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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主题，因为在第一卷临结束时，为了讨论一些关于方法和定义的问题，我们偏离了主题。我们分析的最终目标是要找到决定就业量的因素。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得到初步的结论，即就业量取决于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的交点。然而，总供给函数主要取决于供给的物质状况，在这其中尚有一些至今我们仍未熟悉的问题。在形式上我们对总供给函数未必很熟悉，但其中的因素都不是新的。在第20章我们还要回到总供给函数的探讨上来，在那里我们要讨论总供给函数的反函数——就业函数。就总体而言，我们对总需求函数的重视还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将在第三卷和第四卷中专门讨论总需求函数。
总需求函数表明任何给定的就业量与该就业量预期能实现的“收益”之间的关系。这一“收益”系两个数量之和，其一是就业量处于一定水平时的消费总量，其二是该就业量下的投资总量。决定这两个量的因素大致上是界限分明的。在本卷中我只讨论前者，即当就业量处于给定水平时，什么因素决定消费的总量。在第四卷中，我们将进而讨论决定投资总量的诸因素。
由于我们在这里要谈的是当就业量处于一定水平时，用于消费的量是多少，所以严格地说，我们讨论的函数应当把消费量（C）与就业量（N）联系起来。但是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以用一个稍微不同的函数来表示，即用Cw（以工资单位计算的消费量）来表示C，用Yw（以工资单位计算的相当于某一就业水平的收入）来表示N。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可以否认Yw是N的唯一函数。Yw和N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要受到职业种类的影响（尽管程度不深）。就是说，给定总就业量N，由于各种职业中不同的分配方法（因为各种职业的就业函数的形状不同，关于这一点在第20章中还要讨论）可能得出不同的Yw值。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因素。但就一般而论，可大致把Yw看作是由N唯一决定的。因此，我们就把被我们称之为消费倾向的名词定义为：存在于Yw（以工资单位计算的特定收入水平）和Cw（该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数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用χ表示之，于是
Cw = χ （Yw）或者C=W · χ （Yw）
一个社会的消费量，显然取决于下列三种因素：（1）收入量。（2）客观环境。 （3）该社会居民的主观需要、心理倾向、个人习惯以及收入的分配原则（当产量增加时，分配原则也会随之而变）。消费动机是相互影响的，对消费动机进行分类难免有划分不当的后果。然而为了使思路更为明晰，我们可以把它们划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大类分别加以考察。我们将在下一章对主观因素进行较详尽的考察，包括那些人类本性的心理特征、社会习俗和社会制度。主观因素虽然并不是不能改变的，但在短时期内，除了处于非正常的或发生革命的情况，很难有较大的变动。从历史的角度加以考察或把不同类型的社会制度加以比较研究时，必须考虑主观条件的改变以何种方式来影响消费倾向。但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一般将主观因素看成是固定不变的，并假定消费倾向只随着客观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影响消费倾向的客观因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工资单位的变化。消费量（C）与其说是货币收入的函数，莫不如说是（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收入的函数更为确切。假如技术水平、兴趣爱好以及决定收入分配的社会条件不变，一个人的实际收入，将随着他拥有的劳动力单位（labour-units）的变化而变化。换句话说，将随着用工资单位计算的收入的变化而变化。当然，当总产量改变时，他的实际收入的上升比率（由于受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要小于他的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收入的上升比率。因此，我们大体上可以有理由假设，假如工资单位变化，就业量不变，其消费支出——与物价一样——将与工资单位的变化成正比例变化。虽然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考虑到工资单位的变化所造成的企业家与食利者之间的收入分配的变化，因为这一改变可能对总消费量施加影响。除此之外，我们已经考虑到工资单位的变化这个因素，因为在给消费倾向下定义时，消费和收入都是用工资单位来计算的。
