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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要用到几个术语，这几个术语的精确定义我们以后再下。在技术、资源与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一个雇主如果雇用了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有两种开支：第一种是他为生产要素（不包括其他雇主）所提供的当前服务而付给它的开支，我们称它为该就业量的要素成本。第二种是他为购买其他雇主的产品而付给他的开支，以及他使用机器设备不让其闲置而发生的折旧费。我们称这种开支为该就业量的使用者成本。
最后的产值超过要素成本和使用者成本的那一部分就是利润，或者按照我们的叫法称之为雇主的收入。要素成本在雇主看来当然是一种成本，但在生产要素本身看来却是它的所得。因此，要素成本与雇主的利润共同构成了我们所谓的、由雇主所雇的这些劳动力所得的总收入。雇主在决定雇多少个劳动力时是以获得最大的利润为着眼点的。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不妨站在雇主的立场，把一定就业量所产生的总收入（要素成本加利润）看作是这一就业量的收益。从另一方面讲，一定就业量所创造产物的总供给价格
是雇主的预期收益，正是这预期收益使雇主认为提供这样一个就业量是值得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每单位就业量的技术、资源和要素成本皆不变的情况下，每一个厂家、每一个行业或社会总体的就业量，决定于雇主对相应产量所能带来的收益的预期。
雇主们必须设法使就业量达到某一水准，在该水准上，预期收益将最大限度地超过要素成本。
设Z为雇用N个人所生产产品的总供给价格，那么Z与N的关系可表达为z=φ（N），这可称之为总供给函数。
同样，设D为雇主所预期的由雇用N个人所获得的收益，那么D与N的关系可表达为D=f（N），这可称之为总需求函数。
现假设N为一个给定的值，预期收益大于总供给价格。即D大于Z，雇主见有利可图，必欲增加雇Z的人数，必要时不惜提高价格，争购生产要素，直至N值使Z等于D时方肯罢休。因此，就业量决定于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的相交点，因为只有在这一点上雇主的预期利润才能达到最高值。D在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交点上的值，即有效需求（the effective demand）。这就是就业一般理论的要旨。以后各章将主要讨论决定这两个函数的各种因素。
从另一方面讲，笼统地表述为“供给自创需求”并继续构成所有正统经济理论基础的经典学说，在这两个函数关系上作了一个特殊的假定。因为“供给自创需求”这句话就是在说：不论N取何值，即不论产量与就业量在怎样的水平上，f（N）和φ（N）总是相等。而且，当N增加，Z［=φ（N）］增加时，D［=f（N）］也必然与Z作同量的增加。换句话说，经典理论假定，总需求价格（或收益）与总供给价格相适应，所以不论N取何值，收益D总与总供给价格Z相等。这就是说，有效需求不是只有唯一一个均衡值，而是有无数个均衡值，而且每一个值都能达到同样的目的。所以在就业量变得不确定的时候，唯有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能给就业量确立一个最高限度。
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雇主间的竞争必然使就业量扩大到这样一种程度，在这个程度上，总产量的供给不再有弹性。即当有效需求的值进一步增加时，产量不会再增加了。显然，这就是充分就业。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以劳动者的行为给充分就业下过一个定义。我们现在达到了另外一个等值标准：即当对劳动力产出的有效需求增加时，总就业量不再增加了。萨伊定律所说的不论产量在什么水平，总产量的总需求价格总是等于其总供给价格，实际上这也就等于说，社会上不存在阻挠充分就业的力量。然而，如果关于总供需函数没有这样一条真实的定律，那么经济理论就会缺少重要的一章，所有关于就业量的讨论就纯属徒劳了。
