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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目光下》初版于1911年，是康拉德继《黑暗的心》（1899）、《诺斯托罗莫》（1904）、《密探》（1907）之后第四部也是最后一部政治小说杰作。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沙皇俄国，情节聚焦于一个小人物如何沦为残酷专制铁钳的牺牲品。在全书首页，康拉德开宗明义地点出此人是“伊希多的西里尔之子——基洛·希多洛维奇·拉祖莫夫”。拉祖莫夫是个私生子，生母是大祭司之女，早已亡故，生父是赫赫有名的K亲王。尽管拉祖莫夫一表人才，举止得体，天资聪颖，但K亲王却无力为自己当初这段风流韵事结下的苦果买单。所以拉祖莫夫活在世上其实与孤儿无异，或者如他自己所言，是伟大的俄罗斯一位不幸的孩子。作为一部政治小说，《在西方目光下》也顺理成章衍变成了作为母体的俄罗斯吞噬自己孩子的一个黑暗故事。
在康拉德笔下，沙俄政府是通过一系列残忍疯狂的无赖形象展现出来的，这些人醉心于扼杀一切异议人士。被霍尔丁暗杀的P先生就是这类人的代表。P先生是“手握重权的国务大臣，当年曾担任臭名卓著的镇压委员会主席。各类报章对此人鼓噪甚多。据称他性格疯狂，鸡胸，身着金边制服，一张脸像烤焦的羊皮纸，戴着一副眼镜，目光呆滞，皮包骨的颈前挂着圣普罗科匹厄斯会的十字架。……他为国效力使用的方式就是囚禁、流放、绞杀。他做这些事时，不论男女老少，一视同仁，不遗余力，不知疲倦。他对专制原则迷信膜拜，一心一意要把公共机构中与自由沾边的任何东西斩尽杀绝。对正在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进行无情镇压，不由使人觉得他志在毁灭自由本身的希望”。而后来抓获霍尔丁为P先生复仇的T将军，在小说中一再被渲染为“手段残忍”、“面目狰狞”。他将抓获、审讯、拷打霍尔丁视为一桩赏心悦事，“我们想要鸟儿活着。如果在处置他之前不能让他唱唱歌那就太糟了”。
最能体现出沙皇政府残暴的要数尼基塔，绰号“内卡塔”（拉丁文意为“杀手”）。他表面上为革命派效力，但其实和拉祖莫夫一样，是双重间谍。与拉祖莫夫不同的是，他对这份工作乐此不疲，随时愿意在政府和革命派两个阵营里大肆杀戮。在康拉德的小说中，鱼肉百姓的政府需要尼基塔这样的鹰犬——《诺斯托罗莫》里缓慢折磨政治犯的贝隆神父是另外一例——而与政府为敌的革命分子也同样需要这类人。正如小说中的叙述者所言，“暴力革命会被偏执的狂热分子和专制的伪君子把持”，《密探》中邪恶的无政府主义者卡尔·扬特就被赋予这样的权利，可以杀死任何阻碍或威胁革命的人。而尼基塔的杀戮行为更是得到沙皇政府和革命派的双重授权。在小说中，谜一般的格列高里·米库林参谋是沙俄政府的另一位官僚，也是拉祖莫夫和尼基塔这两位双重间谍的顶头上司。康拉德可能以《罪与罚》中负责审讯拉斯柯尼科夫的波尔费利警探为原型来塑造米库林。他的表现具有欺骗性，好像具有开明倾向。米库林身上有拉祖莫夫的影子，假如维克多·霍尔丁没有闯入拉祖莫夫的生活，拉祖莫夫若毕业后进入政府机构，很有可能会变成另一个米库林。米库林对拉祖莫夫貌似同情友善，说话有理有据，冷静客观，像个慈父。当举目无亲的拉祖莫夫六神无主时，他扮演着类似其父亲的角色。然而他的仁慈是一种伪装——他根本不关心拉祖莫夫的死活。米库林这个间谍头子是在用自己不凡的智力和洞见来培养和操控手下的密探们，让他们甘愿为专制政体效力。