2.收入与净收入之间差额的变化。我们已在上面指出，消费量与其说取决于收入，莫不如说取决于净收入。因为按照定义，当一个人决定他的消费规模时，他所考虑的主要是他的净收入。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收入与净收入之间也许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说，在不同水平的收入和其相应的净收入之间存在着表明二者之间关系的唯一函数。但情况如果不是这样，收入的变化并不影响净收入，则该部分收入的变化必须略而不计，因为它对消费不产生影响。同样道理，当净收入的变化并不在收入中反映出来时，我们就必须考虑到净收入的变化，然而，除非在例外的情况下，我怀疑这上述因素的实际重要性。在本章的第4节，我们再对收入和净收入之间的差额对消费的影响作一较全面的论述。
3.在计算净收入时未加考虑的资本价值的意外变化。这些意外变化，在改变消费倾向时，比收入与净收入之间的差额重要得多。因为这些收入量之间不存在稳定的或者规律性的关系。拥有财富的阶级的消费，也许对于财富货币值的意外变化格外敏感。这应该被看成是在短时间内引起消费倾向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4.时间贴现率的变化（即现货和期货的交换比例的变化）。时间贴现率与利率是不完全相同的。因为在可以预期的范围内，它会考虑到货币购买力未来的变化，也必须考虑到各种各样的风险，例如，能否活到可以享受到未来的果实，或者那种近于没收性的税收政策。然而作为一个近似值，我们可以用利率替代贴现率。
这个因素对于特定收入中的消费比例到底有多少影响，确实很值得怀疑。古典学派认为，
利率是使储蓄供需相等的因素。我们容易推论出，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消费支出与利率的变动方向相反，即利率增加时，消费量会明显减少。不过长期以来大家已达成这样的共识，利率的变动对于现期消费量的影响是复杂而不确定的，须看几种相反力量的大小强弱而定。因为，利率的上升可以有助于加强储蓄的某些主观动机，而又会削弱其他一些主观动机。长时期中，如果利率变动较大，可能导致社会习惯改变很多，从而影响主观的消费倾向——除非有实际经验，否则对影响消费倾向的方向到底如何，很难下结论。通常在短时期内，利率的变动大致不会直接影响消费，既不会使其增加，也不会使其减少。如果人们的总收入保持不变，那么不会有许多人仅仅由于利率从5％降到4％而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在间接的意义上，影响可以较大，但影响的方向不尽相同。对于特定收入的消费量，最重要的影响也许是当利率改变时，证券及其他资产会有增值或贬值的现象。设当一个人的资本价值有意外的增值时，他自然想增加他目前的消费。反之，假如他蒙受资本损失时，虽然就收入而言不比以前少，他还是会减少当前的消费，而这种间接的影响，我们已在上述的第3点中论述过了。此外，我认为，经验所提供的结论是：除非利率有着不同寻常的巨大改变，利率对个人在特定收入中的消费量的短期影响相对来说是次要的。当利率确实下降到很低的水平时，以一定量收入能购买到的年金与同量收入所得到的年息之间的比例的增加是一个形成负储蓄的重要原因，因为，比例的增加会促使人们去购买年金以备防老之用。
消费倾向可以受到急剧影响的非正常情况也许应被置于这里加以讨论。在这种非正常的情况下，人们对将来以及将来会带来些什么具有极端的不肯定性。
5.财政政策的变化。就个人的储蓄动机而言，确实取决于他所预期的未来收益，但很明显，个人的储蓄动机，不仅取决于利率，而且还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政策。所得税（尤其是他们鄙视“不劳而获”的收入）、资本利润税、遗产税等都和利率一样，与储蓄有关。在一般人心目中，财政政策的可能变化范围，至少要比利率自身大。如果财政政策被政府蓄意作为更平均地分配收入的手段时，那么财政政策对消费倾向的影响肯定会更大。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政府从平常的税收中，用偿债基金偿还国债，这会对总消费倾向产生影响。这种偿债基金是集体储蓄的一种，大量设置偿债基金的政策应被当作减少消费倾向的因素。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当政府从借债的政策转变为相反的设置偿债基金的政策时（或作相反的转变时），它能引起严重的有效需求的缩减（或显著的增加）。
6.人们改变其对现在和将来的收入水平的差距的期望。为形式上完备起见，我们必须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这个因素对特定的个人消费倾向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对于整个社会，大概会互相抵消。而且，就一般而言，这个因素也不易确定，所以也不可能产生什么较大的影响。
