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困在利比亚的日子

@冯韵娴

我原是一名主持人，那一年“阿拉伯之春”爆发。我到利比亚去采访，结果经历了卡扎菲政府的陷落。

到达利比亚，听完利比亚政府的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后，过了几小时我们记者突然发现，所有政府工作人员已经跑了。

我们也想走出酒店，但发现酒店里面还留下了一部分政府军士兵。他们拦住我们，不让我们出去。

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我们很有可能会被当人质。大家都非常害怕，动用一切的手段跟外界进行联系。然后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进行防御和自救。我们去房间里拿巨大的床单，用黑色胶条贴上“TV”或者是“PRESS”的字样，挂在酒店楼梯朝外的那一面，让外人进来的时候，一眼就能看到这里边是PRESS或者TV。然后，我们还拿剩下的胶条，在每个人的防弹衣背后都贴出“PRESS”和“TV”。最后，我们还把毛巾或者床单撕成碎片挂在身上，证明你是投降。

我们可能折腾了好几个小时，大家都已经是精疲力尽了，就躲在酒店二层的礼拜间里面。

我们穿的防弹衣，在那时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根救命稻草。就在那样的一个节骨眼上，我们有一个同事把他自己的防弹衣给搞丢了。丢掉的原因是因为他折腾那么长时间太热了，想喘口气。然后，我们就在整个酒店上上下下去翻，但是也没有找到防弹衣。

突然之间，就在我们从二楼往下走的时候，另外一个同事眼很尖，看到了什么，就说：“你看，这不是你的防弹衣吗？”我们就顺着他的手势往那个方向看。我们看到了一个伊朗台的女记者，她身上穿着我们同事的防弹衣。

一时之间，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们是想要回那件防弹衣，但是因为丢防弹衣的是一名男记者，让一名男记者在那种情况下去问一名女记者要回他的防弹衣，其实是很难的。更何况那名女记者是自己一个人来的，也没有什么同伴，本来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了。我们都非常犹豫。

后来，丢防弹衣的男记者就说：“要不然就算了，就别问她要了。”但是我们不干，因为我们也会担心同伴的安危，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四个人有防弹衣，如果就他一个人不穿防弹衣的话，其实我们也说不过去。所以，我们就劝他去把防弹衣拿回来，但他不动。到最后是我们另外一名男同事，往伊朗台女记者那边走。其他人其实也不敢过去，就远远地看着。然后，我们就看到伊朗台女记者表情先是很惊讶，然后就慢慢从她瘦弱的身躯上把防弹衣脱了下来，整理了一下，交还给了我们这名同事，然后神情黯淡地走了。

这一幕，到现在其实都很难让我们释怀。我们觉得战争一下子把我们变成了一个冷漠的怪物。直到现在，我在和那名丢防弹衣的男记者聊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都会说：“如果再来一次的话，肯定不会选择这么去做的。”

你会突然之间发现，在战争这种极端环境下，其实人性是会密集地去接受道德上的考验。在战争这种极端环境下，为了争夺一些生存资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变成丛林竞争这种关系。

除了防弹衣这件事，我们还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去“打劫”酒店小卖部。那时候我非但没有感到丝毫的愧疚，反而还觉得有点理直气壮。

还好我后来离开了这种环境。这段经历其实对我影响很大的一点，就是我不会太过于计较一个个体的是非、对错、善恶。我能够理解很多人在某种情形下做出的选择。我可能更在意的是，怎么样可以帮助去创造一个能够鼓励人去表达善的环境。我觉得，相对于你去纠结一个个体的善恶对错，这可能才是更加有意义和有用的。

火箭熊摘自微信公众号惟物论FM
图：豆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