小说从头至尾不遗余力地对沙皇俄国进行抨击。在小说开篇，康拉德就告诉我们，霍尔丁刺杀P先生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因为“人性中最高贵的抱负、对自由的渴望、赤忱的爱国心、热爱正义、悲悯的情怀，甚至淳朴的思维表现出来的忠实顺从，这些情感统统为仇恨恐惧所蹂躏，而仇恨恐惧恰恰与令人不安的专制压迫形影不离”。霍尔丁是位满怀理想、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所经历的从理想主义者到政治刺客，再到带有宗教殉道色彩的政治烈士的转变，揭示出沙俄统治多么暴戾恣睢。在小说结尾，就在拉祖莫夫要将自己出卖霍尔丁一事向后者的妹妹娜塔莉亚袒露时，拉祖莫夫这样描述俄国，“这是个让灵魂深陷囹圄之地”。沙俄政府居高临下地监视控制着俄国民众，压制腐蚀每一种高尚的理想，令欺诈、仇恨，尤其是 愤世嫉俗 横行于世，“ 愤世嫉俗 正是俄式专制和俄式反抗的标志词。虽然俄罗斯精神可以体现为以数字为荣，体现为追求神圣奇特的虚荣，体现为受苦受难时偷偷地弯腰屈膝，但俄罗斯精神的本质还是愤世嫉俗。这种愤世嫉俗的精神体现在政治家的宣言里，体现在革命家的理论中，体现在预言家的神秘谶言里。这种愤世嫉俗精神能令自由显得放荡，令基督的品德显得猥亵粗鄙”。拉祖莫夫在出卖霍尔丁之后，便被各方抛弃，无所依凭，处境尴尬，在革命派这边，他是个卖友求荣者，而在政府这边，他又是政治嫌疑犯。最后只是依靠其生父K亲王的影响力，才没被这两大阵营毁灭。在小说中，当T将军和米库林参谋商议如何处置拉祖莫夫时，有这样一句话：“大家可以想象到，这两人在讨论拉祖莫夫先生这个案子时，那种一手遮天的派头，对俄国境内芸芸众生的鄙夷不屑，像两个奥林匹斯山的神灵睥睨一只虫豸”。
《在西方目光下》虽然用夸张的笔法对俄国的专制独裁大加鞭挞，但它也同样对聚集在日内瓦的革命派没有好感。革命派的领袖彼得·伊凡诺维奇是个伪女权主义者。他一方面口口声声称妇女具有拯救世界的潜力，对妇女推崇有加，另一方面却虐待身边的女佣，性格温顺的特克拉。在小说中，叙述者老语言教师担心彼得·伊凡诺维奇会将娜塔莉亚引上邪路，最后沦为和特克拉一样的下场。和《密探》里那些贫民窟革命者一样，伊凡诺维奇从事革命不是出于公正无私的革命信念，而是为了一己之私利。由于是被一个女人解救才挣脱枷锁，伊凡诺维奇因此将自己的感激之情上升为一种政治信条。但他真正的野心只有一个，那就是传播自己的影响力，主宰支配他人。他和俄国政府内的高官本质上并无二致，这点可以通过某天晚上伊凡诺维奇和米库林在列车车厢里密会，两人共同分享关于双重间谍的情报这个细节清楚地看出来。犬儒主义是两派共同的标志词。
因此这部小说既反对沙皇政府的专制独裁，同时也不赞同专制独裁的对立面，也就是革命派。更有甚者，就连相对开明的西方制度体系在书中也遭到无情的嘲弄。在小说第三部分结尾处，拉祖莫夫只身一人来到罗讷河上的一个孤寂小岛写作日记，却意外发现让·雅克·卢梭这位西方现代民主主要奠基者的塑像。康拉德借用书中叙述者嘲讽的话语对他进行了谴责。这个小岛名叫让·雅克·卢梭岛，“有一种天然整饬之美”。“这个以让·雅克·卢梭命名的弹丸之地人迹罕至，显得幼稚、可憎和空洞，有种荒凉感，而且还让人感到矫揉造作，寒酸之至”。在小说中，叙述者对日内瓦不加掩饰的蔑视反映出对让·雅克·卢梭这位日内瓦最著名市民的鄙夷不屑。娜塔莉亚·霍尔丁虽说年少天真，有些不切实际，可是批判起西方来却目光锐利。她指出西方国家“和命运做交易”，暗指它们拿真正的自由与平等来换取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在这部小说中，“西方”被描写成傲慢自大，对东方（尤其是俄国）怀有冷漠的优越感。