困难，而当时内陆地区出口普遍还是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还是有道理的。”当地政府商务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正是因为在对外经贸领域具有这种“风向标”作用，东莞外资企业的风吹草动总能引发外界聚焦，“倒闭潮”“撤资潮”等报道也屡屡见诸报端。
对此，东莞市商务局副局长方见波说，东莞有外资企业倒闭外迁是事实，尤其是诺基亚东莞工厂、联胜电子等个别大型工厂关停结业格外受到关注。但无论是从规模还是质量来看，都属于正常范围，并没有出现所谓的“搬迁潮”。
他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2015年东莞共有 362家外企关停外迁，其中以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而此前三年，东莞关停外迁外资企业数分别为569家、454家、434家。
事实上，“倒闭”的最高峰值出现在2008年，当时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东莞857家外企关停外迁。之后，关停企业数量逐年递减。
如果在更长的时间尺度里观察，会发现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有“生”有“死”实属正常。1979—2008年，东莞累计吸引外资企业2.7万余家，2008年实有约1.2万家。这意味着国际金融危机前，平均每年企业按照市场规律自然消亡500家左右，占总量的4%～5%。
“东莞的‘世界工厂’地位，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慢慢积累形成的。这里产业链成熟，上下游配合默契，而东南亚除了人工成本低一些外，在产业的成熟度和配套、基础设施等方面还无法挑战东莞。”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说。
外资仍在不停地涌入东莞。2015年，东莞实际吸收外资 53.2亿美元，增长17.5%。其中，外资在科研技术行业投资增长 135%，在金融行业的投资增幅高达696%，服务业超过制造业成为“吸金大户”。
东莞百利达健康器材有限公司总经理草彅和彦，是当地日商协会的副会长。在他的印象中，这些年东莞日资企业有来的也有离开的，但总体并没有突出变化。
尽管成本上升让很多企业有了压力，但聚集的上下游企业、较低的物流成本、细化的分工服务等因素，牢牢地吸引着一大批外资企业，他们选择了留在东莞。
草彅和彦本人就有亲身经历。为了开拓亚洲市场，他所在的企业两年前曾考虑再建设一个工厂。草彅本人率队在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考察了一圈后，公司放弃了这个计划，而决定将东莞工厂产能每年扩大10%。
“这些国家虽然土地和人工便宜，但产业配套都比不上东莞。比如在越南，我们这样的健康器材，找不到合适的包装材料，而在东莞，这种厂家很多，价格便宜，质量也能满足各种要求。”一个小小的包装盒，道出了东莞产业链配套完整的优势所在。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东莞是低端制造业的乐园。“玩具之都”“家具之都”“鞋业制造中心”……这些标签所代表的，是过去30多年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发展加工贸易为主的外资相结合后，取得的骄人成绩｡
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减，东莞早期在“孔雀东南飞”背景下形成的劳动力“洼地”效应逐渐丧失。目前在东莞，企业需要为一线普工每人每月支付3000～4000元的成本，相当于缅甸、越南等地的2～3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产品附加值与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高的外资企业倒下或离开，同时更多更强的企业不断成长，迎来一轮新的生命周期。
龙昌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落户东莞的“三来一补”外资企业。走进龙昌位于东莞常平镇的注塑车间，一台台机器手正在紧张地工作，它们一刻不停地打开注塑机舱门，将刚刚成型还发烫的塑料玩具部件拣出来送上传送带，同时将边角料投入收集筒等待再次利用。
“1台机器手就可以替代1个分拣工人，不仅精确度高、稳定性强，还避免了分拣过程中的烫伤事故。”企业项目经理张利民介绍说，近年来市场的变化逼着企业“机器换人”，2015年年底企业自动化率达到40%左右。
除了依靠自动化提升生产效率外，这家全球知名的玩具制造商还与国内大专院校合作成立智能技术研究院，进军智能机器人、物联网等高端科技领域，奋力向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颠覆了人们对制造企业机器轰鸣、粉尘滚滚的刻板印象。
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升级过程中，也给东莞与全球前沿科技结合带来了机遇。
在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近年来汇集了一批中外创新型科技企业，将工业机器人作为发展方向的李群自动化就是其中之一。
2015年夏天，由李群自动化自主研发的国内首条机器人月饼包装线投产。8台李群机器人组合而成的包装线可以实现分拣、装盒、封箱等多项工艺，每小时上千盒的产能，全程只需4人监管，在节省人力的同时大大减少了包装过程中出现的质量问题。据李群自动化总经理石金博介绍，目前已经有食品企业闻讯而来，要求订购这样的包装线。
