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炎岁月

@马良

我是那年春节假期的最后几天犯的病，突然就难受到觉得自己快死了，父母嘴里急急念叨着“千万不要是甲肝，千万不要”把我送进了医院，可惜事与愿违就是甲肝。我躺在传染科的临时病床上，恐惧渐渐超过了我身体的病痛。

医院里所有的病床都满了，医生劝父母把我带回去，因为听说他们要出国工作，考虑待在医院里他们受到感染的概率也会大大增加，为了避免全家感染，不如让我回去在家隔离治疗。

一个由住本区的退休医师组成的街区传染病防治小组，穿着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的白色的传染病隔离服，在家里四处用喷雾剂洒药，并嘱咐我的父母尽量把我控制在自己的小房间，不要出来。居委会干部们则一致决定，对我进行“未成年传染病人的特殊保护”。

几天后，还躺在床上的我，就告别了我出国工作的父亲母亲。我嘴上说着叫他们放心之类的话，虽然也看到母亲偷偷抹了眼泪，但心里还是非常地难过，甚至有些小小的怨恨。

就这样我被一个人囚禁在了恐惧和寂寞里，十六岁的年纪。我家隔壁邻居每天为我烧些清淡的饭菜送来，我总是隔了门道谢，请他们把饭菜放在门口地上，按一下门铃告诉我，直到他们转身进家门我才开门端饭。吃完饭我也会乖巧地用开水煮了餐具再放在门口。

虽然有了胃口，身体渐渐好一些，精神上却实在寂寞难耐，如同坐牢一般，一周只能出去一次，由街道里的医生陪着去医院检查。

实在无事可干，于是决定把家里所有的书都看掉。那时太疯狂了，日夜不停地读，全然不顾自己的休养，以至于别人一两个月便能痊愈的症状，我花了半年多还不能康复。

当时家里刚装电话座机，可身边朋友谁家也没有电话。那时越洋电话的费用应该是很高的，爸妈也打不起国际长途。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便拿着听筒自说自话，想象着线路那头，有个年轻美貌的接线员在微笑着安静地听着，只是因为工作规定她不能说话。

后几个月去医院检查，医生都很遗憾，说我的病理指标仅仅只差一点就算是康复了，已经不再会传染给别人。

有次从医院回家，那时陪护兼监视我的人也不在了，我弯去了艺术书店，不料没看上什么美术方面的书，倒是带回了一本菜谱。每天黄昏，坐在自家阳台上，手里端着自己烧的每日一菜，望着窗外的世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突然就觉得不怕孤独了。

不久之后我终于康复了。深夜出门在路边的小店买了一罐啤酒，打算庆贺一下自己的痊愈。只是啤酒在嘴里只有苦味，根本尝不出有什么好喝的，边走边喝，几口便灌下去了，随手便把空罐子往路边的垃圾箱扔，不料竟掷在门框上弹回身边，于是又飞起一脚想要补射，这次更背，又打在某处反弹至很远的地方了。心里觉得好笑，走过去想再踢一脚，远远看到另外一个垃圾桶，便向着那个方向带球过去，一个人在深夜无人的路上踢着一个空易拉罐，漫无目的地走下去了。我边踢边唱歌，自说自话地笑着，有时远远看见一辆车过来，想要把罐子踢到路中央，被汽车压扁，却不料司机们总是小心地绕开，于是这大难不死的易拉罐在之后的两个多小时里，便随着我从淮海西路去了一趟静安寺。

一路上我心想着，以后长大了一定要记下这次生病的经历，记下心里想过的所有念头，也必须记下这个踢易拉罐的夜晚。那个可怜的小铝罐子早就不知所终了，倒是我身上所有磕磕碰碰的印记都还清晰地存着。后来才明白，原来正是这些深深浅浅的痕迹，才成全了我。

水云间摘自《人间卧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宋书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