因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一个给定的情况下，假如我们取消工资单位（用货币表示）的变化，则消费倾向大概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资本价值的意外变化将使消费倾向产生变化，利率和财政政策的重大变动也将使消费倾向发生变化，但除此以外，其他可以影响消费倾向的客观因素虽然不可忽视，但在通常的情况下，它们的作用不大可能是重要的。
事实上，假定一般经济条件不变，则消费支出（以工资单位计算）基本上取决于产量和就业量，这是为什么可以用一个笼统的“消费倾向”函数来概括其他因素的比较恰当的理由。虽然其他因素可能改变（这一点决不能忘记），但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总收入一般是主要的变量来决定作为总需求函数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消费量。
消费倾向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在通常情况下，总消费量多取决于总收入量（二者都以工资单位计算）。如果消费倾向自身的变化可以看成是次要的影响因素，那么消费倾向函数的正常形状是什么样的？
无论我们是从现已了解的人类本性上看，还是从经验中的具体事实来看，我们可以具有很大的信心来使用一条基本心理规律。这条规律就是：在一般情况下平均说来，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他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会像收入增加得那样多。这就是说，如果用Cw代表消费量，用Yw代表收入（两者皆以工资单位计算）。那么，△Cw和△Yw会具有相同的正负号，但前者小于后者，即
为正值，但比值小于1。
特别是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为短时期时，情况更是如此。例如，在短时期内，假如就业量完全呈周期性变化，但人们的习惯——与较持久的心理倾向不同——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一个人为了维持他习以为常的生活标准，首先要拿到收入，然后才可能将他的实际收入与维持日常生活标准的费用之差储蓄起来。即使他由于收入的变化开始调整消费支出，但在短时期也不会做得很适当。这样，收入增加，储蓄也会增加。收入减少，储蓄也会减少。只是开始时要比后来增减的幅度更大。
但是，除了收入水平在短时期内变动之外，还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在通常情况下，收入的绝对量越大，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额也就越大。因此，一个人要满足他个人及家庭的眼前的基本需要的愿望比他积累财富的愿望更为强烈，除非他的生活已达到相当舒适的程度，并有余力才有可能积聚钱财。一般说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当实际收入增加时，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将随之增加。但是无论储蓄所占的比例是否增加，我们认为任何现代社会都适用这样一条基本心理规律：即当实际收入增加时，其消费量不会以同一绝对量增加，所以绝对量增加的必定是储蓄，除非其他的因素同时也发生异常重大的变化。正如我们在后面要说明的那样，
经济制度的稳定主要取决于这条规律的实际作用。也就是说，就业量（即总收入）增加时，不必用所有的就业量去满足消费量的增加。
另一方面，当收入因就业量减少而出现很大程度的减少时，不仅某些个人和某些机构将动用其情况较好时所积累的后备金作消费之用，使其消费超过收入，而且政府也得如此。因为政府也要陷入超支的境地，不论它是否自愿如此。政府只能通过借款来提供失业救济金。由此可见，当就业量下降到低水平时，总消费量的下降数量会小于收入下降的数量。这既可能是因为个人的习惯性行为，也可能是因为政府政策的导向。这两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通常在波动幅度有限的范围内，均衡状态能够得以形成。否则，一旦就业量和收入开始下降，它们完全可能继续下降到极端的程度。
我们将会看到，这个简单的原则可以得到与以前相同的结论，即就业量只能随着投资量的增加而增加，除非消费倾向确实发生了变化。其原因在于，当就业量增加时，由于消费者的开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增加，所以除非投资的增加能填补二者之间的差距，否则已增加的就业量会成为无利可图的事情。