从手机、电脑到数控机床，从汽车零部件到机器人、智能设备，东莞制造业出现了对包括外资在内的低端产能的挤出效应，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为主转变为劳动密集和技术、资金密集型并重，加工制造业层级逐步提升。
“从长期发展看，企业向综合成本更低的地方搬迁是个发展规律。我们当下需要做的是，提高在东莞的运营效率。”已在东莞耕耘20多年的利威鞋业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查克·吉里思说。
利威的母公司美国布朗鞋业拥有百年制鞋历史，是全球最大的鞋业贸易公司之一。近年来，东莞在其全球布局中的角色不断变化，最初主要集中在制造环节，现在则成为布朗鞋业在全球最重要的设计研发中心。
“我们几年前关闭了在台湾地区的办公室，意大利设计部只剩20多人，东莞公司则不断扩容，现在的600多名员工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尽管如此，吉里思还是坦言，过去几十年，企业从美国迁到中国台湾再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现在也越来越贵，不排除以后会外迁到东南亚。
东莞人自己对未来引资比较优势的变化，也有着清醒的认识。
方见波说，从外部环境看，美国等发达国家推进再工业化，甚至组团到东莞来“招商”，印度等国有更充足的劳动力，越南将受惠于区域自贸协定红利，而且这些新兴国家都在仿照中国成功的范例引进外资。从内部看，除了成本上升吞噬利润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东莞毗邻港澳的位置优势也在弱化。
不过，在硬币的另一面，东莞多年来积累的庞大制造能力，以及产业配套齐全、投资环境良好、产业格局优化等条件，依然对外资构成了强大的吸引力。
在时任东莞市委书记徐建华看来，更重要的是，东莞培养了熟悉国际市场、国际规则的人才队伍，不断传承着老一辈敢为天下先的“精气神”。
因此，即便在引资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东莞市近年来引资“提速提质”，呈现出优质大项目多、现有企业增资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的局面，2016年还吸引了总部经济、服务业等多宗规模超亿美元的大项目。
统计显示，外资企业在东莞增资扩产总额从2008年的17亿美元提升至2015年的42.9亿美元，平均增资项目规模增长了2.9倍。由此可见，企业扎根东莞发展的意愿依然强烈。
徐建华表示，外资过去在东莞经济起飞中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未来利用外资仍是东莞加快融入国际产业链、提升产业层次的重要路径。
在东莞采访期间，外企里涌现的“高精尖”研发机构令记者印象深刻。“十二五”期间，东莞外企新设立研发机构943个，新增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1379个。
还有一些行业翘楚，专注研发创新，极端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很少出现在公众视线。有专家认为，正是因为这些“隐形冠军”的不懈努力，东莞现代产业才能葆有竞争力。
“东莞的转型升级主要是产业的转型升级。”徐建华说，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东莞将坚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实施“东莞制造2025” 战略，抢占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高点。
杨 迪 熊争艳
据四川省商务厅统计，截至2015年年底，世界500强企业中有299家来到四川，即全球商业巨擘近六成已在这里投资。
“越来越多跨国企业进驻四川，表明曾经的基础设施、产业配套等障碍日渐消除，投资这里的价值将不断凸显。”普华永道成都分公司合伙人徐闻分析。
谁能想到，1985年，改革开放已进入第8个年头，全国已有6000余家外商投资企业，四川才有了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饲料企业。
外资在四川30多年的变迁，正是外资“掘金”中国西部进程的缩影。
中国的开放始于东部沿海，对于来华投资的外商而言，中国西部的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因偏居一隅、交通落后而一度“养在深闺人不识”。
2000年10月，中国宣布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在西部举办的首个国际性会议“中国西部论坛”吸引了100多家世界知名企业参加，其中近40家外企由总裁、副总裁亲自赴会。外资大举“西进”由此开始。
曾经，西部凭借资源和成本优势激发了外商投资设厂的热情；现在，尽管成本优势正在缩小，但西部拥有3.6亿人口市场，产业链日益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短板”逐渐补齐，加上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有待释放的巨大红利，它的投资吸引力不断增强。
近两年，多个重磅级、平台级的外资项目在广袤的西部落地。
在西安，总投资达75亿美元的三星高端闪存芯片项目在2014年5月投产，2015年总产值已突破百亿元。
在重庆，微软公司与当地签署合作协议，围绕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共建微软重庆互联网研发产业基地，进行互联网产品的研发、应用、推广及互联网企业的培育、孵化。
