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爱情故事

@iC70

一

她叫他瓦夏，他叫她柳霞，他们很爱很爱。在苏联普里皮亚季镇的街上，瓦夏会拉着柳霞的手转圈，还吻啊吻。路人走过，一边看，一边笑。

那一年柳霞二十三岁，新婚之际正是情浓之时，在一起总是手牵手。他们住在瓦夏服役的消防队宿舍，那里有三个新婚之家。瓦夏和柳霞的理想，是拥有一套自己的两居室。

瓦夏只有拉着柳霞的手才能睡着，但1986年4月26日这天凌晨，他松开了手。被嘈杂声和喊叫声惊醒的柳霞，听见瓦夏说：“电站失火，我一会儿就回来。”

看不见爆炸，只看见整个天空的火焰。没有帆布防护服，没有防毒面具，穿着衬衫的瓦夏被告知：普通火情，常规处理。

没有这场火，瓦夏和柳霞会在六点钟去瓦夏父母家种土豆，他喜欢播种和耕地。七点钟，柳霞被告知：瓦夏在医院。

柳霞赶到的时候，医院已经被警察围住，除了救护车没人能进去。柳霞找到一个熟人帮忙进了医院，瓦夏对她说：“走吧，别再来了，为了你肚子里我们的孩子。”

熟人说，这时要喝牛奶。六月怀胎的柳霞，到三公里外的村里买来牛奶给瓦夏喝下，又看着他全部吐了出来。医生出具的病情诊断结果是：煤气中毒。这些忙个不停的医生、护士和卫生员们，都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在不久后患病死去。

晚上，医院彻底进不去了。士兵们把绝望的妻子和即将上路的丈夫分开，女人们跟士兵推搡撕扯。一个医生出来宣布：你们的丈夫是要乘飞机去莫斯科——如果你们要带什么行李，赶快回去拿。

公交停运了，柳霞们跑步穿过整个城区去拿换洗衣服。她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跑过被军车封锁的城镇、跑过无数戴着防毒面具的军人、跑过满是白色泡沫清洗的街道。

等她们跑回医院，飞机早已飞走了。没有一个人提到辐射这两个字。

二

没有亲人进医院的人们当时很开心。因为广播里说：全城需要疏散三到五天，请你们随身携带保暖衣服，你们将要住在树林的帐篷中——但不要带宠物。人们以为他们要迎来一个不同往日的五一节了，所以他们开心地准备了烤肉串，买了葡萄酒，带上了录音机和吉他，不知道一走之后再不会回来。

一周之后农村也疏散了，被留下的猫狗和牲畜开始被有计划地捕杀。柳霞取出了所有的存款，瓦夏的父亲驱车将近一千公里，送她去了首都莫斯科。

瓦夏住在专门治疗放射病的休金大街第六医院，没有通行证严禁入内。柳霞给值班员塞钱之后，值班员甚至告诉了她病房在几楼。医生命令她：不许哭、不许走近，更不许拥抱和亲吻。

但柳霞统统都没有听。瓦夏看上去跟几天前变化不大，脸上的肿胀也似乎消失了。

很快柳霞看见了每天都不一样的瓦夏。烧灼的伤口、遍布的溃疡、无尽的黏液……面色和体表从乌青变到紫红，又从紫红变到灰褐。柳霞不仅没空想，也没空哭，她给瓦夏做鸡汤、切绿芹菜、打生鸡蛋，她准备一切瓦夏还能吃下去的食物，在他连喝水都吐的时候。

5月9日，瓦夏睁开眼睛：“开窗吧，今天有焰火。”

柳霞打开八楼的窗户，整个莫斯科在她的眼前。绚丽的焰火腾空而起，那是为了纪念二战胜利，纪念人民从此获得了解放。

瓦夏说：“我答应过你，要带你看莫斯科的。”他从枕头下面取出三支护士代购的康乃馨，“我还答应过，一辈子都给你买花。”

