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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和接下去的三章中，我们将致力于澄清一些疑难，这些疑难对我们专门要讨论的问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所以这八章只能算是题外话，暂时使我们的思路偏离一下主题。我们之所以要在这里讨论这些疑难，主要是因为别人对这些疑难的处理方法并不适用于我们的研究程序。
经济学家常用的几个单位不能令人满意。这一现象可以用国民收入、实际资本的数量以及一般价格水平这三个概念为例来说明。
1.国民收入，按照马歇尔和庇古教授的定义，
只衡量了现期产量或实际收入，而没有衡量产量的价值或货币收入。
而且，国民收入是一个纯净的概念，必须从现期产品中减去现期开始时已有的资本设备在现期中所蒙受的损耗，二者之差才是国民收入，才是社会资源的纯净增加量，它可以用于消费或留作资本。经济学家想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一个量的科学。但是以此为目的所下的定义必将遭到激烈的反驳。因为社会物品的产量与服务并非是一个同源的复合体，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严格说来是不能衡量的。例如所有的产品都以相同的比例增加，就是一种特殊的情况。
2.当我们为了计算净产量而努力测量资本设备的纯净增加量时，困难就更大了。因为我们必须找到某种基础，然后才能对新资本项目与现期内损耗的旧项目进行数量比较。为了计算纯净国民收入，庇古教授
减去了“可以视为正常的折旧等，至于何为正常，则要看这些损耗是否经常发生，如果不能说得很详细，至少也能说出个大概”。又因为这种减法没有以货币为计算单位，所以，庇古教授是在做这样的假定：物质虽然没变，但物质的量已经变化了，也就是说，他还是暗地里引进了价值改变这个概念。而且，当生产技术改变，新的资本设备与旧的设备不同时，庇古教授也想不出什么较好的方法
来比较新旧两种设备的价值。我相信庇古教授所追求的概念，在经济分析上是一个正确而适当的概念。但在没有采用令人满意的单位体系之前，要想对这个概念下一精确的定义是没有可能的。要把一个真实产量与另一个真实产量相比，然后再通过新产的资本设备项目来抵消旧的。以消耗了的项目来计算净产量，实在是一个难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3.众所周知，一般物价水平是个涵义空泛的概念，难以精确定义，因而不适用于精确的因果分析。
然而这些困难也确实被看作是“谜”，人们把它们当作是一些无法解决的“纯粹理论上的难题”。它们从来不曾以任何方式妨碍过商业决策，或者困扰过商业决策者，也与经济事态的因果程序不发生任何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断言：这些概念不仅不准确，而且不必要。显然，数量分析不能使用数量模糊的概念。而且，一旦进行了数量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没有这些概念反倒使分析顺利不少。
两组在数量上无法比较的东西本身就构不成进行数量分析的条件。但这种情况并不妨碍我们进行一些粗略的统计比较，这种比较是建立在某种广泛的判断而不是严格的计算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在一定限度内，统计的比较还是有意义和有效的。但诸如净实际产量，物价的一般水平等概念最好还是从历史的或者统计的角度加以叙述，其目的也不过是满足历史的和社会的好奇。因为，绝对的准确就显得既不平常又不必要。但因果分析是要求绝对准确的，不论我们对有关数量的实际值知道得是否完全准确。说今天的净产量大于十年前或一年前，而物价水平则低于十年前或一年前，与说维多利亚女王以女王论比伊丽莎白女王好，以女人论则不见得比伊丽莎白快乐，性质完全是类似的，话的本身并非没有意义，也不是没有趣味，只是不适于作数量分析的材料。如果我们要用如此空泛、非量化的概念来作为数量分析的基础，那么我们计算的精确度是丝毫也靠不住的。
我们一定要记住，在每一个特定的情况下，雇主总是关心以什么样的规模来运用给定的资本设备。当我们说对需求增长的预期，即总需求函数的提高将导致总产量的增加时，这实质上是在说厂商将在同一资本设备上雇用较多的劳动力。如果只是对一个工厂或者是只生产一种产品的企业，只要我们愿意的话，还是可以合法地谈论其产量的增减。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工厂的生产活动都加在一起考虑，则除非用特定资本设备上的就业量为标准，否则我们难以精确地谈论产量的增减问题。在这里用不着社会总产量和一般物价水平这两个概念，因为我们不需要对当前总产量作一绝对衡量，用来比较当前产量与不同资本设备和不同就业量所能产出的产量之间的大小。如果为了叙述方便或者作一粗略的比较，我们要谈产量的增减问题，必须依赖一特定资本设备上的相应就业量将是由此而生产的产量的良好指数这样一个一般的假设。换句话说，我们假定二者同时增加或者同时减少，尽管二者之间并没有一定的比例关系。