在新疆，德国巴斯夫公司启动了总面积达1700亩的可生物降解农用地膜试验项目，用于推动当地的棉花、玉米、甜菜等作物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还投资了两个化工项目。
在贵州，美国高通公司已把在当地建设大数据产业所需的服务器芯片的制造基地提上议事日程……
巨头落户，随之产生“连锁效应”，带动上、下游产业一并发展。
重庆是绝好的案例。在2009年引进惠普2000万台笔记本电脑出口制造基地和富士康产业基地两大项目后，这个中国人口最多的直辖市，短短几年时间已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形成了5家品牌企业、6家代工企业和800多家配套企业构成的产业集群。现在，全球每3台笔记本电脑中，就有1台产自重庆。
西部地区先进制造业日渐兴起，已带动越来越多跨国企业进入西部。
美国明尼苏达矿业制造（3M）公司在华投资，过去主要布局在东部，2015年却先后在成都、西安设立中国区西部技术中心和西北研发中心。
“西部先进制造业逐渐成熟是公司加快拓展西部的重要动力，未来还将加强西部的资源布局。”3M中国西区总经理林隆盛坦言。
除制造业外，服务业成为西部吸引外资的又一重点。
世界最大独立医疗器械企业美敦力已选择成都作为一项新技术的全球首个生产基地，并设立子公司进行市场拓展。该公司研发了一种可携带式肾透析设备，可以将肾透析治疗引入社区，解决中小城市及偏远地区终末期肾病患者面临的治疗难、治疗贵等问题。
“这款产品将率先投放在印度和中国市场，成都是这两大市场的‘支点’，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也因为这里有需求人群和科技、医疗、产业政策等匹配的社会资源。”美敦力大中华区传播和政府事务高级总监吴伟农说。
有分析认为，如果说上一轮对外开放中，外商来华投资主要看中“世界工厂”的成本优势，如今他们正在瞄准中国推进城镇化释放的巨大消费能量。发展不足的西部，在城乡居民的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有着更为迫切的消费升级需求，“世界商店”磁力强大。
徐闻认为，随着西部城市更加宜商、宜居，外资企业梯次向西部转移的势头不会改变。
当前，西部地区正迎来吸引外资的最佳时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处在开放大通道上的西部地区，一跃从开放“末梢”变成向西、向南开放的“门户”。
渝新欧、蓉欧、长安号等中欧、中亚班列，凭借空运1/6的价格、海运1/3的时间，正在成为货物贸易的最佳选择；“过境72小时免签”相继在成都、重庆、西安等城市实施，令西部与世界的商务、文化交流更加紧密；西部首个国家级国际航空枢纽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开工在即，将于“十三五”期间投入使用……过去，交通与区位的制约是西部开放引资的最大掣肘；如今，这块“短板”正在补齐。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把中国的发展空间拓展到更深入的地区和空间，“向西开放”迎来黄金时期，中国西部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贾远琨
3D打印、跨境物流、机器人制造……这些在中国方兴未艾的产业，外资企业是热情的参与者。它们为什么来？看好中国什么？又给中国带来什么？新华社记者走进3家新兴行业里的外企，一探究竟。
“中国制造业升级给3D打印技术的运用带来了广阔市场。”上海玛瑞斯三维打印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琴恩说。
诞生于西方的3D打印技术，现在已越来越多地运用到我国医疗、航空航天、汽车、设计等领域。拥有26年历史、总部位于比利时的玛瑞斯公司敏锐地嗅到这一商机，并成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外国3D打印公司之一。
2014年5月，玛瑞斯先在上海成立研发中心，6个月后，又成立其中国首家分公司。
“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200多种产品的产量排在全球第一。‘中国智造’对品质的要求很高，激发了企业对3D打印技术的兴趣。”琴恩说。
玛瑞斯进入中国市场后，主要服务于医学及工业领域。目前，已经与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上海儿童医院等合作成立研究中心，有数十家合作伙伴。
对于3D打印企业而言，知识产权保护是生命线。玛瑞斯曾经非常担心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令我意外的是，政府部门十分重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这打消了我们的顾虑。”琴恩说。
马瑞斯与上海市宝山区政府合作，联合打击盗版；向合作伙伴推荐正版软件，使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后迅速走上正常轨道。
“面对新技术，欧洲政府要花很长时间论证、评估，还可能因为风险太大而放弃，而中国则是边做边修正，效率很高。我对发展前景充满期待。”琴恩说。
中央财经大学跨国公司课题组副教授李煜伟表示，3D打印是满足复杂零部件的制造，3D打印技术和传统制造业结合已成为当今制造业的发展趋势。3D打印能改善生产工艺，有助于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转型。
“尽管近年中国进出口数据出现一些起伏，但中国市场仍有旺盛的跨国运输需求，我们的这一基本判断没有改变。”联邦快递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裁陈嘉良说。