柳霞奔过去，亲吻他。在她给他铺床单、放体温计和便器的时候，焰火死在了莫斯科的夜空里。

三

美国教授来做骨髓移植手术，他说希望是有的，很小，但有。瓦夏所有的亲属都来了莫斯科，骨髓最适合的是十四岁的小妹娜塔莎，她怕得厉害。瓦夏知道要从小妹身上取骨髓，他说：“别动她，她还小，我还是死了吧。”

二十八岁的大姐柳达说：“我来。”手术做了两个小时，她的胸前穿了十八个孔。从麻醉中苏醒之后，她就一直体弱多病，跟残废没多大区别。她后来一直没嫁人。

值班的都是士兵了，编制内的员工拒绝在没有防护服的前提下来上班。在这家医院里，从入院到死亡出院的时间平均是十四天。有人劝柳霞：“您面前的已经不是丈夫、不是爱人，而是一个高污染辐射体。不想自杀，就不要感情用事。”

柳霞的回答是：“我爱他！我爱他！”

瓦夏睡着了，她低语：“我爱你。”走在医院的院子里，“我爱你。”端着便盆的时候，“我爱你。”

夜深人静，瓦夏说：“要是生男孩，就叫瓦夏；生女孩，就叫娜塔什卡。”柳霞扶起他，说她已经有一个瓦夏了，脱落的皮肤粘在她的双臂上。

柳霞日夜都和他在一起。早上八点，柳霞说：“我回趟招待所。”瓦夏同事的妻子塔尼娅过来，求她陪同去墓地参加丈夫的葬礼：“你不去，我去不了。”事故发生前一天，他们几个新婚家庭刚刚一起在宿舍合了影。

从墓地回来，柳霞给护士站打电话：“他怎么样了？”“他死了。”

柳霞走后不久，瓦夏突然喊：“柳霞！柳霞！”

护士回答：“她刚走，一会儿就回来。”

瓦夏叹了口气，再也没有发出声音。两小时后，绝望的柳霞趴在窗户上对着天空，哭得整个招待所都在抖动。

四

两个月后，柳霞回到了莫斯科，在瓦夏的墓地前说话。阵痛突然袭来，她被送进了医院，看到了她早产的女儿。婴儿手脚齐全，看上去很健康，“娜塔什卡，”柳霞喊她的名字，“爸爸给你起的名，娜塔什卡。”

娜塔什卡活了四小时。先天性心脏病、肝硬化、肝脏上的二十八伦琴辐射。

柳霞把她葬在父亲的脚下，墓碑上没有名字。从此柳霞去墓地的时候，总是捧着两束花：一束给瓦夏，一束给娜塔什卡。她在墓地的时候，总是跪着的。

柳霞在乌克兰首府基辅分到了一套房子，她和瓦夏曾经梦寐以求的两居室。整栋大楼里，都是柳霞这样的人。柳霞目光所及的房屋每个角落，都是瓦夏。

柳霞在糖果厂上班，一边做蛋糕一边流泪，却不是因为被甜到了。瓦夏的勋章送来了，血一样红，她不敢看，一看也会流泪。不哭，只是流泪。她想忘掉这些，但她做不到，反倒常常想起他松手离开的那一夜。

瓦夏离开两年后，柳霞跟一个男人约会，有了一个孩子安德烈。这个正常、漂亮、聪明的男孩，是她继续活下去的唯一理由。她的呼吸为安德烈而持续，她连跟他分开一天都害怕。

但瓦夏仍然在她的家里，她常常在半夜和他说呀说。她就这样同时活在人世和非人世。

这条街上都是柳霞这样的人，整条街都是。许多人得了重病，死亡经常发生。走着走着就倒下了；睡着了就没有醒来；给护士送花，手还没有收回来心脏就已经不跳了；在公交站等车，等来的是灵车。

人人都会死去，人人都终将死去，人人都正在死去。在这条被人叫作切尔诺贝利的大街上，将死的人陪着已死的人，其他什么都没有——没有瓦西里·伊格纳坚科和柳德米拉·伊格纳坚科，没有边看边笑的路人，没有吻。没有，没有，没有。

火箭熊摘自微信公众号谈资有营养
图：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