我们绝不可低估了上面已经论述过的那个事实的重要性，即就业量是预期消费和预期投资的函数。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消费量就是净收入的函数，即净投资的函数（净收入等于消费量加净投资）。换句话说，在计算净投资时，被认为必经扣除的折旧等储备金额越大，一定投资水平对消费的促进影响越小，从而对就业量的积极影响也越小。
当全部储备金额（或补充成本）在目前都被实际用于维修现有的资本设备时，它的作用不大可能被忽视。但当储备金额超过当前实际维修费用时，它对就业量产生影响的实际效果并不总能被人们充分了解。因为超过的部分，既不会直接引起当前投资，也不会用于当前消费，因而，必须由新投资弥补。新投资的需求与当前旧设备的耗损完全没有关系，而储备金额则是为当前旧设备的耗损而设的，其结果是可用于产生当前收入的新投资相应减少，因此，如果要维持一特定的就业量，新投资需求就必须更强烈。而且，上面所述同样适用于使用者成本的损耗，只要其损耗在实际上没有得到补偿。
现以一座房屋为例，假设这座房屋直到拆毁或弃置不用之前均能被居住而无须加以修缮。如果从全年的租金中，提出一笔资金用于房屋折旧，但房主既不把这笔资金用于维修房屋，又不把它作为净收入而用于消费。那么这笔资金，无论是U的组成部分还是V的组成部分，在整个房屋的寿命中，都将不利于就业。直到这座房屋必须重建时，上述问题才能立刻得到圆满的解决。
在静态经济中，所有这些都不值得一提。每年旧房屋的折旧费恰好与新房屋的建造费完全相等，旧房屋寿命终了的速度等于新房屋的建造速度。但在非静态经济中，特别是在刚刚出现过对长期耐用资产的狂热投资时期内，这些因素具有重大的作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雇主由于现有资本设备必须维修和更新，需要提取一笔储备金，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设备会逐渐损坏，但要花费接近全部储备金去进行修理更新的日子还未到来，所以新投资中有很大一部分要为储备金所吸收。这些事实所造成的后果是：收入只能处于一个低水平，低到能与低数值的净总投资相适应。在旧设备需要重新购置（这是提取折旧储备金的目的）之前的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折旧储备金就会把消费能力从消费者那里抽出去。换句话说，折旧储备金在这里的作用是减少当前的有效需求。只有对旧设备进行实际的更新才会增加有效需求。如果“财政上的稳妥政策”，即提取折旧储备金大大超过该设备的实际损耗，那么，加在一起的后果可是非常严重的。
例如美国，在1929年，由于资本在过去的五年中迅速扩张，偿债基金和折旧储备金都很大，而工厂的设备并不需要更新，尽管新投资的数额巨大，但绝大部分已被这些储备金所吸收。几乎没有希望找出更多的新投资，为人们在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富裕社会中愿意提供的新储蓄寻找出路。这一因素本身就已足够引起一次经济萧条。此外，由于这种类型的“财政上的稳妥政策”继续在整个的萧条状态中为那些有力量这样做的大公司所采用，它又严重地阻碍了经济从萧条状态中尽早地走出来。
再以现在（1935年）的英国为例。战后大量的住宅建筑和其他新投资，导致偿债基金大大超过任何当前设备的维修费和重新购置费。这种倾向因投资者曾是地方当局或公共机关而大为加强，因为他们遵循“健全”财政的原则，往往要求在更新设备之日到来之前，就将原来的成本全部提完。结果是，即使私人准备花费他的全部净收入，要恢复充分就业也极其困难。因为与此同时，官方和半官方机关正依法提取与同期的新投资完全无关的巨大偿债基金。我认为，
地方当局全年提取的偿债基全，完全超过了地方当局用于新发展投资的半数。
尽管如此，我们还难以肯定，卫生保健部是否知道，当它要求地区当局设置高额的偿债基金时，它使失业问题的严重程度增加了多少。以建筑业协会贷款给人们建造自己的住宅而论，人们尽快偿还债务的愿望会使住宅主人的储蓄大于住宅的损耗所要求的数量，尽管这一事实也许应被归入消费倾向的直接降低，而不是由于净收入的减少所致。从实际数字来看，建筑协会的抵押款的偿还额，从1925年的2400万镑增加到1933年的6800万镑，而其间的新抵押款为10300万镑。在今天，偿还额很可能还要高一些。
从产量统计数字中显示出来的是投资额，而不是净投资额。这一点科林·克拉克在《1924—1931年的国民收入》一书中，很有说服力地提出来了。他指出：在正常情况下，折旧等项目的数值占有投资额中很大一部分比例。例如，他估计英国1928年至1931年间的投资和净投资大致如下表所列。
在表中，他的毛投资很可能比我的投资要稍大一些，因为，毛投资可能包括我的使用者成本，他讲的净投资与我讲的净投资，到底是否一致，我也说不清。
库兹涅茨先生在统计美国1919年至1933年的毛资本形成（我称之为投资）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事实上产量统计所得到的数字，只能是毛投资，而不是净投资。库兹涅茨先生也发现了根据毛投资计算净投资的困难。他写道：“从毛资本形成到净资本形成的困难，在于改正现有耐用物品的消费量的困难，并不仅仅在于缺乏资料的困难。耐用品的每年平均消费量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含混不清的。”