虽然一些低端制造业在向东南亚地区转移，但在华运营30余年的联邦快递仍将中国作为其全球市场的亚洲枢纽，并增加在中国的投入，不仅在上海、广州建立快件运转中心，还布局二、三线城市。
联邦快递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的全球中小企业发展调查显示，中国中小企业开展跨境业务的积极性较高，有62%的企业认为他们未来5年内会开展跨境业务。而在出口市场选择上，除传统的欧美市场，还有印度等新兴市场。
陈嘉良说：“中国当前处于转型期，尽管传统进出口产品有所减少，但电子产品等对时间和安全要求高的产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市场空间。”
不久前的“双十一”，联邦快递十分忙碌。“双十一”是中国境内的购物狂欢，随着代购、海淘等购物方式的兴起，跨境消费的比重逐渐提高。从选购物品种类上看，国外消费者更青睐中国的电子产品，而中国消费者更青睐国外的奢侈品。
“中国倡导转型升级，意味着将更加重视高端科技产品和设计研发，空运和特种运输的需求会增加，对于从事高端快递业务的联邦快递而言，这是巨大的机会。”陈嘉良说。
李煜伟表示，随着我国放宽外资服务业的准入门槛，越来越多外资进入服务业。像联邦快递等外企加快在中国布局，说明中国运输服务业潜力巨大。
中国的机器人产业近年迎来“井喷”。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应用市场。全球机器人四大巨头之一的库卡公司看准时机，于2012年在上海开设除德国外的首家海外工厂。
记者来到这家现代化的工厂，2万平方米的厂房宽敞明亮，流水线上生产的工业机器人、控制台，主要用于汽车焊接及组建等工序。该工厂年生产能力达 5000台，占库卡全球生产总量的1/3。
“过去我们的客户，一个厂用几台、几十台机器人，现在一个订单都是几百台。机器人的用量、适用范围都在扩大。我们的客户不仅有宝马、奔驰等全球知名车企，也有中国本土企业。”库卡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孔兵说。
专家分析，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劳动者自我保护意识的提升，尤其是企业和市场对于产品质量稳定的需求的提高，中国的机器人市场会越来越大。
孔兵说，机器人是个充满希望的行业，中国国内也有很多机器人企业发展迅猛。未来，建设自动化物流、无人车间等是机器人应用的趋势，市场前景光明。库卡要加强在中国实施本土化战略，并将以中国为立足点，辐射亚洲。
李煜伟说，机器人其实并不神秘，就是自动化。目前，长三角地区拥有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外资机器人制造商进入这里，可带动技术进步。另外，由于机器人行业还没有统一标准，外资尽快进入这个行业，意在抢占建立行业标准的先机。
王 攀 王优玲
外资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对于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而言，利用外资须“登高望远”，加快顶层设计，切实发挥外资的积极作用，助推经济腾飞。
登高，意味着要站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高度，对外资的选择目标性更强。目前，外资企业创造了我国近1/2的对外贸易、1/4的工业产值、1/7的城镇就业和1/5的税收收入。尽管外资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来者不拒”的时代已然远去，“超国民待遇”也成为历史。因为面临转型升级的中国经济，不能再依靠低成本廉价劳动力，而是亟待从技术进步和创新研发中汲取增长新动力。利用外资势必要与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同步走。事实上，这样的变化已经初见端倪：当前，服务业外资占比已经连续5年超过制造业，特别是在钢铁水泥等传统基础产业中，新增外资基本为零。
望远，意味着应从实现中国经济长远持续发展的角度，不断深化改革，营造良好氛围，让外资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这就需要革除一些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弊端，营造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法律环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政府为高质量的外资提供了更大力度和更具灵活性的支持政策，如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并逐步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等，正是此中要义。
当然，打造利用外资的“升级版”，在保护外资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充分发挥政府保障公平竞争、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勇于向冲击法律底线的垄断行为“开刀”。
来自商务部的统计显示，2015年我国吸收外资规模再创新高，新设外资企业呈增长态势。事实证明，中国依然是吸引外商的投资热土。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快顶层设计，顺势而为，把握机遇，切实让外资助力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