西方各国觉得它们已经功德圆满，政府、法律、经济制度全都无可挑剔，换句话说，它们的苦日子已经过去。但娜塔莉亚却认为“西方”物欲横流，资本主义催生繁荣，同时却令人的心灵空虚失落，娜塔莉亚希望将来的俄国政府以爱立国，能够滋养民众的心灵。从这点看，她是斯拉夫文化优越论的鼓吹者，相信俄国终将会找到一条有别于西方式民主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因为后者过于强调阶级冲突。在小说中，叙述者和娜塔莉亚讨论这个话题时，对她相信一切人类冲突必将以协和有序告终颇不以为然：
“相互敌视的思想观念达成和解容易吗——难道要用鲜血和暴力将它们弥合起来以达到你所声称的协和有序吗？”
“这难以想象，”我带着恼怒又加了一句。
这个疑问合情合理，很难反驳。但娜塔莉亚的回应表达出对神秘莫测的生命和爱的伟大力量的坚定信念，同样不好反驳。
“事事都难以想象，”她说。“依照严格的逻辑思维，整个世界都难以想象。我们存在于世界里，世界存在于我们的感知中。世上有种必然性要高于我们的观念。流俗于大众既可悲又错误。我们俄罗斯人将会寻找到一种更好的形式实现民族自由，超越人为党派之争——党派之争是你争我夺，叫人鄙视。该由我们俄罗斯人来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
小说中的叙述者老语言教师对娜塔莉亚的观点主张并非完全无动于衷。和康拉德本人一样，老语言教师不相信世上会有一种政治制度可以救赎一个民族，西方民主的种种弊端他也洞若观火，这可以从他对卢梭的鄙夷以及娜塔莉亚批评西方物质主义时他的默认看出来。但他懂得，一切制度在创建时都蕴含着牺牲，他尊重这种牺牲。娜塔莉亚责怪西方唯利是图，拿命运做交易，他这样回答：“我们的交易也许并不崇高，只是在这交易中我们付出的代价过高，由此换来的条款也显得神圣。”这席话很可能代表着康拉德的心声，即西欧诸民族缔造者们的荣誉感、忠诚和牺牲会抵消他们所创造出的制度的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
《在西方目光下》表现出的各种政治教义和制度虽说纷繁复杂，但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的最伟大之处或许还是在于它成功刻画了拉祖莫夫的心理。他的心理在专制与革命的种种力量的角逐中被扭曲撕裂。在英国文学里，拉祖莫夫堪称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中利奥波德·布卢姆之前心理刻画最丰富复杂的一个角色。和其后的布卢姆一样，拉祖莫夫这个人物既展现出生动的心理意识，也展现出活跃而矛盾的潜意识，两者相互作用，令拉祖莫夫既意想不到又无所适从。
读者第一次窥得拉祖莫夫的内心想法是在他回家上楼时。当时他脑子里正在憧憬自己的前程，盼望着通过写作一篇得奖论文来获取功名，在学界赢得声誉。他回想起上届论文得奖者在庆祝时首先通知自己的家人。但他并不心存嫉妒，因为他想到了自己的生父K亲王，虽说他只获准见过他一面而已。他带着满足甚至有些愉快的心情展望今后的工作。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他走进房间，却发现维克多·霍尔丁——这位P先生的行刺者，全国上下正在缉拿的要犯——正在房间里等他。拉祖莫夫震惊之余，心理也陷入分裂之中。他一开始不知所措，紧接着变得狂怒。可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愤怒表现出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拉祖莫夫纳闷自己刚才为何不早早打断谈话，下逐客令，是性格软弱还是其他原因？”
