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消费倾向二：主观因素

一

假如总收入（以工资单位计算）不变，上述客观因素也不变，对于一个给定的收入，影响其消费量的第二类因素就是那些决定消费多少的主观和社会的因素。然而，分析这些因素时，并没有什么新颖的观点，所以只需要列出比较重要的因素，而不以较长的篇幅论述它们。

一般说来，有八种带有主观性质的动机或目标可能导致人们不把收入用于消费：

1.积聚一笔资金，储备起来以应急需。

2.预防将来的个人或家庭的收入和需求与现在有所不同，如有关养老费、子女教育费、亲属抚养费等。

3.获得利息和财产增值，即宁愿现在少消费一点，以获得将来较大的实物消费。

4.享受逐渐增加的开支，因为人的本能是希望生活标准逐渐提高，而不是逐渐下降，即使享受能力也许会减低，也在所不惜。

5.享受独立感和能做出事业的成就感，尽管没有清楚的想法、明确的目的和特殊的用途。

6.获得从事投机生意或从事某种事业的本钱。

7.遗留财产给后代。

8.满足纯粹守财奴的欲望，即虽然不合理，但却一贯抑制消费行为。

以上这八种动机可依次被称之为谨慎、远望、算计、改善、独立、管理、自豪与贪婪，而我们也能开出一系列与之相应的消费动机，诸如享受、短见、慷慨、失算、炫耀和奢侈。

除了个人积累的储蓄之外，还有大约占现代工业国家（如英国、美国）总储蓄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收入，由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各种社团及公司等储蓄起来，它们的动机基本上与个人的储蓄动机相同，但又不完全相同。其主要动机有如下四点：

1.经营动机——可以不必在市场上筹集资本而负债，就可以获得从事将来投资的资本。

2.流动动机——获得应付意外事件、困难情况和经济萧条的流动资本。

3.改善动机——使收入逐年增加，这样可使管理免遭责难，因为人们几乎分辨不清，收入的增加到底是由于储蓄所致，还是由于效率提高所致。

4.谨慎动机——通过财政上推行稳健政策来解除对将来的忧虑，即使所提出的储备金超过使用者成本或补充成本，以便偿还债务和注销原成本的速度大于资产的实际损耗率与折旧率，而不是小于资产的实际损耗率与折旧率。这一动机的强度主要取决于资本设备的数量和特点以及技术变革的速度。

与这些动机相应，人们常有把一部分收入不用于消费的动机，但也有使消费超过收入的动机。上面列出的可以得到正数值的储蓄动机本身就意味着在一段时间以后，能使人们的储蓄成为负值。例如，用储蓄来提供家庭所需要的开支或养老费，用借款来支付失业救济金都是负储蓄的很好例证。

所有这些动机的力度，将随着我们所假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组织，随着由种族、教育、习俗、宗教以及现行道德观等原因所形成的习惯，随着现在的希望与过去的经验，随着资本设备的规模与技术，随着目前财富的分配方法，以及已经达到的生活水平的不同，而产生重大的变化。然而，本书的主题，除极个别的地方之外，不涉及长远社会变革的后果，不涉及长期社会进步的缓慢作用。我们将假设主观储蓄动机和主观消费动机的主要背景不变。至于财富的分配，由于取决于大体为永久性的社会结构，它可被视为是在长期中变化缓慢的一个因素，从而在本书所论及的范围内，可以被认为是已知的。

二

主观的与社会的动机的主要背景的变化是极其缓慢的，而在短期内利息率及其他客观因素的变化影响也不大，这样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短期内消费量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以工资单位计算）的变化，而不是取决于特定收入量下的消费倾向的变化。

话虽如此，但也必须避免引起误解。上面的意思是说利息率的适度变动对消费倾向的影响通常都是很微弱的。但这并不是说，利息率的变动对实际的储蓄量和消费量的影响很小。相反，利息率的变动对实际储蓄的影响是很大的，但与人们通常设想的方向相反。其原因在于：虽然提高利息率会对减少消费倾向起作用，会吸收大量的未来收入，然而我们却可以肯定，利息率提高会减少实际的储蓄数量。因为总储蓄是受总投资控制的，而利息率的提高（除非有相应的投资需求曲线的变动来抵消）却会减少投资。所以，利息率的提高，必定会将收入减少到储蓄的减少与投资相等的水平。因为收入（绝对值）的减少比投资量的减少来得大，所以我们确信，利息率的提高会减少消费，但这并不等于说储蓄可以大幅度提高，恰好相反，储蓄和消费二者都要减少。

由此可见，即使利息率的提高可能引起一个社会不特定收入下的储蓄量的增加，我们仍然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利息率的提高（假设投资需求曲线没有发生利于投资的变动）将减少实际总储蓄。根据同样的推理甚至可以得知，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前提下，利息率的提高会使收入降低多少。因为，收入的减少必须是这样一个数量：在现有的消费倾向下，收入减少的数量所引起的储蓄的减少，正好等于提高的利息率在现行的资本边际效率下所造成的投资的减少。这方面的问题将在下一章中详细论述。

假如我们的收入不变，那么利息率的提高才有可能诱惑我们更多地储蓄。但是，如果利息率高得影响了投资，那么我们的收入也不可能保持不变。这时收入必定下降，直到储蓄能力的减少足以抵消高利息率对储蓄动机的刺激。这就是说我们越有德行，越有决心节俭，越是能执行个人与国家正统的财政政策，那么当利息率（相对于资本边际效率来说）相对提高时，我们的收入就减少得越多。顽固不化只能受到惩罚，而不会得到奖赏，这是不可避免的。

按照上面的说法，实际总储蓄量与实际总消费量与谨慎、远见、算计、改善、独立、管理、骄傲及贪婪等动机毫无关系，跟道德与邪恶也都毫不相干。一切只取决于在既定的资本边际效率前提下，利息率促进投资的有利程度的大小。 当然，事情并不完全如此，上面的说法也许有些言过其实。如果利息率能被调整到使它能继续维持充分就业的程度，节俭的美德仍然会恢复它的地位，资本积累的速度还是要取决于消费倾向的降低。这样我们可以再次发现，古典经济学家们之所以歌颂节俭的美德，是因为他们暗中假定：利息率总是要调整到保证持续的充分就业。 4dBwphC/5zY1WwERDcY6Vd/XzH5YKYnPz6PsUrHwiugxAjNzyJFEwjU41eJe7f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