因此，他只能后退到“企业的账簿上所扣除的折旧和消耗正确地反映了企业所使用的现有的耐用品的折旧和消耗的数量”。另一方面，他绝不企图对个人手中拥有的房屋以及其他的耐用品扣除折旧。关于美国，他得出的有趣的结果可概括如下：
上表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样几个事实：在1925—1929年的五年中，净资本形成非常稳定，即便在经济比较繁荣的后期，也只不过增加了10％。雇主的常规维护、维修、保养、折旧与损耗的减少，即使在经济最萧条的时期，也保持着很高的数字。但是库兹涅茨先生的方法，肯定过分低估了折旧等的年增长率。他认为年增长率不到新的净资本形成的1.5％。最重要的是，自1929年以后，净资本形成急剧下降，1932年的数字，与1925—1929年五年的平均数相比，不到95％。
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上面的论述有点离题了。但我们强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假如一个社会拥有大量的资本，那么在计算通常用于消费的净收入时，必须从收入中扣除一大笔费用。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即使社会成员愿意把净收入中的很大部分用于消费，消费倾向还是要遇到严重的障碍。
我们有必要再重复一次众所周知的事实，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和唯一对象。就业机会必定受到总需求量的限制。总需求只可能来自现在消费或现在为将来消费作的准备。我们能够有利可图地预先准备消费，不能推向遥遥无期的将来。作为一个社会要提供未来的消费，不能从理财的角度着眼，只能现在实实在在地生产物质产品。鉴于我们的社会组织和商业组织，已把在财务上为将来消费作准备同在物质上为将来消费作准备截然分开，所以取得前者的努力不是必然也会取得后者的。这样，财政稳健政策容易使总需求减少，从而也损害了公共福利。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此外，我们为将来而事先准备的消费越多，要想找出更多的事先作出准备的将来的消费渠道就更加困难。从而，我们就更加依赖现行的消费作为总需求的来源。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收入越高，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距就越大。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如果拿不出什么新的解决办法，这个难题就无法解决，除非保持足够大的失业量，让社会贫困到使收入与消费的差额恰好等于在目前有利可图的生产为准备未来消费所生产的产品价值的程度。
问题还可这样看：消费一部分由现行制造的物品来满足，一部分可由过去制造的物品来满足，即由负投资来满足。在消费由后者来满足的时候，现行的总需求会因之而缩小，因为一部分现行消费支出不能再转变为净收入的一部分。反之，在一个时期中，每当制造一件为了满足以后的消费而从事生产的物品时，现期的总需求就会增大。众所周知，一切资本投资迟早总会以资本负投资的形式而告终。这样一来，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使资本投资超过资本负投资的数量大到能够足以补偿净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差额成为日益困难的问题。只有当人们预期未来的消费支出会增加时，新资本投资超过负投资的情况才会出现。每当我们靠增加投资来维持今天的均衡时，就会使明天的均衡变得更困难。只有预料日后的消费倾向将增加，今天消费倾向的减少才符合公共利益。《蜜蜂的寓言》这一则故事提醒我们——明天的快乐是人们今天刻苦奋斗不可缺少的理由。
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值得一提。对上面所述的一些困难，人们的头脑中似乎只有在诸如道路建设、住宅建设等公共投资的场合才会意识到，通常被用来反对政府投资以便提高就业量的理由是它会给将来造成困难。人们不禁要问：“当你为将来数量不变的人口建造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住宅、道路、市政厅、高压电网、供水设备等等之后，你还将做什么呢？”不过一般人却不大容易理解，私人投资或私人从事产业的扩展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尤其是后者，因为我们更容易看到，对新厂房设备的需求比对住宅的需求更容易满足，而且新厂房、设备从个人那里只吸收少量的资金。
妨碍我们清楚地了解这些问题的原因（许多有关资本的学术讨论也是如此），在于我们没有充分意识到，资本不能离开消费而独立存在。反之，如果消费倾向一经降低便会成为永久性的习惯，不仅消费需求会减少，资本需求也会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