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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主要是写给我的经济学家同行们看的，但也希望其他人能够看明白。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探讨理论方面一些艰难的问题，其次才是阐述这种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因为如果正统经济学出现了什么错误的话，那么这种错误不会出在为了逻辑上的一致而精心建立起的上层结构中，而是要出在其前提的不明确和缺乏普遍性上。这就是说，我除了通过高度抽象论证和许多反驳之外，都无法使我达到说服经济学家们以批判的态度重新检查一下他们的论证和基本假定的目的。我希望我的反驳尽可能少一些，但我又认为它很重要：因为这种反驳不仅仅有助于阐明我自己的观点，而且也有助于表明我的观点在哪些方面不同于同行的理论。我可以预料到，那些与我称之为“经典理论”结下不解之缘的人，不是认为我完全错了，就是认为我的理论毫无新意。这其中的是是非非只能由别人来评论了。我的反驳部分旨在为达到某个目的而提供一些资料，如果为了把各种学说说得泾渭分明，我的反驳有过于尖锐之嫌时，还请大家多予原谅。我现在所攻击的这些理论，我自己也深信了许多年，我认为我是不会对其中正确的部分予以轻视的。
这场论战的要点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如果我的看法没有错，那我必须首先说服我的经济学家同行们，而不是一般的群众。在争论的现阶段，尽管也欢迎普通群众参与这场论战，但他们只能作旁观者，在经济学家们的引导下尽量弄清楚经济学家们相互之间在观点上的严重分歧。这些分歧目前正在破坏着经济理论对现实的影响，如果这些分歧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它们的破坏作用还将继续下去。
这本书与我5年前出版的《货币论》之间的关系，恐怕我自己要比别人更清楚。我自己知道有些变化纯属自己追随了多年的思想路线的自然演变，但在读者心中可能认为是思想观念的一种错乱的变化。要想让读者同意我自己的看法是相当困难的，这种困难并不会因为我要变换一些术语而能减轻，尽管有些术语我觉得是非改不可的。凡是需要变换的地方，我都将在下文中指出。但这两本书之间的一般关系可以简述如下：在我开始写作《货币论》时，我所遵循的还是传统的路线，把货币看作是供求理论之外的一种力量。但在完成这本书之后，我的思想又有了新的进展，倾向于把货币论推广为社会总产量理论。只是由于难以摆脱先入为主的束缚，所以未能对产量改变所引起的后果做充分的讨论。现在看来，这已成为本书理论部分（即第3章和第4章）的显著缺点。我的所谓“基本公式”是在一定产量这个假设之下得到一个瞬时的图像。在给定产量的假设之下，那些公式试图表明，如何会有某些造成利润失去平衡的力量使得产量非改变不可。然而，动态的发展，由于它不同于瞬间图像，反倒使其显得不完整而且极其模糊。从另一方面讲，本书着重研究哪种力量决定总产量与总就业量的变化。尽管货币在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本书还是对货币的技术细节做了略去不论的处理。我们发现，货币经济在本质上是这样一种经济：当人们对未来的看法有所变化的时候，它不仅要影响就业的方向，还要影响就业的数量。但是，我们分析当前受着人们对未来的变化着的看法影响的经济行为的方法是以供求互动关系为基础的，并且也是以这种方式与我们的基本的价值理论相联系的。这样我们就形成了一个更为普遍的理论，这种理论涵盖了我们所熟悉的古典理论，而在这一更为普遍的理论中，古典理论是作为一个特例而存在的。
撰写这样一本独辟蹊径的书的作者，要想避免出现过多的错误，必须虚心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并多与别人对话。一个人若是独自冥思太久，即使是极其可笑的思想，也会一时深信不疑，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其他有关精神的科学也多是如此）。在这方面，我们常常无法将某人的思想付诸结论性的试验，无论这种试验是形式的还是经验的。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卡恩先生的建议和建设性的批评，这可能比我在写作《货币论》时得到的帮助还要多。鲁宾逊夫人、霍特里先生和哈罗德先生读过我的全部手稿，并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书后的索引是由剑桥皇家学院的本苏曾一巴特先生完成的。
本书的写作对作者来说是一个长期的挣扎过程，一个挣扎着摆脱传统的思想模式与表达模式的束缚的过程。如果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成功的，那么大多数读者就会在阅读此书的时候感觉到这一点。表述在这里的许多复杂的思想其实都是十分简单而明了的。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旧思想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旧思想已进入我们心灵的深处。所以说，现在的困难并不在于新思想本身，而在于摆脱旧思想。
J.M.凯恩斯
1935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