自此拉祖莫夫的人格被痛苦地撕裂，直到小说末尾他和霍尔丁母亲见面后受到触动最终袒露真相为止。他向霍尔丁及其他革命分子发泄怒火，其实是为了掩饰自己出卖霍尔丁后的不安，也是为了蒙蔽自己。他被各种幻觉折磨，霍尔丁的鬼影在他生活中挥之不去。由于深陷两大强势力量之中，一方是专制独裁的政府，另一方是反政府的革命派，同时内心摇摆不定，既想出于正义感行事，又本能地力求自保。在这双重压力下，拉祖莫夫不自觉地向自己的父亲寻求帮助和指引。发现霍尔丁在自己房间后，拉祖莫夫先是打算帮助他出逃。可是事先联系好的马车夫兹米安尼奇喝得烂醉如泥。失望愤怒之余，他用干草叉痛击这个醉酒的车夫，并在回去的路上正式皈依正统信仰，臣服于沙皇权威。他不是经过主动思考走上这条路的，而是被迫为之，一方面出于潜意识中的恐惧心理，另一方面下意识亟需一个父亲的角色来帮助自己，因此不得不和父亲的守旧思想和专制信仰站到一起。危难之中，他向父亲K亲王求助，但后者再次辜负了他，将他交给了阴险冷血的T将军。
康拉德在表现拉祖莫夫人格分裂时使用的是心理现实主义表现手法，这其中的关键在于自由间接谈话的灵活运用，这种叙事技巧可以将读者直接带入小说人物的思想中去，同时在叙述时依旧保持第三人称。在拉祖莫思想突然转变，改信俄式专制时，康拉德熟练运用这种技巧，充分表现出拉祖莫夫意识和潜意识互动时的复杂状态：
专制的眷顾已经进入拉祖莫夫的思想。他现在相信那个专制者会如约而至。
什么是王位？不过是蒙着天鹅绒的几片木头。但王位也是权位。政府这种形式在形状上像工具，像器械。两万个夸夸其谈者倘若因高尚情操而膨胀，并互相倾轧、各不相让，那他们只不过是一堆可悲的麻烦，无法掌握权力，无法掌控意志，什么也无法给予。
他一路上就这样想着，也不看路，只顾着在内心激烈而熟练地与自我交流。过去通常只有经过一番自觉而艰苦的探求，他才能慢慢地想出措辞。但现在他受某种高级力量的启发，变得雄辩滔滔，就像某些宗教信徒一旦皈依后变得口若悬河一样。
他感到一种朴素的喜悦。
“我的思维清晰明辨，实在不懂那个家伙的奇谈怪论在云遮雾绕地指向什么？”他想。“这里难道不是我的国家？难道我没有四千万弟兄？”他问自己，沉寂的胸膛中升起毋庸置疑的得胜感。就连刚才对麻木的兹米安尼奇那一顿抽打现在看来也象征着一种亲密无间的团结，虽然悲怆而严苛，但也是出于手足之情而不得不为之。“不！如果我不得不受难，我至少要为自己的信仰受难，而不能为受我的理性——我那冷静崇高的理性——排斥的罪行受难。”
他停下来思考片刻。心中是彻底的沉静。但他也感到一丝疑惑不安，就像我们走入一个没有点灯的陌生场所时可能会感到的那样。这是在黑暗中产生的非理性感觉，是对看不见事物荒唐可笑的畏惧。
当然拉祖莫夫还远算不上是位老派的极端保守分子。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事物。专制的行政体系……滥用权力……腐败……诸如此类。现在缺的是能干的人，开明的思想，具有奉献精神的心灵。但是应该保留绝对权力给未来伟大的专制者“——”为人类准备的工具。拉祖莫夫信任专制者。历史的逻辑使得专制者无法避免。这个国家的人民也需要专制者。他在心里热切地自问：“难道还有别的东西能让民众朝同一方向一起行动吗？没有。只有专制意志才可以。”
他已经说服自己牺牲个人希冀的自由主义——拒绝这一颇有吸引力的谬误以迎合俄罗斯的严酷现实。“这是种爱国主义，”他在脑海中这样评论，又加了一句，“在这条路上不能半途而废，”接着又自我评价，“我不是个懦夫。”