因此，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建议只引进两个数量单位，即币值量（quantities of moneyvalue）和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性的，后者则可以变成齐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动等级和劳动种类的薪水相对稳定，为计算就业量方便起见，我们就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动力的就业量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动力的就业量则根据所得报酬的多少而定。这也就是说，如果一小时特种劳动力的报酬为一小时普通劳动力的两倍，那么其就业量可计为两个单位。衡量就业量的单位我们称之为劳动力单位（labour-unit），一劳动力单位所得货币工资，称之为工资单位（wage-unit） 。
故设E为工资及薪水支出，W为工资单位，N为就业量，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表达为E=N·W。
尽管每个工人的特殊技能及其对各种职业的适应性明显不同，但仅凭这一事实还不足以推翻我们的假定：劳动力供给是齐性的。因为，如果工人的报酬与其效率成一定比例，那么，由于我们在计算劳动力供给时是根据其报酬而定的，所以说这种效率的差异已经计算在内了。另外，当产量增加，一工厂所增雇的工人对其工作逐渐不适应时，雇主付出一工资单位所得到的工作效率就会逐渐降低。这只是使特定资本设备所雇劳动力渐增而该资本设备的（边际）产量递减的诸多因素中的一种。换句话说，我们把报酬相同、效率不同这一劳动力的不齐性包括在资本设备中，并把它看成是资本设备所具有的性能。所以当产量增加时，我们不认为是劳动力逐渐不适于利用一个齐性的资本设备，而认为是该资本设备逐渐不适于雇用劳动力。因此，如果专业工人或熟练工人没有剩余，那么就要雇用一批不太适合的工人，从而导致产品的平均劳动力成本提高。这等于是说：当就业量增加时，该资本设备的报酬的递减速度，与有这类劳动力剩余时相比更为加大。
如果各种劳动力的专业化程度很高，彼此间无法替代，即使在这种极端的情形下，也不会出现什么麻烦。因为这无异于说：当专门适于使用某种资本设备的劳动力都已用光时，该类设备上的产品供给弹性实际已降低到零。
这样，除非各种劳动力的相对报酬非常不稳定，否则假定劳动力齐性并不困难。即使相对报酬极不稳定时，我们也有处理的办法：只要我们假定劳动力供给以及总供给函数的形状都可能发生快速的改变。
我认为，当我们讨论整个经济体系的行为时，如果我们只采用两个单位，即货币和劳动力，那么我们就可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但在单独分析一个工厂或一个行业的产量时，则不妨采用特殊的单位。以衡量该厂或该行业的产量与设备。关于总产量、总资本量以及物价的一般水平之类的空泛概念，则留待作历史比较时再用，因为在某种（也许相当宽的）限度之内，历史的比较本来就无须精确，只要大致不错就可以了。
由此我们将根据现有资本设备上的工作时间（不管是用来满足消费，还是用来扩大再生产）的多少来衡量当前产量的变动。技术工人的工作时间则根据其所得报酬而定。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个产量与由另一组工人和资本设备所生产出来的另一个产量作数量上的比较。要预测拥有一定设备的雇主们在总需求函数变动时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并不要求我们一定要知道由此所生产的产量、生活水平和一般物价水平，与另一时间或另一国家的生产产量、生活水平及一般物价水平进行什么比较。
显然，无论我们所讨论的是一个工厂、一个行业甚至整个经济体系，我们都可以不问产量，只用供给函数以及我们所选定的两个单位来表示供给状况及供给弹性。例如一个工厂的供给函数（一个行业或所有行业的总供给函数也与此相似）可以表示成：
Zr=φr（Nr）
式中，Zr为预期收益（使用者纯粹成本），对它的预期将导致就业量达到Nr。因此，如果就业量与产量的关系为Or=Ψr（Nr），即就业量为Nr时，产量为Or，那么
这就是通常所谓的供给曲线，式中，Ur（Nr）表示就业量在N2时的（预期）使用者成本。
如此说来，在每种商品都是齐性的情况下，即当Or=Ψr（Nr）有具体意义时，我们也可用通常的方法估计Zr=φr（Nr），我们可使用某种方法将Nr相加，但在使用这种方法的过程中不能将Or相加，因为∑Or不是一个数量。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假定，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一个特定的总就业量分配于各个行业的方法只有一个，即N为N的函数，则问题便可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