在现阶段，把以后各章所要详加阐明的就业理论先作一个简要的总结，也许对读者有所帮助，尽管其中有些内容也许并不大容易理解。我们所用到的各种术语以后都要详加定义。在这个总结中，我们假定每个雇员的货币工资和其他要素成本不变。这些假定只是为了叙述方便才设定的，以后可以取消。这种论证方法的本质特征在于，不管货币工资等因素是否改变，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我们的理论可以简述如下：当就业量增加时，总实际所得也要增加。但社会心理往往都会是这样：当总实际所得增加时，总消费也增加，但不如所得增加得那么多。所以如果整个就业量都用于满足消费需求的增加量，雇主们就要蒙受损失。因此，要维持一定的就业量，当前的投资量必须足以吸收在这个就业量下超过社会消费量的那部分总产量。因为如果投资量小于这个量，则雇主们的收入将不足以诱惑他们提供这一就业量。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假定社会的消费倾向不变，那么就业量的均衡水平取决于当前的投资，在这一均衡水平上雇主们既不想扩大也不想缩小其雇用的人数。当前的投资量还取决于投资诱惑，投资诱惑又取决于两组势力的相互关系，第一组为资本的边际效率表，第二组则为各种期限不同、风险不同的贷款利率。
如果假定消费倾向与新投资量不变，那么只有一个就业水平与均衡相符合。因为任何其他水平都将导致总产量的总供给价格与它的总需求价格不一致。这一水平不能大于充分就业，即实质工资不能小于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但一般说来，我们并没有理由可以期望这一均衡水平等于充分就业。与充分就业相吻合的有效需求只是一个特殊情况，仅当消费倾向与投资诱惑之间存在一种特殊关系时才能实现。符合经典学派理论之假定的这种特殊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最理想的关系。这种关系只有在偶然巧合或者经有意设计，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使当前的投资量恰好等于总产量的总供给价格与社会消费之差时才能存在。
这一理论司以归纳成以下几个命题：
1.在技术、资源和成本给定的情况下，收入（货币收入和实际收入）取决于就业量N。
2.社会收入与社会消费量（以D1来表示）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社会心理特征。这种关系我们称之为消费倾向。也就是说，消费量取决于总收入的水平，因而也就是取决于就业量N的水平，除非消费倾向发生变化。
3.雇主决定雇用劳动力的人数N取决于D1与D2之和D。D1是预期的社会消费量，D2是预期的新投资量。D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有效需求。
4.由于D1+D2=D=φ（N），式中φ为总供给函数，而且，正如我们在第2点所看到的那样，因D1是N的函数，我们可以把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示成χ（N），而且χ（N）还取决于消费倾向，由此可推出φ（N）-χ（N）=D2。
5.因此 ，均衡就业量取决于：①总供给函数，φ，②消费倾向，χ，③投资量，D2。这就是就业一般理论的精髓。
6.工资物品工业中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随N值的增加而递减，前者还决定着实质工资。所以，上面第5点受以下条件限制：当实质工资降低到与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相等时，N就达到其最大值。因此，并不是D取任何值都能使货币工资保持不变。所以，摈弃这样的假定，对于维护我们理论的全面性是十分必要的。
7.根据经典学派的理论，不论N为何值，D都等于φ（N），所以只要N小于其最大值，就业量都在中立均衡状态。雇主们之间的竞争力可以使N达到最大值。从经典学派的理论看，只有这一点才可能是稳定均衡点。
8.当就业增加时，D1也会增加，但没有D增加得多。因为当我们的收入增加时，我们的消费也随之增加，但不如收入增加得那样快。解决我们实际问题的关键就在这个心理法则上。因为按照这个法则我们可以得出：就业量越大，相应产量的总供给价格（Z）与雇主预期从消费者身上收回的那部分（D1）之间的差别就越大。所以，如果消费倾向不发生变化，就业量也不会有什么增加，除非D2不断增加，用以弥补Z与D1之间逐渐拉开的差别。因此，除非真像经典学派理论所假定的那样，当就业增加时，总会有一些力量使D2增加，并足以弥补Z与D1之间逐渐拉开的距离。否则，在N可能还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水平，经济体系就达到了稳定均衡状态。N的实际水平就不在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的交点上。
如此说来，就业量并不取决于以实质工资来衡量的劳动力边际负效用。在给定实质工资的情况下所可能有的劳动力供给量，只决定就业量的最高水平。就业量取决于消费倾向和新投资量，就业量还与一定水平的实质工资有着一定的关系，而不是相反。如果消费倾向和新投资率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那么，就业的实际水平将低于现行实质工资制度下所可能得到的劳动力供给量，而且，均衡实质工资将大于均衡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