上述段落给人感觉拉祖莫夫臣服于俄国正统专制信仰是一种心灵顿悟。简单读来，我们也许会觉得拉祖莫夫做出的这个决定是他生活中发生的诸多事件——情感的、政治的、思想的——合力的结果，是水到渠成的，多多少少合乎情理。我们也许会觉得，拉祖莫夫就此成为一位爱国者，成为俄国专制政体的英勇捍卫者。但这部小说的叙述视角和上述篇章中的一些暗示都说明这种简单的解读有待商榷。
在上述段落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描写的不是拉祖莫夫如何突然开窍，而是他如何为自己跛脚的道德立场正名，这种努力部分是下意识的行为。为了保全自己的前程，他必须出卖霍尔丁。而他的生父处于霍尔丁的敌对阵营，令他对自己的这种卖友行为更加心安理得。但无论如何，他确确实实出卖了霍尔丁，这点令他心里“多疑而不安”。这种不安首先来自他明白自己正在加入一个反动阵营。但其实这种不安也表明他的背叛行为是出于恐惧，是为了维护一己之私。当他最后宣称自己“不是名懦夫”时，我们明白他是怕自己背上懦夫和出卖同辈热血青年的骂名。
拉祖莫夫有意识地告诉自己，他新采取的立场是合理的，公正的，甚至“英勇的”，但他的“不安”说明他知道自己既背叛了霍尔丁，也背叛了自己。这个段落揭示出拉祖莫夫来自内外重压下失控的人格。
《在西方目光下》是康拉德自传色彩最为浓厚的一部小说，它涉及与康拉德心理最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康氏其他政治小说，如《黑暗的心》、《青春》、《阴影线》大多以他生活中发生的具体事例为原型，而《在西方目光下》淋漓尽致地揭示出康拉德的抗争，与自己的过去抗争，与形成自己性格并一直困扰自己的各种黑暗事件以及各种关系抗争。正如康拉德专家，英国学者凯斯·卡拉宾所言，“在康拉德所有作品中，《在西方目光下》既不是篇幅最长的，也不是耗时最久的，但兴许是给他带来痛苦最深的。”康拉德在1907年12月着手写作《在西方目光下》这部小说时，和《吉姆老爷》类似，最初的设想只是写成一个短篇，小说的标题起初就叫《拉祖莫夫》。1907年12月3日，在他五十周岁生日时，他这样写道，“写作该书是为了从《机会》中走出来，因为在写作那本书时我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进步。”12月4日，他不顾自己身患痛风，又寄给平克数页《机会》的书稿，让他打印出来，并声称，“我向你透露一个消息，我正着手写作另外一个短篇。你将能在圣诞节后看到——这本书应该能赚点钱。情节是关于一名革命者被自己的炸弹炸死。”
詹姆斯·平克是康拉德的文学经纪人。康拉德向他许诺到圣诞节可以写完这个短篇，可是《在西方目光下》真正完稿是在1910年1月，时间早已过去了两年多，篇幅也扩展成长篇小说，在这期间康拉德还创作出了《秘密分享者》和《文学和人生札记》，以缓解自己在经济上的燃眉之急和心理上的焦灼之苦。但是这种缓解只能是暂时的；《在西方目光下》初稿甫一完成，廉拉德就大病一场，一连两个月什么事都不能做。作家纳伊德在《康拉德传》中引用康拉德妻子杰西的话来说明这场病的严重性以及对康拉德健康的损耗程度：
“康拉德精神崩溃，还受痛风困扰。浑身上下哪儿都疼，喉咙，舌头，头……可怜的孩子，他完全活在小说里，没完没了地写，还坚称大夫和我要送他去疯人院……他已经分不清小说与现实了，甚至和小说里的人物对话。”据说，康拉德自此再也未能完全恢复过来，他的文学创造力也再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水准。这点大体不差，因为无论是否因精神崩溃所致，康拉德此后的小说在激情和深度上都无法比肩《在西方目光下》。
有关康拉德的传记汗牛充栋［这其中写得最好最全面的要数兹齐斯瓦夫·奈德尔的《康拉德传》（2007）］，他不幸的童年广为人知。康拉德生于1857年12月3日，本名约瑟夫·特奥多·康拉德·科尔泽尼奥夫斯基。他的父亲阿波罗·科尔泽尼奥夫斯基出身波兰上流社会，是位诗人，曾将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著作译成波兰语。阿波罗领导波兰爱国运动，反抗俄国占领，结果于1862年被捕，全家被流放至俄国北部的沃洛格达。妻子爱娃1865年患肺结核死于流放地，阿波罗本人四年后也染上同样疾病去世。十一岁的康拉德走在父亲送葬队伍的前列。康拉德善良的舅舅塔迪斯·波博罗斯基承担起抚养他的义务，在经济上资助他，给他亲人的温暖，直到自己1894年去世为止。但波博罗斯基舅舅讲究实际，在政治上相对保守，认为康拉德父亲从事的争取波兰民族独立的运动是堂吉诃德式的胡闹，反而招致自己和妹妹丧命。因此少年康拉德成长在两个世界里，一个要求他投入到不切实际、徒劳无功的反抗中，另一个则要他委曲求全，随遇而安。深陷这对矛盾中的康拉德最后选择前往马赛，成为一名水手，远离位于内陆的祖国波兰。这种选择似乎合情合理。但康拉德心中有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即他主动选择背井离乡是否意味着一种背叛，背叛父辈的信仰。因此《在西方目光下》的写作，包括书中涉及的将他双亲迫害致死的专制力量，背叛、疏离、流亡等主题，以及痛苦分裂的心理描写，对于作家康拉德来说无一不是折磨，令他近乎疯狂。
将《在西方目光下》这部小说翻译成一种“东方的”语言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这部小说本身就是一种翻译。小说中的叙述者尝试把东方世界里发生的种种事件“翻译”给西方世界的读者听，并且在书中一再坦言这几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因为西方人永远不可能真正理解东方。他将拉祖莫夫的日记从俄语译为英语，竭尽所能地翻译那些自己不可能搞懂的事情。
小说中的人物，从霍尔丁开始，接二连三地闯入拉祖莫夫的生活，并一而再再而三地误解他，或者也可以说是“误译”他，而拉祖莫夫也同样在误读、误译他人。这样一个世界很难用任何语言来翻译，正如小说开头老语言教师所言，“词语是现实的大敌”。
因此《在西方目光下》可以被看成是康拉德的“镜厅”（Hall of Mirrors），从中折射出翻译与误译——先是拉祖莫夫将自己的经历录成俄语写的日记，然后再由老语言教师这名叙述者将这部支离破碎、令人费解且很主观的手稿翻译成一个相对连贯的生平自述。最后我们读者是通过叙述者局限的，且时而愤怒、时而困惑、时而不乏偏见的视角才看到拉祖莫夫的种种抉择，他的喜怒哀乐和最终具有讽刺意味的救赎。读者第一遍阅读这部小说时也许像叙述者所言，会迷失在“语言的荒野”。但《在西方目光下》作为一部政治小说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汇聚了专制、民主等诸多元素供分析讨论，并最终发现它们都不足以惩恶扬善。同时这部小说也十分精彩地剖析了一个本性优良而独特的个体在专制灭顶的重压下如何残酷地追求自我。小说同时也反映了作家康拉德在内外交困、身心俱疲的情况下如何将来自过去的悲伤痛苦作为写作素材进行裁剪创作。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目光下》归根结底是一部关于爱的小说，讲述一个误入歧途的年轻人通过爱完成了自我救赎。