这种分析，对为什么会有能富而不富的矛盾现象提供了一种解释。因为仅仅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存在，就足以甚至经常会使就业量的增长在达到充分就业水平之前停止。尽管劳动力的边际产物在价值上超过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但有效需求的不足常常阻碍生产的进程。
而且，社会越富有，其实际产量与可能产量之间的差别就越大，因而经济体制的弱点就暴露得更明显，甚至令人感到愤慨。对于一个贫穷的社会来说，其产品的大部分都用于消费，因而只要有小量的投资就可以造成充分的就业。反之，在一个富庶的社会中，如果富人的储蓄倾向与穷人的就业量不发生冲突，那么投资的机会就要比在贫穷的社会中多得多。如果在一个潜在富裕的社会中，投资诱惑较弱，尽管这个社会富裕的潜在性很大，有效需求原则仍将迫使它减少其实质产量，直至会使这个社会达到如此贫穷的程度，令其实质产量超过消费量的那一部分削减到适应于其微弱的投资诱惑。
但情况的不幸更有甚于此者。在一个富裕的社会中，不仅消费的边际倾向
较弱，而且由于它的资本积累较大，致使进一步投资的机会也变小，除非利率迅速下降。这又涉及利息论，以及为什么利率不能自动降到适当水平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在第四卷中讨论。
对消费倾向的分析、对资本的边际效率的定义以及关于利率的理论，构成了我们现有知识中的三大必须弥补的漏洞。当我们完成了这个任务，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找到了价格理论的适当位置，也就是说我们找到了一般理论的附属品的适当位置。与此同时，我们也将发现货币在利率理论中的重要地位，我们也将致力于认清货币不同于其他任何物品的特殊性。
总需求函数完全可以置之不论，这也是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基本观点。一百多年来，我们所承袭的经济学都是以这一观点为基础的。诚然，马尔萨斯曾经强烈反对过李嘉图认为有效需求不可能不足的学说，但是无济于事。因为马尔萨斯不能明确地解释（除了借助一些日常观察到的事实之外）有效需求为什么不足或过剩，以及怎么会不足或过剩，他自己的观点形成不了一个学说。李嘉图却完全征服了英国，就像异教裁判所征服了西班牙一样。他的学说不仅为金融界、政治家和学术界所接受，而且有关它正确与否的争论也就此终结。与其不同的各种观点一时销声匿迹，不再有人讨论。马尔萨斯无力解决的有效需求这一大难题从此不再在经济学的文献中出现。在马歇尔·埃奇沃思和庇古教授手中，经典学派的理论已登峰造极，但在他们的著作中却只字未提有效需求。这个概念只能偷偷摸摸地生活在卡尔·马克思、西尔维·盖赛尔或道格拉斯少校这些不入流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
李嘉图大获全胜实在有些神秘莫解。很可能是由于这个学说非常适合社会环境。从这个学说得出的结论往往与常人所预期的大不相同，我想这反倒增加了它的学术权威。这个学说应用到生活实践时往往是严酷而令人难以忍受的，这反而使人信以为是苦口的良药。以此学说为基础，可以建立起庞大的、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上层结构。从而增加了它的美感。它可以把社会的不公平与残酷解释成为社会进步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偶然事件，这正好迎合了统治者的心理。它还为资本家的自由企业辩护，因此又得到了当权者身后在社会上占有支配地位人士的支持。
尽管这个学说直到最后也不曾引起正统经济学家的怀疑，但用它所进行的科学预测都遭受了惨败，因而其名声也大受损伤。马尔萨斯以后的一些职业经济学家并没有发现其理论与事实不符而采取行动，但普通人却已经觉察到了这种不符的情形。结果他们逐渐失去了对经济学家的敬仰。在人们的心目中经济学家无法与科学家相比，其原因不外是科学家的理论能得到实践的验证，而经济学家的理论则不然。
传统经济学理论向来以乐观著称于世，经济学家也往往被人们看成是甘迪德一类的人物。他离开了这个世界去开垦他的园地，并教导人们说：“只要听其自然，一切都会在这个世界上以最好的形式向最好的方向发展。”这种盲目乐观的态度，我认为是由于他们忽视了一点：有效需求不足可以妨碍经济繁荣。如果一个社会的运行，完全像经典学派经济学家所设想的那样，那么社会资源的就业量显然有走向最适度水平的自然趋势。经典学派的理论也许代表了我们对经济体制运行方式的期望。然而，要是经济体制果真这样运行起来，那也就等于把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都假定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